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棣芳
1944年1月出生，广东广州人，原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经理。1968年6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电业局下属广东省电力基建公司工作，曾任技术员、副经理。2003年12月退休。
改革开放之初，您在参加的一些重大项目建设中具体干哪些工作呢？
答：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时候，我在变电试验班将近两年，而从自己毕业参加工作，进入省电力基建公司则是整整十年。
1977年1月1日，省电力基建公司分拆为火电工程处和输变电工程处，我由于参与变电站的调试比较多，就被安排到输变电工程处变电工地试验班当技术员，从此我就在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一直干到了退休。
改革开放第二年，我们就碰上了电缆施工难题。广州220千伏黄棠线是一条很重要的输电线路，也是那时候电压等级最高的线路。这条线路在广州岑村军用机场边上经过，部队反映架空高压线路影响机场的正常使用。
为此，省电业局决定将该段3.12公里线路改为电缆，这是广东省第一条220千伏电缆工程。电缆由上海电缆厂生产，分成了6段铺设，电缆内部采用充油绝缘，外层装设绝缘外护套，这是上海电缆厂第一次生产，也是国内首例。
由于是首次施工电缆，铺设、连接、试验等都是一次新尝试，当时的公司领导关翠仪专门带队到上海学习了一个星期。省电业局还划拨15万元专款，作为试验经费。
接到试验任务后，我带队进场。由于电缆的用油只有广东中试所（现广东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才有专业设备能进行化验，但远距离反复取样送检较耗费时间，且样品的状态会因各种因素发生改变而影响检测的准确，我提出买设备由我们自己在现场进行检测，这个想法得到陈锡畴副经理的支持。
具体实施时，困难却不少，不仅无经验可循，更缺乏技术标准支撑。检测最关键的是油杯，我查阅到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有推荐的标准，就按标准的要求自己加工制造并镀铬。油杯制造出来了，同样无权威机构可检验是否合格可用，当时知道广东电科所有一套相同的油杯，我们用自制的油杯进行试验，结果与他们比对，数据一致。
之后，又打听到上海电缆厂和上海供电局也有该种油杯，我们拿着两套自制的油杯又专门到上海进行比较与校验。验证结果，自制油杯的数据与他们完全一致，符合标准，这使公司开展油化试验再没有人提出异议，从此油化试验也在公司开始了起步。
电缆安装完成后，在进行电缆外护套试验时，公司用2.5千伏摇表测量外护套绝缘电阻时，发现有多段绝缘偏低。当时各段电缆的填埋工作已经结束，但为保证工程的质量，我们如实反映了情况。
省局获悉便组织公司与设计院、广州局、厂家等有关单位进行多次讨论，但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争执了半年时间都没有形成共识。半年后，省局再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并邀请了各单位的高压试验人员，我作为公司代表之一参加。会上大家仍然争执不下。主持会议是省电业局副局长兼总工顔鸣鹤，他点名要我发言。
我提出，耐压标准定2.5千伏或35千伏的选值，都没有具体实际标准作为依据，但查相关资料可找到，国际电工委员会有电缆外护套进行直流10千伏耐压试验的规定：耐压时间为达额定10千伏后保持1分钟，不发生击穿放电现象则判断外护套绝缘性能合格的标准。这是先进国家的做法，我们作为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现时还没有国家标准时，应可以作为参照执行标准。
我的意见最终被大家采纳，会后我带领试验班人员开始进行电缆外护套直流耐压试验。
在试验中，全线电缆外护套共有十多个薄弱点被击穿，我们又应用中间向两端逐渐减弱，每一小步都有位差的原理查找故障点。从试验，找出全部故障点，到所有工作都完成，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查找电缆故障点的方法，还被我写成论文，发表在《广东电力》期刊上。
