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靳瑞教授指定传人、学术经验继承人袁青(左)认为，正是靳老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扎实、临床技术过硬的中医针灸人才。本报记者 方谦华
20年来，靳瑞叹早茶时，每天都会写下500字的读书或临床心得。本报记者 方谦华
靳瑞总是很谦虚地说，“靳三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报记者 方谦华
主角
靳瑞，出身于广州中医药世家。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针灸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著名针灸学家，岭南针灸新学派“靳三针疗法”创始人。
自画像
三针的故事
“靳三针”的说法由来已久，为什么叫做“靳三针”而不是“靳一针”或者“靳五针”呢，靳三针是不是真的只有三针，听靳瑞细细地道来。
“靳三针”从“鼻三针”开始
上世纪70年代，每年有半年时间，我在海南研究脑型疟疾，也为附近的居民看病。有一次，一位患过敏性鼻炎十多年的领导来找我治疗，我告诉他，只需要治疗三次，不过一次比一次疼，果然，经过三次治疗就治愈了。他问我这是什么疗法？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既然三次就治愈，那就叫鼻三针吧。当地鼻炎患者很多，都来找我针灸，从此“鼻三针”治疗过敏性鼻炎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集大成，找出“三针”的规律
1979年我返回广州中医学院筹办针灸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我总结新中国成立四十年的中医药成就。我任编委，主持针灸学部分。于是我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有代表性的针灸临床研究资料输入电脑，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以后我把针灸治疗常见病中最多人用的、最有代表性的穴位，每种病选三个穴，并结合我几十年从事针灸临床、研究的经验，通过我有指导硕士、博士生的特殊条件，利用大学先进研究设备进行大量临床和实验研究，得出用三个穴位治疗一种疾病的方法，由此，人们都称我“靳三针”。
三个穴位起重要作用，故得名“三针”
按照传统针灸方法，“针灸不过数处”，它肯定不是一处，也不是很多处，分析了全国各地临床医生的针灸取穴规律，并调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用针灸治疗每一种病时，都会有三个主要的穴位起重要作用，这也是“靳三针”针灸治疗体系的由来，
那么我用“三”字，是因为当时我用三针就解决问题。另外我觉得这个“三”字是十分有意义的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虽然叫做“三针疗法”，但也未必要拘泥于“三”，有些疾病采用以取最主要的三个穴位为主的针刺方法。但三针也并不包治痊愈，许多疾病还要采取灵活的组穴、配穴方法，所以，三针只是一种习惯的叫法，临床上更重要的是辨证准确、精心施治。
靳瑞口述 张丹萍记录
人生画卷
在父亲身上牛刀小试
1932年，靳瑞出生于广州西关的中医药世家，祖上世代行医。父亲靳太和是“太和洞肾亏丸制药厂”厂长，叔父也是广东著名中医。而到了靳瑞这一代，行医的传统不变，他的姐姐靳秀容是广州市中医院眼科中医，哥哥靳永福是眼科医生，也是“靳永福驱风油药厂”厂长。
靳老自幼秉承家训，四岁就入学读书，课余经常到叔父的诊所中“玩耍”，尽管年龄不大，在诊所内却也不会喧哗冲撞，而是默默地观察叔父为患者治病的一招一式，深得父辈喜爱，也因此得了不少父辈的真传。
22岁那年冬天的某一天，靳瑞的父亲在家里打边炉(吃火锅)，忽然昏厥，靳瑞拿出家中的注射针头，用米酒消毒后，对准父亲的人中、十宣等穴位扎下去，父亲很快苏醒，待详细问明靳瑞所用方法及穴位后，对儿子的医术已达到如此水平感到非常之欣慰。
针灸治疗时，两套学说同时运用
1950年，18岁的靳瑞考入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广州中医学院前身)，读中医本科。当时父亲与叔父的药厂和诊所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他希望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中医专科学校的教学内容是西医与中医学知识“三七开”，所以和父辈们不同，靳瑞在学习中医的基础上，很早就接触了西方医学的知识，后来他也曾经在中山医学院进修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从而拓宽了眼界。1957年，靳瑞编写第一本针灸学讲义的时候，就尝试用神经学说解释针灸，比如用针灸治疗坐骨神经痛，他会写明选择穴位的神经学说的解释。即使是今天，在针灸治疗的过程中，靳瑞也是“两套学说同时来”。
1954年，靳瑞到海南人民医院(原福音医院)实习，这也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医院，不少医生都受过正规的西方医学教育，而且分成“德语系”和“英语系”两派，医学见解颇有不同，靳瑞从“两派”身上汲取营养，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除了脾脏手术没有接触，其他手术都做过了，实习一年，走遍了所有科室。
“靳三针”成名于未被浪费的十年
毕业后，靳瑞留校任教，教授针灸课程，同时兼任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针灸科医师，从这时开始，他确立了自己针灸的研究方向。毕业没多久，就已发表了几篇针灸治疗疟疾的文章。1960年到1966年，每年7、8、9月受广东省卫生厅指派，到广东兴宁、梅县、普宁、潮汕等地区救治乙型脑炎。
