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侯云德：传染病防线捍卫者

　　70年前，他怀揣梦想，立志学医。

　　70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抗击病毒的第一线，继续为中国的疾病防控事业作贡献。

　　他就是侯云德，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我国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

　　深冬时节，记者见到了这位疾控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一向低调的侯云德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我是带领着一帮人在做，不是我一人的功劳”。

　　正是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分内之事”，让这位老人为之奋斗一生。

　　勤奋的“中国留学生”

　　病毒，人们谈之色变。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高致病、高致死病毒病暴发，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重大威胁。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医学病毒学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一些对我国危害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批从事病毒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为国家流行的重要病毒病的诊断、预防和控制开展科技攻关。

　　1958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侯云德被公派到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国家信任我，提供条件让我学习，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回报祖国。”带着国家嘱托，他开始了留学生涯。

　　在前苏联的3年半时间里，侯云德几乎夜夜和图书馆、实验室相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每天加班加点，门卫被他感动了，破例将实验室的钥匙给他用。短短几年，侯云德陆续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当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矢志不渝的努力，使得侯云德迅速成长为病毒领域的专家，同行们都十分钦佩这位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研究所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所有试验用的小白鼠全部死亡，而且没有征兆。在反复求证无果的情况下，一位负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侯云德，想请他帮忙找出原因。

　　当时还在读副博士的侯云德仔细勘察了实验室情况，根据多年知识积累给出了判断：小白鼠可能死于仙台病毒感染。经过反复试验，他证明了自己的结论，并对实验室进行系统消毒，清理所有动物。此后，实验室再也没有出现动物集体死亡的事件。

　　1961年，侯云德完成了关于副流感病毒研究的学位论文，这是一篇全俄文书写的具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鉴于论文的学术成就，前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他的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博士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荣誉。”

　　推动干扰素“平民化”

　　干扰素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功能，是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干扰素完全依靠进口，患者治疗一个疗程的费用需要2万元至3万元，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让干扰素“平民化”，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侯云德和团队开始了漫长的干扰素研制工作。侯云德发现，中药黄芪可以抵制某些病毒繁殖，并能诱生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严格科学的方法证明传统中药黄芪具有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对人白细胞干扰素的诱生及纯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选育出具有诱导干扰素高产能力的病毒株HDV-F系，最终研制成临床级干扰素制剂。

　　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这一消息震动了侯云德：“采用基因工程能让细菌大量生产人干扰素，这不就是降低干扰素成本的好方法吗？”

　　当时，我国生物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条件都较为落后，搞干扰素基因工程，更是无从下手。

　　国际上的做法是首先要建立一种测定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的技术，其中要用到非洲爪蟾蜍卵的母细胞，而这种物质国内根本无从获取。经过苦苦探寻，侯云德成功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并解决了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的纯化和鉴定，完成“逆转录”获得可进行“克隆”的基因。

　　终于，在经历了数不清的试验与失败后，1982年，侯云德成功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α1b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疗效。

　　“中国人要用适合自己的干扰素，α1b干扰素的最大优势在于副作用小，通常使用国外α2a、α2b型干扰素后，患者会出现39℃以上高烧，且不能用于新生儿。而使用α1b后，患者仅会出现短暂低烧，且可以给新生儿使用。”侯云德的学生、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永庆说。

　　从研制之初到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国自主生产的干扰素不仅占领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而且价格比以前低了10倍以上。侯云德主导研制的基因工程药物已让上千万名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生物医药的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