随后进行运行前电缆短路试验，检验电缆承受短路故障的大电流冲击能力。专门停了新丰江电站的1台机组和1条线路，在220千伏棠下站进行单相接地、两相短路、三相短路故障试验。
由于在当时属于开先河的，省局邀请了学部委员、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陈慈萱等多位专家到场考察，我们成功完成试验。用光线录波器实测得各次故障电流、各电缆段的感应电压、各测量控制与信号回线的感应电压、电缆外皮回环电流等详实的数据资料，为后续电缆应用推广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分析依据。
1982年，苏棣芳（右八）在施工现场。上世纪80年代，变电站有很多设备是从国外引进的，您当时安装设备时是如何将国外技术消化下来的呢？
答：实干，广东人最讲实干，这也是改革开放广东发展、广东电力发展最重要的经验。
那个时候，电力基建就一个字“干”！有机会立马干！没机会，创造机会也要干！面对国外引进的设备，既有安装的压力，但更有学习和超越的动力。
1981年，为提高茂名电厂2个10万千瓦机组的出力，省局决定在送出线路阳江段增设串补站提高送出功率。这在当时中国是没有先例的，整个站内一、二次设备及绝缘油均从芬兰引进。
大型串补电容器安装和试验也是在芬兰厂家的规范下，逐步摸索进行的。在给串补电容器平台上控制装置传递光电信号的光缆线套管注油时，因我们现场没有大型抽真空设备，瓷套管内抽不到要求的真空值，无法注入绝缘油。
有人提出需购买大型大功率抽真空机，这是个解决办法，但设备购置费用大，购置需耗时日，而串补站工程少，设备使用率不高，会造成资源浪费，且工程的工期也等不了。
我勘察现场后，发现可以利用虹吸原理，在现场提升注油桶的高度，并使底部高过瓷套管的顶部，就能用一般的小型抽真空机，将绝缘油从瓷套的底部逐步注入瓷套管。这个方法和原理都很简单，一经提出，就轻易地解决了施工难题。
串补站的设备非常先进，一、二次设备有220千伏的电位差，它们中间采用光电传输信号，可实现遥测遥控，大量采用集成电路元件，这算是现在数字化变电站的前身吧。但施工时给我们的调试人员带来很大压力，好在有省中试所专家的指导和调试人员的刻苦钻研，最终圆满完成了调试任务，为公司调试数字化站开了个好头。
1986年，苏棣芳（后排左六）在500千伏沙江线建设施工现场留影。八十年代中，广东开始了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这个时期的经历您能讲讲吗？
答：改革开放几年来，广东用电需求增长很快，电力供应日渐紧张，大电厂的建设、大电网的架设非常迫切。
1984年，位于东莞虎门镇的沙角电厂A厂、B厂先后动工，配套建设沙江线输变电工程，就是从500千伏沙角电厂到500千伏江门变电站，这也是当时省内最高电压等级的输变电项目。
沙江线全长97.6公里，工程经过招标，是由美国的柏克德公司总承包，当时主要是为确保沙角B 厂的电力输送，输送到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工程设计和主材是由意大利萨依公司负责，他们负责技术、铁塔和导线、金具等设备材料加工制造，以及现场质监，施工也在外国人管理下进行。国内山西、湖北、辽宁等省输变电施工单位也参加了建设安装。
省输变电工程公司进场是1986年5月份，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省输变电工程公司副经理两三年。沙江线项目建设，输变电工程公司指派由我担任总指挥。由于之前在几个工程中的表现，当时我被省局领导破格提拔为副经理。在担任公司副经理十多年期间，我一直主管公司工程生产建设，长期穿梭在各工地，于是有了“苏工头”雅号。
我们参加沙江线建设那时，还没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认为施工中有问题的，则直接找施工方（承包商）的主要负责人交涉。开始接触时很不适应，因为我公司负责施工的地段地质条件差，钻桩多，要求高，管理方制订了一系列工作标准，外国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和流程化作业模式。加上公司是第一次施工500千伏工程，没有经验，又缺少相应的工器具等，造成和外国专家合作难度较大，矛盾较多。
