詹新泉
1934年5月出生，浙江杭州人，原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6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先后在中南电力设计院、广东电力基建公司、广东省水利电力局、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广东电力行业协会工作。1997年退休。
1961年，詹新泉在浙江大学教室中学习。改革开放前后什么变化最大？
答：从1963年我大学毕业到1997年退休，我在电力行业整整干了34年，亲身经历过广东电力发展的起起伏伏。刚刚改革开放那会儿，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有两个事。
首先是电力规划设计工作重新得重视。我长期从事设计、规划、建设工作，对此深有体会。文革的时候，电力设计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1968年7月，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强占广东电力设计院的办公大楼，生产陷于停顿，资料散失。不久又实行军管，继而将设计院解散。那个年头，时兴搞“三边工程”，边设计、边规划、边建设，甚至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造成很多浪费，还耽误工夫。
文革一结束，开始治理整顿，强调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1978年7月，恢复设立广东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了专门的设计单位，电力勘测、规划、设计等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电力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前从没搞过。
1983年，我们编制了《广东电力工业二十年规划（1981-2000年）》，这是广东电力工业发展的第一份中长期规划。
这份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我们在大量的调研、论证和测算的基础上，系统地回顾总结了历史发展经验之后制定的。不过，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受当时的认识局限，规划制定得比较保守，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此后几十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会那么快，天翻地覆，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其次是知识分子重新得到重视。文革的时候，到处弥漫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压抑气氛，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和冲击，不少技术干部被揪斗和下放“五七”干校。刚才说的广东电力设计院，解散时有90多人被迫从广州迁到韶关曲江县乌石镇。我当时还在中南电力设计院工作，任设计室主任，又是个知识分子，自然也逃不脱当作“臭老九”批斗的命运。
1970年，中南电力设计院解散，我被分派到广东电力基建公司设计处，后来又调到了省电力工业公司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左”的错误，解除了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东省电力勘测设计院的恢复设立，其实就是一个政策风向标。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和省电力局另外一名同志去省委参加一个关于建设方面工作的会议，参会的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还有各个厅局的负责人，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主持会议。人到的差不多了，会议还没有开始，习仲勋书记问：省电力局的同志到了吗？在哪里？我们坐在会议室后排，连忙站了起来。习仲勋书记又说：请你们到前面来坐，不要坐在后面，今年开会是研究专业的问题，要听你们讲，你们是专家。他说话很和蔼，笑眯眯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座次排位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个小事，里头大有讲究。省委书记专门把我们叫到前面去坐，意味着什么，大家心明眼亮，这是党和国家重新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信号，风向变了，说明了文革那套做法一去不复返了。
1983年，詹新泉与夫人魏荣荣、女儿詹少平在深圳留影。黄埔发电厂的建设情况？
答：你说的没错。70年代后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广州石油化工厂兴建。为消化该厂的渣油，广东在珠江河畔同时兴建黄埔发电厂，安装4台12.5万千瓦超高压燃油机组，这是我们梦寐以求难得的机遇。
经过几年的艰苦建设，第一台机组于1978年7月建成投产，后三台机组分别于1979年2月、1980年9月、1981年6月建成投产，成为广东第一座大型火电厂，对减轻全省电力紧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黄埔发电厂的建设，我参与的比较多，情况比较清楚。我当时是省局的基建处长兼黄埔发电厂的现场副总指挥。
那个时候，省电力局办公楼还在西村发电厂这边，距离黄埔发电厂有30多公里。我要负责基建处的日常管理工作，又要经常往电厂工地跑，来回一趟很不容易。所以我经常是吃住都在电厂的工棚里，家偶尔回去一下。说起来，家在广州，工地也在广州，人却回不去，跟在外地出差一个样。
