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侨批：联结华侨与家乡的津梁

广州和平路侨批局旧址，位于广州市和平东路50号

拜访96岁老侨批员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广东侨乡地区盛行着一种与海外交往的特殊文献——侨批(“批”为潮汕、梅州等地区对书信的俗称，在江门地区又称为“银信”)，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属于民间特殊文献遗产。它不仅是书信，还是侨乡一个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档案文献见证，是集体记忆遗产。目前，广东、福建共有16万件，其中广东占14万。

　　侨批大规模盛行于19世纪中叶，终止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历时150多年。2007年初广东省档案局牵头，联合各地启动了抢救和申遗工作。经过6年来的多方努力，2010年成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2012年5月入选了《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今年6月，在韩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将最终决定“侨批档案”能否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银信)溯源

　　早期有首出洋民谣——

　　乞巧少四日，搭轮来美洲。光阴似箭射，又已过凉秋。屈指经数月，尚在此路头。至今未曾审，悬望心悠悠。

　　汕头出海七洲洋，七日七夜渺茫茫。行船三日吾食饭，记妹言语当干粮。

　　早在唐、宋之时，已有中国先民侨居海外。自明朝中后期至清朝“鸦片战争”时期，华人出洋大量增加。如今，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海外侨胞总数约3000多万人，遍布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居番邦的华人常被称为“唐人”、“华民”、“华工”，“华侨”一词则始见于清末。

　　历代海外侨胞，具有强烈的“根”的意识。漂泊到异邦之后，不论身在深山野岭、还是矿区胶园，不论是当苦力杂工、还是做店员小贩，都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希望将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寄回家乡，力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或是积攒起来以求发展，争取早日返乡与亲友团聚。

　　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猪仔哩着饲，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

　　在美国天使岛审问和囚禁木屋墙壁上，有一位华侨写了一首诗：

　　抛妻儿，重洋历尽，不知受几多风霜，只为家贫球白壁；别亲朋，万里漂流，难计捱一切雨雪，都缘囊涩重青蚨。

　　这就是当时远洋海外侨胞心态的真实写照。在金融邮讯机构尚未正式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情况下，“银信合封”的特殊寄汇方式——侨批应运而生。一封薄薄的侨批，附带几句深情嘱咐，托寄几个血汗工钱，为千里之外的家乡亲人送来异国游子的深深思念和拳拳关爱。

　　侨批经营三阶段

　　广东历有出洋传统，海外数千万华侨华人有2/3祖籍来自我省。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地区的民众大规模出洋谋生，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后，他们源源不断地将辛苦挣得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支持并推动家乡建设，由此逐渐形成了潮汕、五邑和梅州三大著名侨乡。因此，广东是近代以来产生侨批最多的省份。三大侨乡对侨汇依赖至深，侨汇成为侨眷日常生活乃至地方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事业发展的“生命线”。素有“美洲华侨之乡”的五邑侨乡有60%多的民众依靠侨汇为生，民间则有“四邑侨汇冠全粤”之俗语。仅台山一县，在民国时期年均侨汇收入约达2000万美元。潮汕侨乡有40%—50%的民众，依赖华侨寄回的批款为生。据统计，1921年以后，而潮汕地区每年通过侨批寄回的批款约1亿元国币，最多时超过两亿元。梅州市有40%多的人口依赖侨批为生。广东侨批的大量出现，推动了民间银行和民间邮政的产生和发展，为国家外汇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爱国爱乡热潮一直延续到今天。

　　初期阶段：水客(巡城马)递送。所谓水客(巡城马)，就是经常往来于海内外、专为侨胞带送侨批和小宗物件的人员。水客先于侨批业存在，原来只活动于国内城乡之间，替人捎带钱、信、物；后来发展到国外，以收解侨胞的批款为主，并带“新客”(初出洋者)到海外寻找亲人、谋求职业或领海外出生的侨胞后裔回家乡寻根问祖、会见亲人等，故又称客头。水客递送侨批有两种方式：一是将批信和批款直接交到侨眷手里；一是将所托的批款采购货物回乡出售，再按原款额和批信一并交给侨眷。