我到现场后，积极与外国专家进行沟通，并通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了矛盾的焦点所在，同时也看到外国严格管理的成效，随后进行分析总结。
由于公司工人一直都是按师傅说的做，施工技术主要靠传、帮、带，不同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工艺技术互有不同又不互通，某些施工环节甚至只有你能做，缺了你就不行，而外国是标准化作业，按统一标准操作，同一项工作任何人都能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来做。
两种管理和作业模式的比较优劣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提出，是我们未跟上外国的先进管理手段，应向他们学习，更新观念，在公司推行标准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这推动工程后期得以顺利进行。
沙江线工程还应用了大量新技术，但这些新技术如何应用，需要一个摸索锻炼的过程。比如第一次用牵张机放线，由于对牵引机如何牵引导线等都不了解，我一边安排人员到湖北输变电公司进行学习，一边亲力亲为组织安排施工。
在第一次用牵张机放线时，当时没有人敢指挥，我就亲自担任起现场指挥。管理方的外国人在现场看到了还不同意，他们认为领导应该干领导的活，现场指挥应该是班队长的事。我解释，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次，需要有个起步过程。在取得经验后，我就把现场的队长陈桂庭培养成放线指挥，后来他当上了工程处主任。
除了电力基建，省输变电工程公司在抗风抢险也是一马当先。其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答：抗风抢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最能体现省输变电“铁军”精神的时刻。
要说历次抗风抢修复电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1996年那一次。那年9月9日，第15号强台风袭击粤西，湛江电网遭到严重破坏。36基220千伏铁塔被摧毁，其他110千伏以及配电网损坏更是数量空前。
为加快抢修复电当时省输变电工程公司奉命出征。我接到省电力局刘仲云副局长的电话时，正在输电三处在中山的一个工地，电话里，他要求公司立即组织抢险力量，赶赴湛江救灾。
我一挂电话，立即连夜赶到湛江霞山宾馆，王野平副局长担任抗灾复电总指挥，并把指挥部设在那。当时，有多家单位参与抢险，公司作为主力负责修复220千伏电网及110千伏主干线路部分，并配合当地供电局抢修急难险部分。
接任务后，我从4个输电处各紧急抽调两个班，要求他们带齐工具、行李以及生活费，第二天赶赴抢险现场；同时要求供电局连夜安排加工塔材、采购好金具和导线，必须保证及时供应。后来还从服务公司抽调两个班，主要参与110千伏部分的抢修。
我们负责抢修的湛江电厂出线部分，现场一看，全线吹垮了，铁塔都拧成麻花状，拆卸工作异常艰难和危险。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用火焊切割倒塔，切割后直接把塔整体挪开，空出场地组立新塔，才能确保以最快速度恢复供电，等有空时再清理旧塔。这一快速的抢修方法，使公司及时恢复了湛江主网的送电，得到省局及当地供电局的一致认可。
1986年，苏棣芳（左一）在参加500千伏沙江线首次采用直升机铁塔组立时合影留念。上个世纪90年代，广东第一个500千伏换流站的建设是您据理力争，才为省输变电工程公司争取到的一个重大项目吧？
答：广东第一个500千伏换流站是位于广州的±500千伏北郊换流站，是西电东送第一条直流广西天生桥水电站至广州的落点。在国内，北郊站是第三个换流站。
由于省输变电工程公司在此前还没干过，广东要建设首个500千伏换流站项目——±500千伏北郊换流站时，一开始，省电力局有些同志觉得不放心，建议由有经验的外省队伍来做。
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广东电建市场向外开放的步子越来越大，大量省外施工队伍进军广东，对我们公司冲击很大。能不能在项目中打消大家的疑虑，在换流站建设中分得省输变电公司原本应得的“一杯羹“，促使我一直就留意换流站的施工技术问题。
