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洲

  1938年9月出生,广东广州人,原广东省电力工业局试验研究所副总工程师。1959年3月参加工作进入广东省电业局中心试验所,1992年获首届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退休。

  听说1978年刚好是中试所成立20周年?

  答:是的,中试所是1958年下半年成立的,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们单位刚好走过20年的发展历程。这20年里机构隶属、名称和办公地点几经变迁。

  1978年我们的名称是广东省电力工业局试验研究所,所址在伍仙门。那时候,十年动乱刚结束不久,所里的试验、科研等工作百废待兴。

  而我呢,则是1959年中专毕业进到所里,可以说是跟着中试所一起走过来的。刚开始时,中试所设电气、热机、化学三个专业,我属于电气专业,主要从事高压电机方面的工作,为一些发电机作诊断、分析,解决一些故障问题。

  经过了20年的发展,中试所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不俗的成绩。但整体实力远远比不上华北、东北这些国内领先的电力试验研究机构。我们的技术人员数量不到他们的一半,试验环境和硬件设备更是相差甚远。许多业内比较尖端的大项目,比如发电机绝缘老化鉴定等,我们都很难独立承担。在跟一些大单位、高等院校合作做项目时,只能做一些辅助配件的研发工作。

  记得在1979年的全省技术监督会上,广东省电力工业局总工程师谢培康说,中试所在科研和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可惜没见到有文章在《中国电力》期刊上发表过。老实说,听到他的这一句话,我心里挺受伤的。因为我也不甘心啊。

  想要突破,就不能安于现状。我在想,大的科研攻关项目中试所暂时搞不了,但可以从一些小的项目中去寻找突破点呀。从那开始,我就留意一些小的技术问题。

  197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新丰江水电站7.25万千瓦水电机组准备更换定子线圈,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以验证一下发电整机超低频耐压试验的β值(超低频电压与工频电压的等价系数,β值1.15较合适)。这项试验是要对发电机进行耐压打穿的破坏性试验,如果拿正常机组来做试验,危险性很高,一旦击穿发电机的定子绝缘,就很可能造成设备损坏、停机检修。当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一组真实的数据来验证它。我连忙赶新丰江水电站,与他们进行合作。通过反复测试,得出了9组真实数据,发现β值在1.1至1.2之间的概率很高。

  1980年,我在全国发电机专业会议上,与参会专家一同分享了上述成果。来自华东电科院的讨论组组长——资深专家朱匡宇教授非常诧异,说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如此客观、真实、有说服力的数据。1981年,在朱匡宇教授和原电力部北京电科院盛达昌教授的大力推荐下,我撰写的《用递增交替对比法验证发电整机超低频耐压试验的β值》在《中国电力》上刊发,实现了中试所在国内电力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零”的突破。

  从那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通过电话、邮件、登门拜访的方式跟我们联系,共同研究探讨学术问题,广东中试所在全国发电机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逐渐扩大了。

1984年,汤显洲在深圳110千伏罗湖变电站。1984年,汤显洲在深圳110千伏罗湖变电站。

  改革开放初期,中试所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先进设备吗?

  答:8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全国电力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广东先行一步,引进不少国外的电力设备,这就为中试所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983年,深圳110千伏罗湖变电站动工兴建,这是广东首座采用户外设备户内安装的变电站。该站于1984年7月13日建成投运,初期装有2台常州变压器厂生产的主变压器。站内110千伏一次设备,全部是引进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110千伏SF6组合电器,也就是俗称的GIS,这在当时国内还是第一台。中试所承担的GIS设备交接试验,需要高电压,按当时的技术条件,得搬置几十吨重的高压试验设备到场组装,耗时耗力。

  中试所所长周良才听说,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进口了一套美国HP公司的谐振装置,能通过谐振原理补充电容,达到高电压,不需要再搬运高压试验设备。但这一装置贵得要命,购买要15万美元,借用更贵,一次高达7.5万美元,另外每天还得花500美元(差旅补贴)请专家来指导。如此高昂的费用,怎么做?那时的省电力局副局长颜鸣鹤问:“我们中试所能不能做试着研发一下?”

  我们想,如果能研制这个谐振设备,绝对是在相对较少人研究的、多专业交叉领域寻求突破的好机会。虽然当时在全国电力技术研发领域,中试所整体实力偏弱,但未尝不能试一试。周良才所长向颜鸣鹤副局长表达了我们的决心和想法,得到了他的赞许和支持。不久,省电力局下拨了8万元,给我们作自主研制的经费。

  随后,周良才所长和我两个人组成专项工作组。一开始,我们多次与中华电力公司沟通,寻求协助,可对方只愿意提供一张设备照片。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明确分工,从设备的基本原理开始研发攻关——周所长主要负责线圈、绕组等设备制造,我主要负责设计各零件之间的组装和配合,完成包括每一个螺丝钉在内的总设计图。

  经过近半年的潜心研究,1984年,我们终于完成了总设计图,提交给广东省电力设备厂负责生产制作。而此时,另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加工生产问题。面对这个全新的设计,生产加工人员不知从何下手。时间紧迫,不容拖延,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自荐担任设备生产总负责人,先让几大生产车间熟悉新设计的原理、把握好设计的关键点,然后统筹协调好各车间生产工作,特别设备间的兼容和联通问题。

  那段日子,我和工人们一起工作、吃饭、睡觉,一遍一遍向他们叮嘱和解释,终于在1984年6月GIS试验前,生产制造出“CHX-230(460)可调电抗器”。

  说实话,在试验开始前,美国、日本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技术专家对我们并不看好,认为试验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为什么呢?一来是因中试所在他们心目中还没有多大的份量;二来是因为时间仓促。我们自制的电抗器还没来得及包装刷漆,样子“陈旧”。

