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5月7日晚间，2017巴菲特股东大会落下帷幕。现年87岁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董事会主席沃伦·巴菲特和他一生的灵魂伙伴、93岁的副主席查理·芒格在长达5个小时的现场问答中，条理清晰、风趣幽默地上演他们独有的美式“二人转”，讨论对市场和经济的看法，回答投资者关于公司、个股和政治的问题。
在投资者问答中，股神发出了“中国股市不应只有投机”的忠告。他也坦然承认了自己在亚马逊、沃尔玛、IBM和谷歌上的投资失误，还“任性”地表示，愿意用一年的生命去换取每天喝可乐吃巧克力的乐趣，“这就是我的选择”。
根据福布斯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30日，这位“任性”的投资大师身家为685亿美元，在所有以投资为职业的人中身家最高，也是全球仅次于盖茨的第二大富豪。同时，他也曾承诺将把自己所赚财富的99%用于慈善，截至目前，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单笔捐款纪录保持者。
现年87岁的巴菲特已经成为一个由财富、智慧和时间筑成的传奇。在美国HomeBoxOffice（HBO电视网）跟拍巴菲特两年创作的纪录片《成为沃伦·巴菲特》的末尾，这位思维敏捷、语速飞快的老人激情洋溢地向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成功之道。
“世界是一场很好看的电影，但你不能梦游，重要的是寻找一份工作，一份你不需要工作时也会想做的工作。生活依旧丰富多彩，你早上从床上起来，是因为你期待这一天。60多年了，我都是跳着踢踏舞去工作，因为我做的事情是我喜欢的，我感到非常幸运。”巴菲特说。
对自己：内部记分卡
在奥马哈参会期间，第一财经记者特意去“路过”巴菲特的寓所。“股神”的住所是一栋灰色的两层小楼，位于奥马哈普通街区的一条林荫道边。
一眼看去，这栋小楼跟“豪宅”完全沾不上边，甚至还比不上不少美国中产阶级的住处。自1958年以来，巴菲特一直住在这里，这也是他所拥有的唯一房产。
他的座驾则是一辆已经开了八年的凯迪拉克DTS，每天早上，巴菲特自己驾车“驰骋”在他熟悉的奥马哈大街上。五分钟的车程里，他还会在路上的一家麦当劳买好早餐。有意思的是，他的早餐有三个固定档次，2.61美元、2.95美元和3.17美元。
当他觉得市场不那么繁荣的时候，他就只吃一份2.61美元的早餐，两个香肠饼，到办公室后再给自己倒一杯可口可乐。如果一切还不错的时候，就吃3.17美元的早餐，里面多加了培根、鸡蛋、奶酪饼干。如果股票跌了，那么他就考虑只吃一份2.95美元的早餐。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据当地人向记者介绍，常住于此的居民和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有可能会在巴菲特喜爱的餐厅里“偶遇”他。他也一向不会拒绝大家的合影请求，十分平易近人。
“我的一生中所花的总共都不及我所赚到的1%。剩余的99%将给别人，因为这些钱对我来说没有用。”巴菲特曾这样说道。
2006年6月，巴菲特把当时自己持有的伯克希尔的85%股权合370亿美元市值捐给了盖茨基金会，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单笔捐款纪录保持者。另外，他还承诺将会捐出他的大部分财富给盖茨基金会。不仅如此，他也承诺将他15%以上的财富交给由前妻Susie和三个孩子运营的基金会。2016年，他捐赠了价值243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剩余股票价值630亿，复利后共1000亿美元。
“（生活工作上）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的感觉，对我和我的工作没有负担，就是一种娱乐和享受。”记录片《成为沃伦·巴菲特》中，巴菲特惬意地描述过去几十年来他享受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在罗杰·洛温斯坦的《巴菲特传》中，巴菲特曾说，“我倒不是想要很多的钱，我只是觉得赚钱的同时，还能看着财富慢慢累积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诚如其所言，巴菲特对“赚钱”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对“钱”的热爱，更超过了对富人生活的热爱。他的住宅、车辆、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无异，他的公司不设任何委员会，没有公关关系、投资者关系等部门，甚至也没有自己专属的司机。