趁到武汉培训期间，我特意到湖北葛洲坝换流站参观，了解到换流站的施工难点主要是技术管理、工器具更新改造，及与外国专家合作等问题，发现根据公司承建多个500千伏、220千伏和GIS站的施工经历，与外国专家有丰富的合作经验，是完全有能力完成换流站建设施工的。
当我打听到北郊站准备动工时，就先后向我们公司的陈健学经理和省电力局刘仲云副局长提出一定要争取。
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是谁都有第一次，上海、湖北之前也是第一次做换流站，现在全国仅有一条直流输电线路，施工过换流站的全国也仅两家单位，难道以后全国的换流站就只能由这两家单位施工吗？
二是外省单位不可能抽集那么多的施工力量投入到这个工程上，管理必然存在不足。
三是换流站的施工其实并不太难，主要是要和外国专家打好交道，这点我们很有经验，请相信我们能做好。
四是我们作为省局下属单位，以后站运行时出现什么事，有我们的队伍作保障。
这番话说到点子上，最终我们公司获得了北郊换流站的施工权。
在施工时，由于作为受端的北郊站动工时间比广西输端站晚很多，省局也非常重视，担心我们无法按时完成，多次过问工程进度，但我坚信只要按工期安排，与外国专家配合得好，完全无问题，结果我们比输端站还早完工。后来，电力部原副部长陆延昌视察天广直流输电工程时，到北郊站考察，十分满意，表扬我们是支最可靠的队伍。
1999年，苏棣芳在广东省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听说在500千伏增城变电站主变套管爆炸事件中，您当机立断，上演了一出“移花接木”的绝技，完成了那次抢修，是吗？
答：说起那次抢修，回想起来，我现在也觉得当时胆子确实有点大了。
1998年春，500千伏增城变电站一台主变套管发生爆炸，省局主管运行和基建的两位副局长亲自主持紧急会议相讨对策。由于使用的是外国设备，与外国厂家反复商讨后认为，合理工期至少要8个月，但广州作为省会重要城市，根本无法拉路停电，在夏季高峰时，将有75万千瓦的负荷缺口。对此，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都束手无策。
当询问到我的意见时，我说，有个办法，但必须要有勇气，需省局领导下决心。我们刚刚完成的惠州站有两组75万千伏安的主变压器，现时只有30%的负荷，没有物尽其用，建议先拆一组主变，临时先换作增城站用。考虑拆卸、运输、安装、滤油、调试等，满打满算，工期两个月左右就能完成，这刚好赶在夏季高峰来临前能恢复增城站的主变运行，填满广州地区的用电缺口。
省电力局主管基建的刘仲云副局长不放心地问：这样行不行？我很有信心地回答：一定行，但需省局全力协调，各有关供电局全开绿灯放行，并由我们公司统一进行指挥。会上其他人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办法，就决定按我的建议进行。
回来后，我让变电工程处的两个队停下手上工作，一队进惠州站拆主变，一队进增城站准备接油过滤，做好接装变压器准备。为了提高速度，放油时使用小油桶，接满一车后立即运赴增城；而增城专门调配了两台高效滤油机，并将所有油桶连接起来，日夜不间断地滤油。
最难的是拖运主变，由于设备超宽，公司利用与铁路多年来的良好合作关系，请求他们调用3台元宝车，并在运输过程中，沿线铁路临时调整信号灯；公司车队用大平板车分相装运主变，一些路段不好的还需要修路，上坡路段租用推土机助拉，最后才将三相主变拖进增城站就位。
当时广州局主管供用电的副局长潘力见到了说：只有你们才有能力用半个月的时间把3台变压器安全运到，输变电公司施工真是和野战军打仗一样雷厉风行、严格有序，两个月恢复供电是有希望了。设备安装完成后，经过西门子的专家检查合格，才开始灌油、进行二次线的修复以及调试。
从进惠州站拆设备那一刻起，到增城站具备恢复送电条件，历时只用了56天，任务之重、时间之短，一时轰动整个广东电力系统。
要进惠州站拆卸设备时，时任惠州供电局局长赖康是个老相识，获悉是我提出的建议后，对我连声说：“你们的施工我会全力支持，但这很冒险。”但我心里明白，作为领导有时不冒险、不敢去努力是不行的，那难以树立公司的金字招牌。
决策要大胆，但论证时可得十分谨慎。首先要对施工全过程十分熟悉，有多少道难关要过，有几条工作主线要做，其次工作哪些先哪些后，哪些可以并行争取时间，都要心中有数，这样再去冒点险还是能确保万无一失的。
（来源：广东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