正是机缘巧合，这样的几篇文章只是一个年轻教师的探索之作，却使他避免了“文革”十年光阴的浪费。1966年开始，在大多数医学工作者的研究工作都不得不停顿的情况下，靳瑞因为发表在医学刊物上的文章颇有建树，被点名要求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成立的“523”医疗队，进行脑型疟疾的救治和研究工作，这几年的研究为他后来从事脑病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接下来的几年，他转战海南、广西、云南，探索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而在“文革”结束之前，靳瑞“三针”就可以治愈疾病的说法就已经在各地患者中间流传，“靳三针”的说法不胫而走。有患者在海南接受过靳瑞的治疗，因为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写信感谢他的时候，就在信封上写“海南靳瑞收”，当地邮局的同志都找过靳瑞看病，所以，寄给他的信都能顺利地到达到处巡诊的靳瑞手里。
花甲之年从头迈步
1979年，靳瑞返回广州中医学院创办针灸系(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主持了院系大楼的设计、科目的设立、教学计划的安排，在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群策群力，使广东的针灸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从此“靳三针”也从患者对靳老针灸疗效神速的美称，变成了岭南针灸学派的一个代名词。
上世纪八十年代，靳瑞已经年近花甲之年，受广东省儿童福利会委托，开展对弱智儿童的治疗研究，他在针灸推拿学院中辟出几间治疗室，免费收治了一部分弱智儿童，他依靠大学科研设备优势，利用带博士的特有条件和高新科技进行靳三针疗法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发明了“颞三针”治疗中风后遗症，“智三针”治疗弱智儿童，“启闭针”治疗自闭症，“定神针”治疗多动症，“老呆针”治疗老年性痴呆等，将“靳三针”进一步光大。经靳瑞教授诊治的患儿已近40万人次。
在他看来，弱智儿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脑损害，但是也并不是全部都被损害，还有一部分是处于休眠状态的，针灸的目的就是把这一部分功能充分调动起来，小孩的智力就会提高了。他说，在他心里，无论是弱智的孩子，还是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多动症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天下没有笨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
经典病例
给海伦一片崭新的天
很多人读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篇文章，作者海伦·凯勒是一位既聋又盲的女子，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父母有意为之，曾经有一位叫做海伦的左耳失聪的女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找到靳瑞教授，请他治疗。
靳瑞取耳三针三个穴位，以补泻手法捻针。扎针十分钟后，海伦觉得左耳轰隆一声，当时就恢复了听觉。
这只是靳瑞医治过的无数病人中的一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靳瑞开展对弱智儿童的治疗研究，用“智三针”不知道医治了多少位孩子，他不但让许多孩子离开了无声、无语的孤独世界，更为他们开启心智，打开一片天空。
导师脸谱
集体智慧的带头人
中医是传统的医疗体系，更是哲学体系，强调的是人本身以及对人的观察，对于学生，靳瑞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父，他强调做学问，但更尊重人的权利。
曾经有一位女学生，准备考靳瑞的研究生，一连考了两年，都因为外语成绩没有考取，第三年她的成绩够自费录取的标准，但因为家境贫困不能入读。这位女学生和一位已经考取勒瑞研究生的朋友说，自己不想回家乡了，隐约露出轻生的念头。靳瑞知道后很着急，他了解到这位女生的中医功底扎实，外语成绩也有提高的空间，就替她交纳了全部的学费，并且资助她完成学业和开展针灸治疗脑病的研究，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个人资金。
三年后，这位女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大家都以为她会留在靳瑞的研究所里。但靳瑞知道她的男友在北京，建议这位女学生到北京工作，他说，先成家，再立业，是人之常情，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在靳瑞看来，爱人，爱生活，才能做一个好医生。
自1985年至今，靳瑞教授已培养20多位硕士和40多位博士，现在还指导着10多位博士，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他资助完成学业和研究的。他很骄傲地说，自己的博士没有一个转行的。每次谈到靳三针疗法，靳瑞教授都要强调，所谓“靳三针”，是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却也是集体的智慧，其他中医学者以及他的学生都在“靳三针”的创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名医趣事
中医要为世界人民服务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无论是给学生还是同行题字，靳瑞总是喜欢写“中医要为世界人民服务”这句话，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中医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中医不但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也要为世界人民服务！
