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森王坤森

  每到晚上11点,86岁的王坤森都会戴上手套、带上钩子、推着三轮车出门拾荒,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有时他一晚可以捡满两车废品,有时捡了一晚上却还卖不到10元。但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下,王坤森以每年5000元的“承诺”,资助了一名困难大学生长达四年。而去年,他又开始资助起了另外两名困难大学生。

  儿时失去上学机会的他,明白重返校园时的喜悦,也深知一辈子背上“文盲”身份的苦楚。尽管每个月有6000多元退休金,但他说,“想要帮助别人,我就要拿自己的真心去帮助。”

  文/图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

  在杭州市潮鸣街道刀茅巷社区的一个小院里,王坤森利用院子角落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小棚,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他拾荒捡来的“垃圾”——“坏空调”“坏电脑”“坏风扇”等等。

  “更多的还是捡饮料瓶和纸箱子。”王坤森介绍说,以前只不过是看到顺手就捡起来,一两个月才捡一大包。而现在,为了能够让自己承诺每年5000元资助大学生的“任务”达成,每天他都要出门捡两大包。

王坤森和他的“废品小天地”。王坤森和他的“废品小天地”。

  五年七个多月,无论是八月十五,还是大年初一,每到深夜,身躯已有些佝偻的他都会骑着三轮车行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翻捡每个垃圾箱里的废品。

  曾经是“小康家庭”

  1932年出生的王坤森是余杭临平人。尽管今年已经86岁,但他仍然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只是偶尔会有些耳背。“这两年身体也不好了。”王坤森颇为感慨地说,这两年开始有些胸闷气短,而且经常会腰酸背痛。他说,由于捡废品时总是要弯着腰伸手到垃圾箱里去捡,久而久之腰部就直不起来了。

  据王坤森回忆,在1907年,杭州的闸口火车站刚刚开通运营时,他的父亲就在铁路上工作了。由于父亲的收入稳定,加上母亲非常会操持家务,家里最初的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随后,父亲被调到了临平火车站,一家人便来到了临平,并在当地买了田地和房子。

  他说,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算是‘小康家庭’了。”

王坤森在整理捡来的废品。王坤森在整理捡来的废品。

  但是,这种“小康”的生活,并没有给王坤森留下太多的记忆。1937年,在王坤森5岁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曾经的“小康”生活就此终结,王坤森也正式进入了“苦难记忆”之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铁路工作人员都疏散了。” 一家人随着父亲回到了浙江省上虞的老家避难,直到两年后才重回临平,但是由于父亲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家中的生活仍比较艰难。

  一毛钱花生是一天伙食

  而当日军于1939年发动细菌战后,王坤森的母亲不幸被感染,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整个家都垮了下来,随后哥哥姐姐们相继出走。“因为战争的破坏,家里就剩下了我跟父亲两个。”

  王坤森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有些伤感。由于他和父亲都没有钱买粮食吃,他们只能到街上花上一毛钱买那种炒坏了没人买的花生,就算是一天的伙食。

  他告诉记者,那时候日本侵略军招铁路工人,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去做工。碰上哪个店铺老板不愿意去的,他父亲就会主动替那人去。“因为去工地做工可以拿一两块钱,就够我们爷俩过许多天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过下去了,我父亲就叫我到街上捡烟屁股。捡回来之后,我父亲就用买到的烟丝制成一支支香烟。价格比包装精致的香烟要便宜一些,我们那时候一包烟能够卖两毛多钱,就这样来维持生活。”

  说罢这些,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不停滑落到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

  王坤森说,慢慢攒了一点钱之后,父亲才想着让他去上学,那时候他已经12岁了,而他的姐姐和哥哥都没有读过书。 “我自己到那么晚才能读书,所以我知道没有书读的苦啊。”

  1949年,王坤森小学毕业,并考上了杭州七中。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的5月,杭州宣告解放后,他拿着红旗到城里的火车站欢迎解放军进城。在读初一时,他加入了共青团。

  1950年元旦之后,王坤森正式入伍,在部队里得到了充分的学习和历练。

  他说,在部队的这么多年,他什么苦都吃过了,所以,现在的这些苦根本算不上什么。

  被“大眼睛女孩”感动

  1978年,由于妻子不适应东北的寒冷天气,王坤森从部队转业,陪着妻子来到了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工作。

  “我在部队是作战参谋,是搞军事作战的,有着专业知识,也想发挥我的作用。”王坤森说,所以,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搞起了军训,从事国防教育。15年的教书生涯里,大多数浙医大的学生都听过他的国防教育课;因生活困难交不起饭钱、学杂费而得到他的帮助的大学生更是有好几百人。