住的条件差，吃的也不行，工期紧张任务又重，大家都是加班加点地干。讲到条件差，除了夏天工地炎热蚊虫多、冬天工棚漏风不保暖外，最突出的问题是吃的不行。当时粮食国家实行配给制，每月给的定量还行，能够吃饱肚子，主要是几乎没有肉类吃，一日三餐都是清汤寡水的。你想，工人们每天干重体力活，风吹日晒的，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那怎么能行？
1978年底，广东省副省长李建安到电厂工地来现场调研，我们就做了顿肉包子来招待他。李副省长一看，说你们这里可以啊，还能吃得上肉包子！后来一了解，他才知道，电建工人一人一天只有2分钱的猪肉指标，这顿肉包子，是大伙将一个月的猪肉指标集中起来给他做的。李副省长很是感动，当即指示省里有关部门，给每人增加到了5分钱的猪肉指标。后来省长刘田夫又将指标增加到了1角钱。打那以后，工人们的伙食稍稍有了改善。别看就多了那么一点点肉，在物质馈乏的年代，可是很不容易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调整能源政策，要求把发电机组由烧油改为烧煤，省下石油出口创汇。黄埔发电厂是省里的骨干主力电厂，4台都是燃油发电机组，刚投产的新机组、新设备就变成了油改煤的对象。
对此，我是坚决反对改的，领导班子也统一认识、顶住压力不改。因为我们认为，黄埔发电厂刚刚建成投产，全新的设备，改来改去很麻烦，浪费钱、耽误事。燃油供应方面，广东有灵活政策，省政府给我们以外汇支持，全部进口，不占用国产油的计划指标。加上电力极度紧张，保证电力供应是第一位的，不适宜立即推行油改煤工程。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供电形势稍为有点缓和后，这几台发电机组才进行油改煤改造。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样做是切合实际的，也是敢担当有作为的。当然，这里头如果没有省政府的支持，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创收外汇作保障，恐怕我们顶也没有用。
1995年春节，詹新泉与夫人在公园散步。全省当时缺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答：广东缺电由来已久，有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工业多集中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广东经济建设以农业为重点，电力投资严重不足，发展速度缓慢，从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电力紧张。
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央给了广东先行一步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广州、湛江及珠三角的7市21个县创办经济开发区，经济超常规发展，电力需求一个劲地往上窜，远远超出了电力建设的速度。这样一来，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以1982年为例，全省缺电39.4%，个别地区缺电高达50%。
由于严重缺电，工业用户“开三停四”，当时省里面测算过，全省有30%的生产能力因为缺电得不到正常发挥，一年损失产值超过100亿元。临时性拉闸限电更是稀拉平常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最严重时，有的线路一年停电超过1600次。像政府机关这样重要部门都保证不了。
1982-1983年我在深圳供电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那会儿，有一次，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组织全市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在礼堂主席台上正讲着话，突然间扩音器没声音了，停电了，会议被迫中断。梁湘站起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一了解，原来是市政府的一条线路给临时性拉闸限电了。这里面虽然有不掌握情况和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但那时候电力确实紧张到了极点，党政机关停电并不少见。
由于严重缺电，全省城市实行分片区供电，群众意见很大。后面实在没办法了，不少的工商业用户就自己买柴油发电机发电。到了晚上，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象，沿街两旁的商铺，都摆放着一台1-4马力的柴油发电机，发出“砰砰砰砰”的声音，响彻夜空。因为那些商铺、饭店不自己发电，生意没法做了。
那时候，尽管我们开足马力大干快上，但因历史欠账太多，缺电始终是我们电力部门的一块“心病”，在整个80和90年代都挥之不去。
可以说是严重缺电倒逼着改革措施的出台，进而推动电力建设吗？
答：确实是这样的。经济在快速发展，工业缺电，商业缺电，农业也缺电，形势逼人。为解燃眉之急，广东被迫连年向香港购电，1979年购港电2.52亿千瓦时，到1990年，已增至14.93亿千瓦时。要知道，这些都用对港供水的外汇买来的，或者是用山西煤换来的。但这都是些短期性应对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于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彻底抛弃一直以来独家办电的做法，向集资办电、多家办电转变，电力建设才逐步摆脱了低迷状态。
搞建设，先得有钱。1981-1986年间，省财政预算向电力拨款共5.89亿元，平均一年才1个亿，杯水车薪，缺口巨大，怎么办呢？很显然，光靠国家单一渠道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社会各方力量调动起来、把外资引进来。于是，广东推出了一系列多渠道集资办电的政策。
例如，通过减免电力行业的税收，建立电力建设专项资金；通过征收电力建设费筹集建设资金，专款专用；通过发行有息有奖的债券等方法，向社会筹集资金；通过借外债8000万美元，用于进口电力设备。我们在电价领域也进行改革，采用“高来高去”、涉外电价、收取服务费、燃料附加费等办法，筹措电力建设资金。