87岁的他，每天依然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快乐得就像他办公室里挂着的标语：“今天像冠军一样投资”（InvestLikeAChampionToday）。支撑着他每天将不竭的激情投入工作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答案，或许源于他从父亲那里遗传到了一张“内部计分卡”（InnerScorecard）。
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我做了某些其他人不喜欢，但我感觉良好的事，我会很高兴。如果其他人称赞我所做过的事，但我自己却不满意，我不会高兴的。”
对他来说，他所喜欢的事情便是与数字玩游戏，看着财富慢慢累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在乎金钱等身外之物，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这便是内部计分卡的核心意义。
在他看来，华尔街投行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客户，而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当时的华尔街骗子盛行，华尔街还一致称赞。我知道这是什么游戏，但是我不想参加。所以我在1969年底关掉了合伙企业，开始担任伯克希尔的主席，构造适合我的企业。”
巴菲特对华尔街的看法不会让他受到欢迎，而他也在2008年和华尔街打下“十年之赌”。他宣称，即使自己只投资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指数（一种低管理费的指数基金），长期收益率也会跑赢华尔街昂贵的对冲基金组合收益率。
华尔街一群顶尖对冲基金经理构建了ProtegePartners对冲基金，挑选了五只组合型基金（FOF），接受了巴菲特的挑战。“赌期”约定10年，“赌金”100万美元，最后赢的人会将其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转眼十年期限已近，截至2016年底，标普500指数基金的年化回报率为7.1%，而ProtegePartners挑选的基金年化回报率只有2.2%，巴菲特赢下这场赌局似乎已成既定事实。
再进一步投射到投资上，他强调，需要明白自己的能力圈（CircleofCompetence）。在巴菲特看来，股市中存在许多让人频繁操作、参与投机的诱惑，但市场中的投资者普遍缺乏过滤器。
“投资的技巧是，坐在那里观察球场，等待那个在你最佳急求区域的球。人们朝你大喊，‘傻子快挥球棒啊！’别理他们。明确你在玩什么游戏，你的优势是什么，这十分重要。”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应该就是实践价值投资和复利的力量。
巴菲特与搭档芒格回看国内A股市场，主题炒作、概念炒作等投机风气一度盛行，2015年的市场波动更是历历在目。与此同时，关于“价值投资”的讨论铺天盖地，在中国市场不适合进行价值投资的观点不绝于耳。
在这次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和芒格也被问及了中国股市的相关问题，他们的回答则提出了“中国股市不应只有投机”的忠告。
巴菲特认为，投机投资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当投机投资变得非常不加控制的时候，就像现在，人们正通过投机变得异常兴奋。他进一步剖析人性称，人生来存在赌性，如果有很容易的赚钱机会一定冲上前去，过一段时间觉得赚够了，会自主进入“自满区间”，即进入自己的舒适区。因此，巴菲特建议投资者，要将一件事持之以恒地做下去，长期做投资，市场一定会慢慢指导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芒格亦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在作为一个比较新兴的市场，正出现全民参与股市的情况，因此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多关于“市场趋于投机化”的麻烦。“我认为投机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做法，需要非常多的运气才能做成这件事。”
对战友：惺惺相惜
“查理，你怎么看？”“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在历年来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总在率先回答提问后，侧过身询问芒格的意见。而“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也成为了芒格的经典回答。
