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伟，1945年8月出生，广东大浦人，原广东电网公司助理巡视员。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在沈阳变压器厂、韶关冶炼厂、广东省电力工业局机关、沙角C发电公司工作。2006年退休。
2018年10月13日杨文伟参加本部离退休人员敬老节茶话会。您是先去沈阳变压器厂，然后去韶关冶炼厂，再到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工作的吗？
答：没错，我一生工作过三个单位。
1968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原想南下回到家乡广东来，但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身不由己，被分配到了沈阳变压器厂。
后来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并结婚，她当时在韶关工作。1975年，韶关冶炼厂去沈阳招人，我得知后就夫妻分居两地为理由提出调动申请，组织关照，最终如愿以偿。
1981年，我爱人调到了南方日报社工作，我也就跟着来了广州，进了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别人是“夫唱妇随”，我是“妇唱夫随”。
您之前单位都在技术岗，怎么到省电力局却做了秘书呢？
答：当时省电力局很缺会写重大文稿材料的人，学理科出身的，文笔不太行，写出来的东西像流水账；学文科的呢，又不熟悉电力，有时候开个会，连大家说的一些专业名词也听不懂，弄出来的东西上不了档次，甚至贻笑大方。
领导见我是科班出身，技术岗做了这么多年，专业方面肯定是没问题；又见我爱人是报社记者，硬说我这个记者家属，耳闻目睹了这么多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文笔应该也过得去。就这样，从没摸过案头笔的我，就去了办公室当了一名秘书，干起爬格子、搞材料的营生来了。
当时办公室就两个科室，一个是秘书科、一个是档案室。
秘书科的科长和副科长手下只有两个兵，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几个人要对接9个局长、2个总工程师，这在平时还勉强可以应付，但到了年中或年末就不行了，各种工作总结、情况汇报之类的文稿很多，一忙起来基本上好几天都不用睡觉。
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脑，写东西都是先手写，再打印，然后交科长修改、主任审核，最后才交领导审定，每改一次都要重新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一篇材料从起草到最后定稿，要反反复复折腾四五次，有的甚至十几次，很是磨人。
当时秘书圈里有这么一句话：“没昏没晓、没完没了、没饥没饱”，确实是这样。
1996年，杨文伟在办公室工作照。作为广东电力办公系统的老前辈，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答：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主要有这么两点。
首先要谨慎。
谨慎是因为在办公室工作，不论是秘书还是主任，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别人理解为领导的意思。所以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心里都要有数，不然很容易惹麻烦。
当然，要谨慎并不是要你什么都得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缩手缩脚，什么都不敢说、不敢做。
记得是1996年，我跟着省政府钟启权副省长、省电力局吴希荣局长去北京参加国务院研究核电价格问题的会议。
车子沿着府右街进入中南海西门，左拐右拐，来到国务院会议室门口---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南海。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经理邹家华主持，参会的还有一些部委负责人。
当时大亚湾核电站已交付生产，但香港没办法消纳大亚湾生产的全部核电，所以当时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有广东要不要、能不能按照上网价格收购大亚湾供给香港后的剩余核电。
要知道，现在核电比起火电、煤电等上网价格都偏高，更别说十多年前，当时在广东水电、风电等销售电价是3毛多，可核电上网价格是五毛多，要是将核电全部收下的话，广东起码得亏20多个亿，这还不算线损、电力设施维护等费用，广东根本受不了。
但当时的北京高层不是这样理解，而是觉得广东不肯让利。
会上，邹家华就直接问：“广东为什么不实行峰谷电价？”话音一落，会场上顿时陷入死寂。我看这样沉默下去也不是事，就腾得一下站起来，鼓起勇气说：首先，峰谷电价不符合广东用电负荷特点，广东以轻工业为主，峰口差别大。其次，小水电多，一般是高峰期自用，低谷期给供电局。最后，核电24小时平均送上，没办法平衡。
邹家华听后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后来大家都知道，大亚湾核电站所生产的电力70%输往香港，广东消纳30%。至于当时我说那番话，究竟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我就不太清楚，也无从考证咯。
其次是创新。
我是搞技术出身的，喜欢接触新事物、尝试新东西。在办公室这些年，我觉得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一手推动了办公自动化，说起来你们现在还在受益呢。
以前没有电脑，我们写东西都用钢笔在稿纸上手写，俗称“爬格子”，写完后交打字员用老式铅字排版打印机，没法保存和修改，一有改动就必须从头再打，费时费力。
我当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为提高办公效率，我密切关注市场上办公自动化设备与技术的更新换代，从复印机到传真机，从四通打印机到激光电脑自动排版机，从电脑的单机操作再到OA系统的建立，我花了不少心思与精力。
不过，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阻碍，譬如打字，很多老员工已经习惯了用手写，要他重新学打字，心里头有些抵触、甚至抗拒。
于是我就组织举办全省打字比赛，督促他们去学新技术，进而推动办公自动化。可以说，当时我们电力的OA系统推广应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领先的。
经过多方调研，广东在1987年后走上了一条“以电办电”的道路，您可以说说当年调研情况吗？
答：广东的改革开放比较早，国家给了广东一些特殊政策，设立特区，引入外资，鼓励民营，整个经济社会一下子红火起来，各行各业用电需求猛增，但电力建设却跟不上这种发展节奏，一直在拖后腿。
当时缺电到什么程度，你们今天是无法想象的。省内许多地方工厂每周实行开三停四，有的农村一周只能用电一天。在广州市，居民频频向市长专线电话告急，最多一天打了100多次。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省长叶选平说，想发展，不能没电，在广东，要不惜一切加快电力建设。
为破解电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我跟着省体改办的一位副主任，用了五六个月走遍了全省各地级市进行调研。之所以要我一路陪同，是因为我能把有关电力方面的专业问题说清楚。摸清了情况，找出了问题所在，就能对症下药。