  但实验结果呈现出的完美波形,让大家都惊喜万分,整个变电站里的欢呼声、喝彩声直到现在都回荡在我脑海里。从那一年的夏天开始,“广东电力人”让他们刮目相看。“CHX-230(460)可调电抗器”自此一举成名,1985年获得国家新型专利,1988年在首届国际专利及新技术设备展览会上获得金奖,成了中试所的招牌产品。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接再励,研制了CHX-460、CHX-650调感式谐振耐压装置,生产10余套,用于省内外变电站SF6开关和GIS试验。后来,又研制出这项成果的衍生产品——CHX-690调感式串联谐振耐压装置,用于大亚湾核电站交流耐压试验。

  正因为有了这项研发应用成果,1992年,国务院表彰为国家工程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专家,我有幸获得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中试所参与了大亚湾核电站相关工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答:1989年,大亚湾核电站400千伏、500千伏高压试验工程在全国招标,中试所的应标工作由我负责。投标前,大家都说我们不可能中标。

  一是因为参投的东北、华北、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是区域级电力试验研究院,而我们只是省级试验所,无论是层级还是实力,似乎都相差太远。

  二是因为大亚湾第一期试验工程是东北电科院承担的,他们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合作经验也丰富。

  “干坐着天上不会掉馅饼,还是要积极行动!”于是我组织制作了一个宣传录像片,完整地介绍中试所的业绩、人员和设备配备及质量管理体系情况,还配上中英文解说,长约20分钟。

  果然,谈判一开始,这个录像片就发挥了作用,受到了法方代表、港方代表和国家核电部、大亚湾核电站专家的广泛好评。于是,我趁热打铁,向对方建议:东北院、华北院、华东院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但大哥能做的小弟也能做到,并且做得认真、做得用心;我们地处广东,运输及人员进退场方便,试验成本较低;同时大亚湾核电站将来要并网运行,作为广东电网技术参谋部门晚介入不如早介入,有问题还可召之即来。

  当时,我既是技术谈判代表,又是商务谈判代表,我结合平时所学习和工作积累,详细回答了甲方——法方、港方和核中方提出的关于人工成本计算、利润、税金、设备节旧、运输、保险、风险评估、工程项目预算分解等等问题。

  根据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我们提出大亚湾核电站400、500千伏高压试验工程总价为100万元人民币,其中特大容量GIS的耐压试验一项的收费定价是——耐压一分钟30万元。

  记得在商务答辨会上,甲方问:你们的报价是如何构成的?每天人工费多少?我答:人工费按每人每天220元计算。他们又问:您们的工资每月才100多元,每天只有5元,为什么人工费是220元?我答:每天5元是职工现有实际收入,还不包括住房补贴、医疗和福利。根据有关合同资料显示,外国人在中国出差住勤补助每人每天500元美金。我们中国技术人员也是人,每天200元人民币应该不算高。这么一比较甲方以后就不敢再提了。

  经过商业谈判、技术谈判等几个阶段的竞投比拼,最后我们在亚洲级的大亚湾核电站400、500千伏高压试验工程国际投标中夺标胜出!

  1992到1993年,中试所参与了大亚湾核电站400、500千伏高压电器验收试验,并把自行设计的CHX-690调感式串联谐振耐压装置用在了GIS交流耐压试验上。

2015年12月16日,汤显洲出席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高压技术专业委员会年会。2015年12月16日,汤显洲出席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高压技术专业委员会年会。

  在大亚湾项目之后,您又参与了哪些工作?您是1999年退休的,怎么到2016年才离开工作岗位?

  答:大亚湾核电站高压试验项目完成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奔走在各大发电厂之间,做一些分析诊断、研究创新工作。

  直到1994年,我的职业生涯又一次发生了改变。当时,广东第二座核电站——岭澳核电站高压试验工程招标,我们想继续参与竞标。但这次不一样了,甲方需要承包方取得ISO9000资质认证,而我们没有,自然被刷了下来。

  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认证是大势所趋。对内可强化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和企业文化;对外可提升企业形象和市场份额。于是,中试所派我去北京学习,申请相关资质。

  老伴问我:“你都50多岁的人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我说:“单位安排我做事,我就要把它做好。多学点东西,人更精神。”

  当时我们的授课老师,是我们国家取得ISO9000资质审核的第一人——中国计量检测中心田园教授,我跟着他,学懂、掌握了定制化管理和5W1H计划管理方式,“除非不说,说了必须做到”的工作理念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1996年底,中试所制定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和申请ISO9000的目标,随后成立了“申请认证小组”和“申请ISO认证办公室”,第二年年初,广东省质量管理协会与中试所签了合同,帮助我们建立质量体系并申请认证。

  接下来,中试所撤销了申请ISO认证办公室,成立质量管理办公室,从策划与设计、文件编制、试运行、审核和评审,历时一年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一天,我们终于通过了广东质量体系认证中心和德国技术监督协会TÜV CERT认证机构认证,成为了全国第一家获得质量体系认证的电力试验研究院(所)。

  1999年,我正式退休了,因为对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非常熟悉,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被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高压技术专业委员会继续聘用,一直到2016年,我才正式结束工作,在家养老。

  回顾60年的历程,广东电科院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试研所,慢慢发展成全国甚至全球技术领先的科研试验机构,是靠着一代代技术人员近乎“执拗”的追求得来的。

  如今我80岁了,还是喜欢跟年轻人交流,喜欢学习新知识,我常回到院里看看新出的科研成果,大家都喊我“老汤”,但我觉得我还是像“小汤”一样喜欢探索和尝试。

  (来源:广东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