当时推行“谁建、谁有、谁用”政策，就是我提出来的。还有，1984年，我们又提出“谁出资谁用电，多集资多用电，早集资早用电”，出让买电权也搞到一部分资金。再就是利用外资了，大亚湾核电、沙角电厂B厂、500千伏沙角—江门输变电工程、220千伏新会、南海变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工程都是利用外资建设的。
这几板斧砍下来，电力建设资金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了资金。大概到1987年左右，电力建设资金就不再需要财政拨款了。口袋有钱了，事情就好办多了，电力建设速度明显加快。
搞建设，还得有物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建设物资都是统一调配的。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突飞猛进，建设物资供应更是紧张，很多东西你有钱都买不到。
例如1984年动工的沙角电厂A厂，是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一期装机3台20万千瓦机组。因为物资供应不上，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进度，省政府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是搞不到物资。记得1985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到沙角电厂A厂视察，组织上安排我这个分管建设的副局长来汇报。当时大家建议我在汇报的时候，要向李鹏副总理提一下这个物资问题，希望他能跟国家有关部委讲一讲，为我们解决一下困难。
你想啊，那么大的领导到广东调研，来一趟不容易。而我们满脑子想的却是怎么将物资紧缺这种小事上达天听，可见当时物资紧缺到了什么程度。
1990年12月26日，詹新泉陪同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副省长匡吉到云浮电厂工地视察。为加快电力建设，您做了哪些工作？
答：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全面改革和创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广东电力逐步走出一条电力建设统一规划、电网统一调度管理、以电养电和多家办电的新路子，而且越走越顺。
进入90年代初期，电力建设规模空前，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投产发电装机容量和输变电工程建设，都是史无前例的。
当时新建的省属电厂的规划、选址、建设我都参与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要全省各地的跑，到各个选址实地去看一看，有的在山里、有的海边，多是些野外荒地，有路走的还好一点，有的压根儿连路都没有，要爬山涉水进去查勘。往往是拎着包出去，一去好几天。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台山发电厂的选址。当时这个厂规划选定的地方是台山铜鼓湾，离县城有几十公里远，那里一边是山，一边是海，中间有一大块平地，计划用来建一个大的电厂。
设计方案报到国家部委初审后，北京那边派项目评审专家过来看现场，我陪着他们去。去那里可不容易，因为没有通路，要进去，要么翻山越岭走路去，要坐船从海上去，很不方便。
我陪着专家看完选定的厂址后，觉得电厂燃煤都是海运过来，需要一个卸煤码头。铜鼓湾这个地方，海岸水深不够，需要挖深之后方能修建码头。而港池挖出来的泥沙，最早的设计方案是用船把泥沙拉到公海倒掉。
我认为这不科学，于是提议将港池泥沙挖出来后直接在岸边填海造地。这样，既可以节省泥沙的处理费用，又可以扩大厂区建筑面积。广东电力设计院根据我的意见做出新的方案上报中央，结果被采纳了。
1994年，台山发电厂项目筹建工作正式展开，至今已建成投产9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900万千瓦，成为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其中大部分厂区的占地，就是挖港池的泥沙填成的。
1993年，广东核电蓄能配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评比会，副局长詹新泉（右三）。小平同志曾说“把大亚湾核电站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典范”，“典范”二字您怎么理解？
答：大亚湾核电站是广东也是全国首个中外合资（港资）的大型核电项目，成套引进法国设备和技术，起点高、技术新、要求高、投资大。
我们没有搞过这么大的发电厂，更没有核电建设方面的经验，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对是否上这么个“大家伙”，当时争议很大，光论证就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有的专家认为，搞这么大个项目，还要借外债，太费钱了，不如开发西部的水电，把西电送到广东来。
最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板决定下来要建设的。那个时候，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这个项目，电力部核电办、省政府和我们省电力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都深度地参与。
有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1982年左右，国家计委、电力部、省政府和国内外的专家，在省电力局召开大亚湾核电项目的论证会，讨论省电力设计院提出的设计方案，我作为省电力局的代表做主要发言。开论证会嘛，大家都谈看法提意见。
