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能源需求不振，天然气消费增长和市场开拓面临诸多障碍。已加快步伐的能源价格改革，其目标之一即为“降价”，减轻下游用气行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自去年非居民天然气门站价格下调、最高门站价格调整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以来，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各环节，都关心价格改革如何破局。而价格破局的关键，在于厘清行业上中下游各方关系，尊重合理利益，促进行业整体良性发展。2016上海能创论坛上，来自学界、业界的五位专家，围绕天然气价格和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协调，展开了一场排排坐的讨论。

　　讨论嘉宾

广告

　　郑新业  eo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王  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刘毅军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周  涛   好气网总经理

　　陈  刚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总经理助理

　　要改革，哪个环节最该改？

　　郑新业：天然气行业最应该改革的是哪个环节？

　　王震：改革的第一步是信息通畅，让行业的参与者和社会投资者知情。天然气全产业链确实需要改革，就改革的重点环节而言，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环节太多，环节多必然增加成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亚天然气出厂价大约0.5-0.6元/立方米，但是到了上海、浙江终端用户那里，气价已经达到3.4-4元/立方米，从门站到用户，中间要经过五个环节，雁过拔毛是很常见的。当然这些加价都是有道理的，所以说必须要全产业链改革。

　　周涛：目前天然气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提振需求，需求的本质还是价格。天然气价格体系是一套从上游井口、长输管道再到门站、城市配气管网的复杂价格体系。很多企业既要承担公共服务职责，又要追求投资回报，要做天然气管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们实质上是利用这十几年走过了欧美一百多年的路。

　　未来新的增长点主要还在工业用户，但是我国的产业结构证明这些用能大户承担不起优质高价的资源，这可能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像我们在河北推广煤改气，用气可以，但是工厂倒闭怎么办？中间环节确实有一定的不合理的地方，需要重新梳理价格。

　　其实现在各个省都在主动调价，比如经常被提及的浙江，浙江省物价局已经连续两次对省网的管输价格以及终端特别是对非居民用气强制性要求下降。国家工商总局也几次对几家公司发起了反垄断调查，各地物价部门也都在开展对管网的成本监管，再加上行业内大的公司都已经上市了，都有严格的资产划分，应该都是合规的。我个人认为，可以从终端客户对天然气消费的选择上倒逼改革。对做城市管道的公司而言，现在最大的竞争者是LNG点供，还有上游公司针对大用户的直供，还有很多江浙、广东的用户既接入管道又自建储气罐，哪个便宜用哪个，自从2014年工业天然气用量增加之后，这个竞争更明显了。没有足够的资源量是无法形成竞争的。

　　刘毅军：我们发展到现在，原来价格调整的模式基本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模拟市场调整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由于情况越来越复杂，这条路需要尽快加以转变。比如，利用交易中心，发展交易中心。

　　中国的改革比国外困难，一则中国的天然气产业链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期，再则我们上游的市场主体太少。对后者，原来的突破口选在非常规资源，在非常规资源增加市场主体，现在油价太低导致的低气价，非常规资源的投资积极性大幅降低，突破口要转变，国际市场气价低、供应宽松，可以转向增加进口主体，这里的关键在已建接收站的开放，并由更多类型企业建新站。

　　陈刚：交易中心是一个第三方平台，在开发市场的过程中跟上游、下游经常坐在一起谈。其实上游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希望尽快努力为这些优质的大客户提供直供。直供可以降价，这是上游的想法。但是居民用气的问题谁来解决？这就是行业内由来已久的交叉补贴问题。下游希望放开管网和LNG接收站基础设施，既然可以在国际上买到便宜的天然气，可以降价，为什么放不开呢？