  到1993年退休以后,王坤森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去资助困难学生。

  回忆起资助困难学生的原因,王坤森说,他当年有一次在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双“大眼睛”。当时,一张主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曾引发外界对于农村失学儿童的关注。这张照片后来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为希望工程宣传标识,时年8岁的安徽金寨女孩苏明娟,由此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大眼睛女孩”。

  “这个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感触很深。”王坤森告诉记者,他想到自己小时候没有书读,而自己的哥哥姐姐又都是文盲,所以,对于这些孩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帮助他们上学。

  “拾荒资助她上大学”

  王坤森真正实现资助学生的愿望是在2012年。他委托当地的媒体,帮他找寻需要帮助的困难学生。

  等待了一个多月之后,王坤森终于在8月份等来了消息。“她是常山的一个贫困学生,家里父亲残疾,母亲没文化,每天只能靠蹬三轮车挣十多块钱,上不起大学。”王坤森回忆说,当时他就承诺,每年资助这个小女孩不少于5000元,她读几年,他就支持她几年。

  但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这5000元该怎么出?他说,当时他就想到了自己经常随手捡起来的废品能够卖钱。“从那之后,我就花80元买了一辆破三轮车,每天深夜到街上去捡废品,用卖废品的钱资助大学生。”

  他解释说,在这之前,他也曾捡过废品,但都是因为看着饮料瓶就这么丢掉 “蛮可惜的”,所以在路上偶尔看到就捡一下。但在这个“承诺”之后,他就把捡废品当作了一项“工作”,以前是两个月可以捡一大袋,改成了如今一天捡两大袋。

  对于捡废品这件事,一开始家人都是反对的。王坤森说,特别是他儿子会说,“不要去捡垃圾去了,给家人丢脸。”

  “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有什么丢脸的,我又不偷又不抢,做的又是好事,资助人家上学,所以,我不听他们的。”王坤森说。

  后来,那个女孩大学读了四年,王坤森果真也资助了四年。“去年春天的时候,她还给我寄过来了她的毕业照,穿的学士服的照片。我和老伴儿看了之后都很开心。我没有穿过这个衣服,她替我把梦想实现了。”王坤森笑着说。

  生命不息,助学不止

  每到晚上十点左右,王坤森依然会蹬着他那辆破旧的小三轮车,穿梭在杭州的街头小巷,翻找垃圾桶里的废品。

  “白天拾废品的人是为了谋生的,他们比我更需要,我不能和他们抢。我反正退休了,白天有足够时间可以休息,所以晚上别人睡觉了我再出来捡。” 王坤森解释道。

  作为一名大学的退休教师,王坤森每个月的退休金有6000多元。他说,很多人可能也会想到,只要把退休金的二十分之一拿出来,每个月拿出三四百元,每天晚上就不用出去捡废品了。何必又苦又脏地去捡垃圾呢?

  “不是的,我要帮助人家,我要拿自己的心去帮助她,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他解释说,他拿的退休金是国家给他养老的,他觉得既然帮助别人,就要真心实意、实实在在地帮助人家。

  如今,王坤森已经86岁高龄,他说,包括家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再去捡废品资助大学生了,这样做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生命不息,助学不止。”王坤森如是说。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去年8月,通过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介绍,王坤森又开始了资助一名困难学生。受助的学生毕业于常山一中,今年以566分的成绩被嘉兴学院录取。“这个学生和我之前资助的学生很像,都是常山的。”王坤森笑着向记者介绍说,像对之前的那个孩子一样,他希望这名学生也能够认真学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他也说,只要孩子爱学,即使读到研究生,他也资助到底。

  而在去年1月,曾经受助于王坤森的第一位学生徐玲玲,在就业之后也给老人寄来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她已经找到了工作,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爷爷,我一直记着您的话,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坚持每天早早地到达办公室,关心学生的身体情况,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我希望自己所做的努力可以帮助孩子们学到更多知识。”信中说道。

  王坤森说,此前第二位受助的学生曾来到家中感谢他。而他则现场给了学生500元,希望她能够好好学习。“对于资助的学生,我总是告诉他们,在学校表现好,我还会有奖励的。”

  王坤森资助困难大学生的消息也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经常会有市民前来看望老人,并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爱心献给学生。“无论他们捐多少,我都会收下记好,这些都是给孩子的,我都会一分不少转交给孩子。”

  每年三四月份的春天,王坤森会种上几十盆鲜花,每当鲜花开得绚烂的时候,总会有路人驻足拍照。王坤森说,这些鲜花都是自己种的,然后义卖给路人,每一分钱都会作为资助孩子上学的费用。

  他笑着说,等到了五月份鲜花开满,“那时候,我的爱心花市就开始卖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