　　侨属林治明回忆水客是这样讲的——小时候我知道我叔父有“外水”，逢年过节，“水客”阿李叔都会来送钱。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水客”送钱都要交给我叔母。久而久之，我叔父一家的情况阿李叔都十分熟悉和了解。我叔父一到逢年过节都指望水客送钱，钱到了才买一些鱼肉，购置一些衣物。可在我们眼里，我叔父已很不错的了，内心十分羡慕。阿李叔每次送钱，都热情和大家打招呼，聊天，介绍一些海外的情况，有时还给我们一两颗“番糖”。他送交海外托回的钱的时候，每次都要见到我叔母，每次都要问清海外有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不厌其烦，我们都觉得有点明知故问。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来临，叔父一家大小七八口人的新衣都没有添置，应节物品也还没有购买，叔父十分心急，每天在家门口踏出踏入，可谓是望眼欲穿。那天，我叔母有事外出，中午时分，水客阿李叔突然出现在屋门口，叔父知道钱到了，有救了，笑逐颜开。水客问我叔父：“阿林叔母呢？”叔父说：“她不在家，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阿李叔说：“那我只好明天再来。”叔父说：“我老婆不在家，我收有何不一样，俗话说，年下钱，六月雪，我收到钱，明天一早好上街给小孩剪布做新衣。”可阿李叔说：“我要亲手把钱交给林叔母，因为批封上说是林叔母亲收。”阿李叔留下许多无奈地走了。可叔父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水客慢慢地消失在远处。

　　第二天一大早，天是那么冷，房顶上都盖着白白的一层霜。叔父刚打开大门，便发现水客阿李叔站在大门外，身边还带了一个小孩做伴，一老一少冻得浑身发抖。叔父问阿李叔：“你为什么那么早，又那么寒冷的天来？”阿李叔问：“你老婆回来没有？如果回来了，便可领到钱上街剪布和购年货。”叔母在厨房听到他们的对话，感动得眼睛红红的。她知道，水客每次交批款都那么机械地问清有关情况，甚至宁可自己辛苦多跑一次，也不能把钱交到第二人的手上，是对华侨血汗钱负责，也是水客的责任。

　　第二阶段：批局承办。出洋人数不断增加，水客承接侨批业务的能力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为此，较有积蓄的侨胞或托寄大宗款项的侨户便改为自派专人携带回乡，同时也递送亲友集中托寄的大额批款。这些承办侨批业务的户头，便是“侨批局”的雏形。在海内外崛起的侨批局，一种是由水客直接递变而成，“致成批局”就是典型一例。1829年，致成染坊注意到乡亲越来越多，决定自派水客，带侨批回家乡，并在故里设“致成批馆”，作为水客行馆。后来又从古代邮驿得到启发，于1835年正式创办“致成信局”(批局前身)。1875年，原是水客的李阿梅与同行马阿隆、马秋盛等合资创办“永和丰批馆”，每月解送侨批4次，每次批款5000至6000两白银等。

　　第三阶段：银行统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鼓励侨批业扩大收汇业务。侨批局的先进者，还赴首都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73年，国务院下达文件，指示“侨批业应归口银行”，此后统归中国银行专门办理。

　　侨批业历经一个半世纪，始终把诚信作为立业之本。派送员自家贫穷、生活艰难，每天要走近百华里的路，分送上百封侨批，而酬劳仅两斤大米或一元国币。但是，从未发生过侵吞批款或丢失侨批的现象。有些侨胞汇款，采取先登记代汇，等他们发工资再抵还；代侨胞眷属书写回批。特别是日寇侵华时期，内外交通中断，从业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拓新的汇路，千方百计将侨批送到生活濒临绝境的侨眷手里。侨批局的诚信执业，深受大家信赖和欢迎，进村送批时，眷属均奉为上宾。