　　在我们已经认可的几个标杆国家当中，只有英国和法国是允许终端用户自由选择供应商的，美国各州零售市场的放开情况不一，但普遍没有先放开零售市场再放开批发市场的。因为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核心永远是企业。企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的政府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中，设计怎样一个体系让它们自己竞争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个环应该从哪里开始？大家都希望放开价格，首先是放开居民，上游非常高兴，这可以解决交叉补贴的问题。居民用气量小，工商业用气量大，从市场规律来说，居民就应该承受高气价。但是工业用户是大用户，用气量大应该相应低价。现在中国因为体制的原因，必须要用工业来补贴居民用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下游公司选燃气项目时，首先看这个城市的居民用气比例，如果居民用气比例过高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个项目。现在城镇化，基本上剩下的市场都是农村的用气，谁去做这个事情？

　　产能相对过剩是产生市场的先决条件，这是今天的现状。今天大家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改革窗口期，主要是指受油价影响，现在现货低迷供应很丰裕，都想进现货市场。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个很好的窗口期，因为油价低到四十美金以下，可能日子相对就不好过了。现在天然气成为相对优势的资产，油气公司必须要靠着这个来持续经营。某种意义上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改革窗口期。当天然气价格高企，三大石油公司存量市场没有问题，对于增量市场拿出来一部分让市场形成价格可能是有利的时机。

　　国外气源能否成为稳定、便宜的新力量？

　　郑新业：美国或者其他新气源，是否能成为一个低成本、稳定的供应，变成中国未来天然气市场的新力量？

　　刘毅军：中俄之间的天然气合同，有一句话，除了中国实际上也没有能够承受300亿立方米气量的市场，这个量卖到欧洲，价格马上就跌回去。我们观察到美国天然气净增量不到200亿立方米，如果是200亿立方米到300亿立方米，在成熟天然气市场上，天然气价格可能就降下来了。但我们的市场情况不同，能否成为一个稳定的便宜气源，还很难讲，至少可以起到一部分调节、引领的作用。现在“十三五”预计天然气消费量在3500亿立方米，我认为这个目标还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不真正大幅降低天然气的价格，实现消费的比价优势，根本不可能，而这很难。

　　王震：美国的天然气加上技术液化的成本、运输到国内，也跟现在市场上的天然气价格差不了太多了。很多人担心是高油价（气价）时签订的长约如何消化。其实长约的天然气价格也与市场挂钩，只不过是一个公式的斜率问题。长约的价格回顾周期长，不过总体仍然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如果未来国际天然气市场上LNG供大于求，而且现货价格便宜，从道理上讲，华东、华南市场可以多使用LNG，没必要使用长距离输送的国产管道气。中亚气由于管道要经过多个国家，管输费自然要雁过拔毛，中亚气再跨过长江，可能经济上就是不合理。如果想要压缩价格，空间其实是很小的。中俄管道气也一样，很多报道说中俄的协议里签订的气价太高，中国吃亏了，但俄罗斯人也认为他们吃亏吃大了。实际上这个协议中的价格公式，也是跟市场挂钩的。想要达到美国天然气市场的程度，前提是天然气的流动性要非常强，个人认为我们远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从气源来讲，气源应该说是有保障没有问题的。

　　陈刚：我跟美国对应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对美国来说是非自由贸易国家。第二，从竞争来说，美国的气离中国太远，不如澳大利亚的和中东的。第三，美国公司倾向与跟自己的市场挂钩，定价公式基本是HH（亨利港）+液化成本+海运成本+合理收益，这样的合同工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是固定收益，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输入的价格体系和难以捉摸的输出价格体系势必又会变成新的结构性问题。

　　降价解决一切？

　　郑新业：天然气现在的价格降一半能解决问题吗？

　　刘毅军：我个人觉得，输气这一块是有大幅降价空间的。管道除了环节多，价格也太高。城市燃气我是不赞成砍多的，甚至我觉得有些地方还要涨，为什么？原来很多是用煤气，转到城天然气以后，管道是需要更新。我们讲管道大幅度价格降低主要是在输气环节，就是无论是达产的干线还是区域的管网。

　　王震：就刚才我说的几个价格水平，门站价格还是有降价空间的，因为门站价格比较高，西气东输不管是进口还是国产，我们当时要给付别人更多的溢价。

　　周涛：我觉得这个得分情况来讲，中国各个城市的差异比较大，有些城市气化率比较高，已经形成了管网的资产运行，这样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很多特别是要解决城镇化发展问题的地方，如果还要再继续布管网的话，不管是长输管网还是城市燃气管网，投资达不到预期回报怎么办？所以，在大家犹豫的过程中，从2015年开始，有大量的LNG点供冒出来了。