第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单机容量问题。我力主单机容量起步为90万千瓦。就那个年代而言，上一个20万、30万千瓦的机组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建单机90万千瓦，历史上没有过。所以有的专家和领导觉得，单机规模过大，一旦有点什么问题，电网承受不住，生产运行安全方面容易出大问题，建议上单机45万千瓦的。
我说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固步自封。
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网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是个趋势。一个大型核电厂的建设周期要十头八年，等到核电厂建成投产时，电网规模就发展起来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其次，要把广东和香港两个电网放在一起来算，这样一来，上每台90万千瓦机组，电网是完全承受得住的。
我之所以坚持己见，心里面是有底气的。因为那几年，我一直在主持编制全省电力发展规划，和规划设计部门一起，对此做过许多论证和科学测算的。
后来，评审专家一致通过了我们提出的设计方案，第一期工程建设2×90万千瓦机组。1、2号机组分别于1994年2月和6月投入商业运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形象，成为中外合作的“典范”。这对推动我国核电设备和技术从引进、到制造、再到出口，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坚持是对的，是很有价值的，走出了一步好棋。
把广东和香港两个电网统筹起来考虑，您的思维很有超前性
答：也不是什么超前性，而是现实如此。我们和香港之间在电力领域的合作，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了。
1979年3月就实现了粤港联网，后又向香港买电。最重要的是，香港的资金成了广东电力建设一个重要的来源。
比如大亚湾核电站，就是双方合资建设的，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亿美元，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亿美元。我告诉你，这间香港公司是中华电力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核电站合同1985年1月18日在北京隆重签字。
大亚湾核电站论证的时候，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是：电怎么卖？
有的人说：广东缺电这么严重，我们通过中国银行从国外筹措及出口信贷和商业贷款，好不容易弄来的外汇建个这么大的核电站，却把大部分电量供给香港，不合适，应该主要供内地自用。
我的意见，现在概括起来就是“两头在外”，一头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把核电站建起来，这个已经比较确定了。另一头就是销售在外，我主张发的电主要卖给香港。
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电价比内地高。1995年平均上网电价为5.7美分/每千瓦时，此后多次变更，最高时达到6美分/每千瓦时。我们出口电力换外汇，用换回的外汇一方面还贷款，一方面作为电力建设的资金。最后，有关部门采纳了我提出意见建议。根据粤港合营协议，大亚湾核电商业运营后，总电量的70%在香港销售，以直接收取外汇偿还工程贷款。
我掌握的数据不太完整，不过也能说明问题，1995—2002年大亚湾核电站累计创汇46.67亿美元，基建还贷还本付息已达84.7%。
不过呢，话得说回来，那些提出大亚湾核电应当主要供内地自用意见的专家，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当时广东这边缺电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了。关于利与弊之间的争论，往往只是各自看问题的角度或者说出发点不同罢了。
退休后的詹新泉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推进大亚湾核电站规划建设过程中，您有什么感悟？
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工作要做在前面。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早在大亚湾核电站筹建之初，我们就已做了大量工作，组织计划规划口的力量，把全省合适建设核电厂的地方都勘察个遍，发现一共是20多个适合核电建设的地点。等到国家拍板建设、确定供港为主方案后，我们立即将离深圳市区和香港直线距离分别为45和50公里的大亚湾畔大坑村麻岭角确定为核电地址。
因为，规划勘察走在了前面，准备充分，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大亚湾核电站这个大项目推进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滞，挺顺利的。
还有，后面在规划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配套工程—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的时候，我们委托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根据广东的地形、地质和水文气象条件，对全省的抽蓄资源进行普查，除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外，仅粤东、粤西地区的普查，具备建设大型抽水蓄能电站的点共有35个，单站可装机容量30—650万千瓦、水头212—1000米不等，总装机容量可达6643万千瓦，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
日后随着广东电力的发展、电力系统调峰的需要，可择优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