有一年，芒格缺席当年的股东大会。巴菲特放了一个芒格人形的纸牌坐在身边的椅子上，录了芒格“我没什么要补充的”的录音，回答完一个问题之后，他像模像样地问芒格，“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之后他播放芒格的录音，“我没什么要补充的”，然后再继续谈下一个问题，引得全场大笑。
今年的股东大会上，有投资者问无人驾驶对保险业是否还会有影响。依旧是巴菲特先行回答再询问芒格的意见。芒格说，“我觉得，（巴菲特）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没有补充的。”巴菲特假装释然般脱口而出，“这么多年，终于得到他的承认了。”
1959年，巴菲特和芒格初次相见便惺惺相惜，在此后的60年中，他们成为了彼此亲密无间的战友和灵魂伙伴，同时互相调侃打趣、唱出一段又一段的“二人转”。芒格认为巴菲特是一个奇才，而巴菲特则认为芒格比他要更加聪明和学识渊博。
实际上，巴菲特坚持一生的分散投资组合理念，或许真的同样适用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巴菲特表达幽默柔和，而芒格更直接简明；巴菲特思路敏锐，而芒格惜字如金。
更为重要的是，芒格促使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帮助他实现了“能力圈”的扩张，最终使得巴菲特的成就突破了其恩师格雷厄姆（BenjaminGraham）所圈定的范畴。
巴菲特的早期投资，一直忠诚地信奉格雷厄姆的理念，后者创造了（ValueInvesting）这个概念，也塑造了巴菲特的职业生涯。
巴菲特常挂在嘴边的两条投资规则，也是源于恩师格雷厄姆：第一，不要亏钱；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No.1Neverlosemoney.No.2NeverforgetruleNo.1。）。
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的核心在于，购买股价相对于内在价值明显低估、安全边际相当大的便宜股票，即寻找形如烟头（CigarButts）、但还有人吸的股票，合适的时间买入股票，从那个抽烟的人身上获利。
在部分市场人士看来，格雷厄姆式的价值投资策略就是“捡便宜”。但也有机构人士认为，把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简单理解为“买便宜货”也有失客观。
上海宽远资产合伙人梁力便向记者解释称，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与时代有一定关系。“Graham的投资策略更多是基于公司净资产和公司持有资产的判断，可以算得清楚收益。当时的市场有大量股票是低于净资产，也有隐蔽资产类的股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判断公司前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从量化的角度严格按照Graham的办法去做是相对容易操作的。”
梁力认为，巴菲特早期的投资确实是格雷厄姆式价值投资，在资金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早期投资回报率会较高。而随着资金规模的增加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格雷厄姆式投资策略面临革新和突破。
“芒格在推动我寻找价格合理的好公司上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使伯克希尔成倍扩大，而不会犯下其他错误。”正如巴菲特自己所言，在芒格的影响下，巴菲特摆脱了纯粹的格雷厄姆式投资，转而关注一些伟大的企业，尝试长期投资于优秀公司。
1988年，巴菲特买入了他一生赚钱最多的一只股票——可口可乐。此后累计买入可口可乐公司股票达到10亿美元。到1998年，可口可乐股票投资为巴菲特赚得了120亿美元。
1989年，巴菲特反思自己前25年的投资生涯时说：“购买股价合理的伟大企业比购买股价超低的普通企业好。查理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的。”（致股东的信1989年）
除了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政府职员保险公司GEIGO，这些丰硕的投资战果都在巴菲特转变了投资理念之后获得。