　　侨批的特殊贡献

　　孙中山在领导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得到华侨的多方支持。当兴中会发展到300人时，在可考证的279人中，78%是华侨；在黄花岗72烈士中，华侨烈士占40%。为此，这位革命先行者由衷地称赞：“华侨乃革命之母”。新加坡的侨胞林受之、张永福、林义顺和泰国潮汕籍侨胞郑智勇等，不仅自己加入同盟会，而且积极为1907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丁未黄冈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筹集经费。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林受之的家产都变卖了，连他夫人的积蓄也捐献出来支持革命。日寇侵略中国之后，广大侨胞在海外踊跃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募集大批钱款，支援抗日前线。据统计，当时海外侨胞每月捐款2000万国币，相当于国内每月军费的1/3。旅泰的青年侨领苏君谦和他的挚友郭子纲、黄奕，就通过“口批”(即由寄批人口头说定)形式，经增顺侨批局将200元国币送到在家乡的好友那里，再转交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为办学经费，得到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的高度赞扬，在复函中对他们的爱国热忱“殊堪钦敬”。抗战八年，美国华侨捐回祖国飞机50架，其中30架是台山华侨捐赠。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每月的捐款，相当于抗战经费的1/3。

　　侨批(银信)是侨胞眷属的经济“生命线”。台山有民谣：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好寄回。在历史上，曾有台山一县的外汇收入几乎是全国侨汇的1／3。新中国成立前，仅潮汕地区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为生的民众约占总人口的50%左右，有些乡村则占到总人口的70%—80%左右；如按侨眷家庭为单位计算，平均每月所收的批款约占家庭总收入的80%。民国时期，每年汇入潮汕地区的批款约八九千万银元，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达上亿银元。据1936年汕头邮政局统计，每年由侨批局经营的批款为四千万元法币，占侨汇总额的80%以上。各侨批局都提供优质服务，方便侨胞寄批回乡赡养自己的眷属。华侨汇回的钱款除了日常生活以外，主要用于婚姻、置业、立宅。

　　台山歌谣唱道：燕雀喜，贺新年；爹爹去金山赚钱，赚的金银成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五邑地区美轮美奂的洋楼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寄送侨批的汇路中断，众多侨眷的生活旋即陷入困境，许多人靠变卖房产或贱价出售衣物度日，不少人流落他乡，有些是活活饿死或被迫改嫁。反面证明侨批(银信)成为经济上的“生命线”。

　　在没有先进通讯手段的年代里，侨批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传承的见证。一代代的侨胞在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的熏陶下，形成了强烈的“根”的意识。如陈宏烈和4个儿子，先后出洋到新加坡谋生，一直寄批回家，在已征集的560多封侨批中，最早为1912年，最晚到1958年，46年间也基本上每月一封；又如美国的华侨余秋章给儿子余雁中寄回的银信，就起于1917年4月止于1934年11月，长达17年，共232封，父子俩通信平均每月一封。此外还保存有在此期间，叔叔余稳章从美国给余雁中的批信43封，叔叔余景章寄回给余雁中的批信28封等等。

　　这是一个侨属妻子给丈夫的回信：

　　欣接来信喜也悲，云天十载梦魂依。天伦聚叙知何日，各在云霓仰望时。

　　一封封侨批，都渗透着海外侨胞对父母老辈的孝敬之情，对妻子(丈夫)的思念之情，对子女的舐犊之情，对祖国家乡的眷恋之情。这种感情既朴素、真实，又丰富、深沉，经过长期积淀，凝聚成难解难分的情结。

　　经查阅了“侨批档案”及其有关档案史料，其中的大量数据充分佐证了粤籍华侨华人的突出历史贡献。1889年至1918年，华侨在广东的大宗项目投资额达13511400银元。1862年至1949年，广东华侨在国内投资企业数为21268家。1864年至1948年，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额的80%—85%，有力支持了家乡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吴晓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