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中小学减负工作推进，不少地区的小学放学时间都提前到了三点半左右。然而，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这样的尴尬时差让不少家长犯了难——请假不现实、放托管机构顾虑多，“三点半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

　　三点半放学 家长遇接娃烦恼

　　“一到开学就头疼，我和爱人都上班，下班时间是五六点，但孩子一般三四点放学，接孩子成了难题。”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市民王先生说，每到开学，自己就开始为接娃的事情发愁。

　　王先生的儿子上四年级，之前一直是王先生的母亲帮忙接送，但这两年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只好改为自己和妻子接送。

　　“现在学校一周有三天有课后活动，放学时间比较晚，剩下的两天我就和妻子轮换着，谁不忙就提前去接孩子。”王先生说，因为学校离家近，他和妻子计划着等孩子上五六年级以后，就让他自己上下学了，但是他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王先生的经历也是很多年轻父母的真实生活写照。而为了解决难题，不少老年人主动接过了接娃重任，66岁的申女士便是其中一员。

　　申女士家住海淀区，她的孙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因为儿子儿媳都要工作，所以接送孩子的工作就交给了她。

　　“每天要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好几个来回，一天光在路上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申女士说，因为自己身体好，所以还能接受，但身体差一点的老人恐怕就有点吃不消了。

　　“去年儿子又要了二胎，请了个保姆在家里带老二，我来送老大还能忙得开，等老二开始上幼儿园，就得接送两个，要没有保姆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了。”申女士说。

　　市场需求催生托管热

　　家长接孩子的难题也给校外的托管机构留下了商机，而这类机构的收费都价格不菲。

　　记者日前咨询北京中关村地区的一家小学生托管机构了解到，在该机构托管一名小学生托管费用为每月1480元，而学生的用餐费则要另算，为每餐20元的收费标准。如此算下来，如果一名小学生每天在托管机构用一次晚餐，那么一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就接近两千元，对于不少家长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即便这样，因为需求多，托管机构的托管名额也非常抢手。

　　“我们能接收的学生名额有限，所以一般八月中旬就开始报名了，到开学时剩下的名额就非常少了。”该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而对于这样的托管机构，家长们也有着自己的顾虑。

　　“一个是要看价格收费是否能接受，另外，如果真的要送孩子去这样的托管机构，我们肯定也要去考察一下资质，安全设施、老师的水平、饭菜质量等等，我们都比较关心。”王先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老师吐槽：组织课后活动很疲惫

　　今年上半年，教育部曾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要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广大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

　　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小学校内都开展了课后拓展活动，然而在学校落实的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现实难题。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担任英语老师的林琳（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学每周有三天会开展社团活动，但是因为学校内的教师资源有限，有些兴趣活动需要外包聘请老师。

　　“学校也要加大经费投入，不仅需要支付外聘老师的课时费，同时还要向管班老师支付一定报酬。”林琳说。

　　“社团活动通常是打乱班级的，聘请的老师很难管理课堂纪律，所以每个班级都要配备一个管班老师，一到下课时孩子喜欢乱串班，所以管班老师必须要时刻紧绷神经，防止出现危险。”林琳告诉记者，自己每天七点多就要到校，平时的工作负荷已经很大，再加上课外活动工作安排，一天下来非常疲惫。

　　三点半放学，学生减负了吗？

　　一方面是学校早早放学，另一方面学生的课业负担却没有真正减轻，不少小学生在走出校门后又急匆匆赶往了校外补习班，今年上六年级的小丁就是其中一员。

　　“我现在除了周一和周日没有补习班，剩下的时间都有课外班。”小丁告诉记者。

　　小丁所在的学校是北京市的一所重点小学，每周二和周五不到三点就会放学，但是他还有补习班要上。通常，小丁每次放学回家收拾下东西就要骑车赶往补习班，而班上不少同学都有类似情况。

　　“我们作为家长压力很大，孩子同班同学有些人四五年级的时候就被重点中学点招走了，如果不能被点招走就只能参加电脑派位，挺焦虑的。”家住海淀区的朱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感慨。

　　朱先生也有个刚上六年级的女儿，因为担心孩子被派到不好的中学，他很早就开始带着孩子参加一些重点中学的点招考试。

　　“其实孩子在校内的作业很少，很快就能完成，但我们还给孩子报了三四个课外班，所以也不轻松。”朱先生说，只要孩子小升初的事情一天没解决，他的心就得一直悬着。

　　难题究竟怎么破？

　　一方面是国家提倡减负，让学生早放学，另一方面，学校和家长又面临着种种落实难题，矛盾究竟当如何解决？

　　其实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破解难题。

　　例如，北京、成都等地构建了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上海市公办小学普遍向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课后免费看护服务，青岛等地“以学校家委会为主导、学校参与配合”，依托学校的场所和设备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解决‘三点半难题’还是要让学校发挥积极作用，多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但是这就要求政策上有倾斜，着重给予老师补贴，提高老师的积极性。”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顾明远分析称，政府给予学校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应当让学校有办学自主权，“教育也要共享，要让学校能够充分挖掘、利用所有社会资源，甚至包括请有特长的家长参与课后活动，不能因为放学早就把孩子推到培训机构去。”

　　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还应当让学生有一部分自主活动的时间，而不是只过“上学——回家”两点一线的生活，而缺失了与社会接触的部分。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并不是只有学校有教育作用，社会也有，教育应当回归到正常状态，让孩子自主参与社会活动，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储朝晖说。

　　此外，储朝晖强调，如果变相的小升初考试依然存在，那么孩子还是被捆绑在了考试和学习成绩上，那么就很难真正做到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