　　说到气源补充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天然气和石油作为危险化学品，保障安全带来的运营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在城市配气网络不太能（降价），因为城市配气网络的覆盖面和影响面会大得多。安全压力在终端零售公司会比较大，有赖于技术创新之外带来相关的设备和监管运营的投入。比如说安全规范、技术鉴定，这一部分如果有一些适当的调整，在天然气使用设施上面的投资能够降低一些。包括天然气汽车也能够得到推动。一个是采购的成本，还有一个运营的成本和使用成本，使用成本又跟投资基金的成本是放在一块的，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考虑得，包括使用者也应该考虑的。

　　什么是最适宜的干预方式？

　　郑新业：天然气市场和其他能源品一样，不是完全市场，现在的政府干预方式有没有改变的必要？什么是合适的政府干预方式？

　　刘毅军：我觉得首先居民价格的现行办法有必要改变。现在低气价，非居民用气价格下来的时候，居民价格不要调，当非居民用气上涨的时候居民的价格同时上涨，这样可以就可以实现居民用气合理的过渡。因为天然气本身就是一个富贵气，现在主要是经济形势的问题，我们新常态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稳定预期了，社会主体才敢去投资，去开拓市场。在没有稳定的预期，因为财力支持不够，当然要求用气价格更便宜，扩大市场不容易，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本来中间环节太多，截留主体多，这样上游降点价可能也起不到作用。

　　陈刚：有两点。第一希望在管网公司的基础上尽快构建日前市场以及考虑平衡市场的可能性，第二是油气体制改革实施细则一定要尽快出台。有据可依之后还得有组织对这个事负责，剩下的事情是形成一种市场结构，让它自动自发。如果又产生了集中可能带来的垄断，政府部门还需要再进行干预。

　　王震：如果改革以后能把线条理清楚，信息能够透明，这样实际上改革决策大家会更容易接受。我不认为不缺电天然气发电就不重要，因为电力结构也要调整，特别是这种环境的压力下必须要调整电力结构。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用气，我的感觉就是真正越穷的人，消费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不管气也好电也好。不少农村还在用罐装气，而且一罐气很贵，将近几百块钱，而且经常还灌不满，老百姓还得用，电同样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下一步城镇化加快以后居民用气的增长空间，可能大城市饱和成本高了一些，但是在中小型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城镇化来说，还是量很大。包括现在的煤改气，随着环境政策到位，气量增加还是很多的。一方面气的产业要把成本降下来，但是同时环境政策也会把其他的替代品的价格提上来，天然气的可能竞争力也会增强。

　　天然气不管是城市燃气，还是上游的供气，实际上都承担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用气义务。实际上原来在签进口长约时，当时是一个供不应求、资源短缺的情况，所以当时没有跟国内的下游签订照付不议，目前的一些问题也和当时这个遗留有关。从这个行业的长远来讲，我认为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对整个天然气产业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城市燃气的投资包括储气设施投资，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它永远不会回到像卖啤酒这样的开放阶段。

　　周涛：在基础设施投入上面，国家都有统一规划，为什么现在天然气的多级管网跟电网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天然气管网，特别是管网的基础设施是分层的，每一层如果不经济，导致到终端的价格是波动价，这个也是需要统一规划的。第二个确实在市场放开了以后，虽然我们愿意放开，但是对市场主体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因为毕竟是一个公用服务行业，又是危险品，不能真的像卖啤酒一样，应该以出不了安全事故为准。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包括偿付能力，这样才能尽职尽责地去做这个普遍服务。第三是运营之后还是要加强监管，但是监管可能要用新的手段。首先是政府改革，要用更多的信息化的，甚至社会组织的手段对从事这种油气行业进行监管，特别在终端企业进行合规合法，同时也控制它的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