而现在，他后期成熟的投资理念已经被广泛理解：有的股票虽然价格是其账面价值的两三倍，但仍然是非常便宜的，因为这家公司的市场地位隐含着成长惯性，比如它的某个管理人员可能非常优秀，或者整个管理体系非常出色等等。
对家人：“独立”而“孤独”
“专注，是我人格中最为强大的一部分，如果我对什么有兴趣，我就会真正地感兴趣。如果我对一个新主题感兴趣，我就会想要进行有关的阅读，参与有关的讨论，见参与到其中的人。”巴菲特在纪录片中透露，自己不会烹饪、不懂艺术，甚至连他卧室和起居室墙壁的颜色都不知道。“我也不关心物理宇宙，但商业宇宙我很懂。”
巴菲特的已故前妻Susie曾讲过一个故事，他找不到家里灯的开关。不仅如此，一次她请巴菲特帮忙拿一个盘子，结果巴菲特拿来一个漏锅；她指出漏锅有洞、无法盛放东西之后，巴菲特寻找半天，最后在漏锅下面垫了一个烤盘。
巴菲特的办公室在生活方面，巴菲特可谓“不食人间烟火”。在家庭关系方面，他更给三个孩子和前妻Susie留下了“独立”且“孤独”的形象。
巴菲特的大儿子豪伊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巴菲特是孤单、不合群的，他很难在情绪层面上产生联系，因为那不是他的基本运作方式。他的女儿Susie曾开过一个认真的玩笑，如果将母亲说的“再见沃伦，我过会儿会回来的”，这句话录音并配上关门声，播放这段录音时巴菲特真的会以为那是母亲真人在说话。
“他应该不知道她大多数时间在做什么。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像一般人那样理解别人。”儿子彼得这样评价父亲。
巴菲特喜欢安静，大量的时间是用于独自阅读和思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从事金融投资，但巴菲特甚至都没有计算器和电脑，在奥马哈长期大量的阅读是他智慧的基础。
直到现在，巴菲特每天还要阅读5~6小时。儿子豪伊曾经评价说，他本人就像一台神奇的小电脑，能记得各种东西。
“我喜欢坐下思考，思考投资很有意思、很开心。人的问题是最难的，有时候人的问题没有什么好的答案，但是关于钱总是有好的答案。”巴菲特在纪录片中说。
尽管如此，巴菲特和Susie之间却依然“爱得深沉”。
“没人像我一样了解他，他都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读书。他曾经跟我说，每个人都能读他读的书，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他有求胜欲，他喜欢赢的想法。另外，你从他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他不买大量画作，不造大房子，对他来说，赚钱的满足感都是精神上的。”Susie曾说。
值得一提的是，Susie在巴菲特的政治倾向上影响颇大。在孩子成长过程中，Susie就参加进人权斗争中且非常沉迷，这让巴菲特这个共和党议员的儿子、共和党人改变了政治观点，成为了民主党人。
巴菲特则在回忆Susie时说，“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你无法控制它。如果付出爱，你会得到更多的爱。你如果紧抓不放，就会失去它。Susie塑造了我，让我变成一个完整的人。Susie和我互相喜欢爱慕，我们做的事情都能同步，但是我们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个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妻子Susie离开了奥马哈，前往旧金山发展。由于Susie深知巴菲特几乎无法生活自理，她便请自己的朋友们去照顾巴菲特，巴菲特的第二任妻子Astrid是Susie的好朋友，也就此承担起了照顾巴菲特的责任。
后来巴菲特去到旧金山，他环顾四周，对Susie感叹道，“这才是你的城市”。2004年7月，Susie在口腔癌治疗初见成效之时，在与巴菲特外出与友聚餐时中风。巴菲特握着Susie的手守了一整夜，但Susie依旧离开了。
“他一度陷入黑暗，安静而内向。我父亲是个孤独的人，很多时候一个人过。他可能要想想，如何穿过这个隧道到达另一端。当时我在想，他还能下床吗？后来，他做到了。”儿子彼得说。
如今，这个87岁的老人依然头脑清晰、语速飞快，每天吃着爱吃的麦当劳早餐、喝着钟爱的可口可乐，跳着踢踏舞、开心地前往公司工作，和“好基友”芒格互相调侃、并肩合作。
纪录片中，有人问巴菲特，你会害怕死亡吗？他笑着回答，“不会，因为我有极佳的一生，死亡终究会发生。我不知道死后会怎么样，它可能很有趣也有可能无趣，我们拭目以待咯。”
（本报记者张苑柯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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