看病不看病历
靳瑞为病人看病的习惯是不看以前的病历，因为病人是没有治好才来找自己的，如果看了原来的病历，自己的判断容易受以前医生的影响。他的做法是先做出自己的诊断，再参考患者的病历，相互对照。
“烧山火”和“透天凉”
靳瑞的针法有许多绝招，比如针灸传统手法“烧山火”和“透天凉”，一个是治疗虚症的手法，一个是治疗热症的手法，靳瑞总是强调现在虽然有了电针治疗仪，针灸医师还是应该多钻研手法，为患者治疗时，医师的精妙手法是任何仪器都没办法替代的。
速写
“我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分钟”
每天早晨，在中央酒店的餐厅里，靳瑞都会和一个普通的老广州一样，叫上“一盅两件”叹早茶。几乎酒店的每一个服务员都认识这位靳教授，不但因为是老主顾，更因为他叹早茶的方式与别人有点不同，叫上一壶茶、几样点心，摊开自己带来的书本——20年来，他每天在这里写五百字的读书或者临床心得的习惯从未间断。
20年写了三十本书，靳老说，书稿的文字部分大都是在餐桌上完成的。回首自己行医半个世纪的经验，自己感到最欣慰的是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分钟。
不浪费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方方面面的条件。靳瑞是一位快乐和开朗的老人，不在乎钱，不在乎名，但对时间，就是这样的执着，也有这样的幸运。
中国人历来崇尚简约，论功夫，越简约有效越是让人佩服，“靳三针疗法”也是如此。没有浪费一分钟，让我们看到三针背后的努力，针灸有无数穴位，有无数技法，有无数病症可以医治，化繁为简不易，这“三针”，其实最需要功力。
广东百年中医
第三十二篇 郑观应的中医发展观
近代广东人对于中医药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办学校、兴医院、结医社、印刊物这些实际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在中医发展问题上找寻切实的答案。
广东人对中医和西医的态度始终非常务实，很少夸大的褒贬。随着中西医学碰撞的加剧，广东中医界始终以高昂的热情、严谨的态度，关注参与着每一次时代的洗礼。在中医近代史上，广东人的声音一直都受着世人的瞩目。
除了研究中医解剖学的中医世家陈定泰、陈珍阅外，对于近代中医革新起着重要导师作用的广东人，就是享有盛世声誉的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香山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中山人。中法战争后，他弃商从戎，奔走南洋与中国等置武器。之后隐居广州，著述颇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盛世危言》，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经影响过一代中国青年。
郑观应同时还是一位医家，著有医学专著《备急验方》等四部。他对中西医学做了深入比较，认为中西医学各有天地，提出中西医学发展充满希望，认为两者必将殊途同归。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医道篇》中探讨了中医医学的得失。指出中医“正如西医”者五条：
第一是中医无考核。要学习西医的考核制度提高中医执业者的素质；
第二是中医无解剂，要向西方学习；
第三是在生理、病理上，中医有些观点无根据，要求加以革新；
第四是在用药上；
第五是器械学风上要学习西医。
这些提议都非常切中当时中医的弊病，因此也就成为这之后广东医家努力改变的方向。
广东省中医院提供资料
思考中医
中医药的“不可言说”
十几年前刚来广州的时候，在我眼里的广州人个个都是半个中医。他们评论包括水果在内的食物，也会蹦出诸如“热气”、“凉”或“寒”等中医术语。说起每天都煲的汤水来，对各种中药材更是如数家珍。而老火靓汤，我在广州呆久了才日渐发现其中的妙处，不仅仅是“好味”，确实兼有养生之效。
香港人和广州人一样是嗜汤如命。我记得几年前香港某大学的研究人员专门对“老火靓汤”进行了分析研究，其结果称，靓汤的营养成分其实很低。我绝对相信公布的有关数据，但我也绝对相信，广东靓汤的真正“营养”不是现有仪器能够分析的。我虽然饮汤的历史并不悠久，却已经生出一个直觉，即各种材料经过百熬千滚，一定有奇妙的综合反应(也许不仅仅是化学反应)。它的奇妙，只有喝汤的人可以感觉到，仪器是分析不出来的。看似“营养很低”的汤水，很多时候比维生素丸更有效用。小小汤水里面，我以为有着不可言说的自然奇迹。
其实，“不可言说”，不也正是传统中医药的神奇之处吗？毋庸讳言，传统中医药有许多夹杂着迷信等内容的糟粕，但千百年来，中医在治病诊病上一直发出独特的光彩。至今，许多重症患者在西医束手无策之际，却从中医药那里绝处逢生。而其中的医理，固然可以用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加以解释，但究其根源往往仍是“不可言说”。虽然，用现代的眼光看，这是中医的神奇之处，但也是它难言的“短处”。
我想，中医的“不可言说”，正是它至今不能完全被西方医学界接受的重要原因，这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比如针灸、刮痧等传统中医疗法，就让许多洋人看得目瞪口呆。在几年前的一部电影《刮痧》中，在美国的中国爷爷刮痧为孙子治病，却被当地警察当成了虐待儿童的罪证。洋人们确实难以明白，用一块牛骨，把人稚嫩的身体“刮”得“伤痕累累”，竟然可以治病？！我们虽然可以坦然接受针灸、刮痧甚至拔火罐等，但对于这些治疗手法的神奇，即使搬出“经络”等学说，还是感觉到深深的“不可言说”的敬畏。
正是怀着这种敬畏，现在的中国人虽然主要看西医，但在我们的心底，中医始终难以舍弃。
□刘晨
撰文：本报记者 张丹萍
感谢广州中医药大学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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