1987年3月，省委省政府同意广东电力工业局实行“投入产出，以电办电”发展目标承包制。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省电力局原来上缴的“三税”（供电环节产品税、所得税、调节税）和征收的电力建设费全部转为电力建设专用基金。有了这笔钱，电力建设一下子就活起来了、火起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感觉这是广东电改史上步子迈得最大的一次，取得成效最大的一次。这个“承包制”前后一共实行了15年，正是这15年，广东电力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985年4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高来高去”搞活广东电力生产建设》，说广东正在实行多渠道筹资、多方面办电的改革方法。这篇文章在《中国电力报》上发表后，在全国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其它省的供电部门和行业的人来广东取经，但回来以后都没成功。
因为这种搞法，当时除了广东省，哪个省都行不通。对于他们来说，我们走的路子太过超前了，因为没有哪个省（区）有广东省委省政府这样大的决心和魄力。
1994年，广东省开始管理和规范电价，让农民用得起电，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答：当时电力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地方小火电上网电价高，用户负担重。尤其是农村，有的地方一度电3元多，农民用不起。
1994年4月，省物价局、省电力局共同组织几个电价调查组，对肇庆、惠州、汕头等10个市，以及其管辖下的20多个县（市）、30多个镇（乡）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分析，然后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我省目前电价情况的调查报告》。
报告总结了全省电价偏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由省政府出面，运用行政、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综合治理。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吴希荣局长向朱森林省长汇报有关电价、小火电、农电管理方面的情况。原本只给我们半小时，结果用了两个半小时。吴局长汇报时，朱省长听得很仔细，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在一旁作解答或补充。
不久，省委省政府以粤府办〔1994〕40号文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电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广东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这剂电改“良药”虽然没有1987年“以电养电”的政策下得猛，但它奠定了广东电价的基础，意义也很大。
广东率先开始电力改革时，您时任助理巡视员兼办公室主任，当时做了哪些工作呢？
答：从2000年到2002年，广东电力体制改革大戏一幕接一幕。
先是政企分开，再是厂网分家，还有卖电厂建电网、电网筹备上市以及竞价上网这几件事。期间，我直接参与的是厂网分家。
众所周知，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做起来并不容易，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厂网分开也不例外。
当时广东电力工业局马上成立了厂网分开联合工作小组，由我负责员工去向分配工作。
8月8日，游宁丰副省长正式为新成立的广电集团和粤电公司揭牌。
我们工作小组，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制定了新公司组建方案、资产分开方案、人员安排方案、机要设置方案和企业章程的，办理了两公司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筹办了两公司成立揭牌庆典仪式等，工作节奏紧凑而有效。
2002年12月29日，杨文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电力新组建会议。听说您作为南方电网公司筹备工作组成员，参与整个组建的过程？
答：2002年2月，国务院以国发〔2002〕5号文发布了关于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提出按照厂网分开、主辅分离的原则，组建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建设投资企业。广电集团公司划归南方电网公司。
随后，由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思平牵头，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筹备小组下面又按财务、人资等部门分了好几个工作小组。
那时，我刚从沙角C厂调回，也加入工作组，主要负责南方电网公司的章程起草。为此，我们先后去了云南、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广泛听取意见，与各省（区）政府商谈组建方案。另外，还去了国家电力公司，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和做法。
当年，在深圳大梅沙，张思平副秘书长牵头召开了五省讨论南网组建方案和章程的会议，我担任会议记录人。
到了9月，中央又下文成立南方电网公司筹备组，具体负责南方电网公司筹备组建工作，原先省政府成立筹备组解散。
新的筹备组组长由当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南方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袁懋振担任，我在筹备组下的一个工作小组担任副组长，协调组长曲曙的工作，主要负责起草公司章程和组建方案。起草完成后，先交给广东省政府修改，然后递交给筹备组，最后由筹备组呈报中央。
2002年12月中旬，我和曲曙就来到了北京，等方案的批复。12月29日，我们接到消息说，不批了，先挂牌成立，挂牌大会就在人民大会堂。于是，我和曲曙赶了过去，参加了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公司大会。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就站在会场中央的主席台上，宣布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11家新公司正式成立。
当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次会议，其影响竟会是那么的深远，成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一页。
记得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当时只道是寻常。每每想起上述的一幕，我现在常常还有这种感叹。
（来源：广东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