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航天奠基人梁思礼 父亲三件礼物成就的驯火者

　　▲2012年6月25日，梁启超之子、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出席梁启超纪念馆重新开放仪式。当日，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梁启超纪念馆经过9 个月的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 （新华社资料照片）

　　▲梁思礼长期从事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先后完成了平台———计算机制导方案，为我国惯性制导系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他领导了配套的CAMAC 元器件及系统的设计和生产，使火箭及卫星测试设备实现了模块化、标准化和通用化。这是梁思礼在运算中心指导工作。 新华社记者白连锁摄（1994年4月6日发）

　　新华社记者张漫子

　　4月14日上午10时52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之子梁思礼在京逝世，享年91岁。他是中国首枚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主任设计师，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

　　——梁思礼

　　4月15日，在梁思礼生前的北京寓所里，亲朋及同事温和地追忆起他的生平，就像在谈论一场寻常的离别。

　　“不要放哀乐，不必悲痛和沉痛。”最后的希望被他写进遗嘱，生前爱听的圣桑小提琴协奏曲循环播放。

　　先生的遗像悬挂在墙壁中央，从各地赶来的老人和年轻人带着过去的故事造访。

　　其中，有父亲梁启超陪伴的五年，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五年。

　　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深得梁启超宠爱。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使之成为专属梁思礼的礼物，还特许他到书斋“饮冰室”里来。

　　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惹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只要两三天见不到“老白鼻”（父亲梁启超对梁思礼的昵称），就心头痒痒。

　　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太久。梁思礼5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梁思礼中学毕业赴美留学，25岁归国为国效劳，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此后86年，陪伴梁思礼的是父亲留下的礼物。

　　智仁勇，父亲教他面对失败的法宝

　　父亲教我“智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回忆中的1949，拂去历史烟尘，露出一幅隽永画面。

　　9月的一天，一艘大船缓缓驶出旧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礼归心似箭。8年来，饱受战乱、满目疮痍的祖国，没有一刻不萦绕在他心头。

　　二十天后，就在“克利夫兰总统号”即将靠岸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响彻长城内外。梁思礼将手中的礼帽抛向天空，欣喜若狂朝对岸眺望。

　　“码头上，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颤抖着，含着热泪，用双手迎接我。我知道祖国母亲也在张开双臂，等着我。”归来前的煎熬，归来时的喜悦，永远刻在梁思礼心上。每回忆一次，梁思礼便哽咽一次。

　　归国后，梁思礼面临的极为窘迫的局面：没有资料，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

　　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

　　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的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一心要把导弹送上天。但现实是：一没技术，二没设备，三没资料，四没厂房，白手起家的科学家的每一丝获得，都像是在废墟堆里等待萌芽。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从第一次试射起，一个又一个十年，无数次的失败。

　　可越是“摔”得痛切，父亲梁启超的话便越发透彻真切：“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人类心理的知情意，其发达圆满的状态就是“智仁勇”，即如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人要想成事，须得有遇事能断的智慧，一不忧成败，二不忧得失。

　　况且，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才有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当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为碧海染上一些浅绿色；当搜索飞机旋翼逐渐贴近海面，粼粼波浪、碧海、翠绿相映成画，新中国的航天人才闪着泪花、由衷赞叹这美景，“太美了，太美了，我们打成了！”

　　报国，父亲留给他的难忘教诲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父亲的话不时在耳边响起

　　有人打趣他，是如何从无尽的失败中挺过来的？

　　梁思礼说，“就是要做下去。许多事没有理由，比如说报国。”

　　刚到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17岁的梁思礼与家里断了联系。也许没有人能想到，出身名门的梁思礼也曾为生计，为了养活自己，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当过水上救生员，甚至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冬夜蜷居在储藏室。

　　那个时代的中国游子又如何奢求礼遇？烽火中的中国风雨飘摇，整个民族都陷入水深火热。

　　不管怎样，大洋彼岸的梁思礼，还是听到了“工业救国”的声音。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只为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以便早日学成报效祖国。1949年夏，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橄榄枝。面对诱惑，父亲的话又一次在耳旁响起：“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

　　“五花马、千金裘”没有稀释赤子热血。梁思礼在一片挽留声中选择了回国，而他的同窗好友林桦，选择留在美国，俩人从此分道扬镳。数十年后，他们中的一位成为波音宇航公司首席科学家，坐拥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而另一位成为原中国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住进普通的单元房，工资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

　　有人问他后悔过当初回国吗？梁思礼的回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制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制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父亲梁启超留给子女的家书中如是说。

　　在梁家，报效祖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们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掩埋的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

　　“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

　　有趣，父亲送给他的人生锦囊

　　他的生活永远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他天生就会“找乐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

　　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

　　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

　　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有趣，是父亲留给他的人生锦囊。梁思礼时常想起父亲的话：“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威廉·退尔序曲》等旋律欢快的曲调。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

　　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

　　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而他对祖国的热忱，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及对生命的“兴致”与“乐趣”却留了下来。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弥留之际，萧伯纳的这句名言被他念叨多遍。离死亡越近，留下的只言片语越被珍视，越耐人寻味。

　　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也总有东西比死亡更久远。”目送他远去的人们说。

　　“趣味”院士

　　梁院士潜心科研、航天报国的往事被大家屡屡提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两个细节：

　　其一，梁院士的个人感言。他说，自己有段时间经常考虑一个动词，认为这个动词很有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逼”，或者是“被逼做什么事”。他说，这个动词看起来是消极的，却有其积极的意义。他举了自己的例子。1941年，梁思礼中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刚到美国两个星期，由于珍珠港事件，与家人的联系中断了，生活费所剩无几。“那种情况就逼得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暑假在罐头工厂里打工赚钱。”那时，他17岁。

　　梁院士的身体素质比较好，虽已经是九十高龄，但目光如炬，嗓音洪亮。他说：“我觉得，逼不是坏事，是好事。”它能够激发人的潜能，产生不服输的勇气，去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人是这样，事业也是这样。梁院士紧接着话锋一转，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西方封锁、苏联撤走专家，逼着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可以说，是逼出来了中国现在的航天事业。“所以，毛主席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是有道理的。”　

　　其二，梁院士广泛的兴趣爱好。这与其父亲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梁启超在家书中曾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受父亲影响，梁院士兴趣非常广泛，喜欢音乐、摄影、体育、旅游等等。年轻时是古典音乐发烧友、摄影爱好者、摔跤运动员、游泳救生员。耄耋之年，他还经常看中国女排等体育比赛，特别喜欢篮球运动员姚明。他经常使用互联网，有时还在计算机上下中国象棋。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梁院士还半夜爬起来在电视上看决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曾说过，多姿多彩的生活为梁院士的事业提供了有益助力。

　　梁院士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名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这句说，也是梁院士一生信守并践行的。

　　（刘淮宇/《中国航天报》记者）

　　梁思礼·关键词　　

　　驯火者

　　1956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以钱学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心怀壮志、肩负重任，开始了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创业艰难的探索。梁思礼作为我国航天事业奠基者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主持参与了我国近程、中近程和远程战略导弹及运载火箭的研制试验工作。

　　梁老和他的同事们被称为新中国的“驯火者”。

　　凯·旋

　　1962年某重点型号导弹发射试验器前，梁老交代快待产的妻子：“若生男孩取名为凯，若生女孩取名为旋”，盼望凯旋而归。然而此次试验失败，导弹刚起飞就落在了距离发射点三百多米的位置。梁老几天吃不下饭，仍然给女儿取名“旋”，相信今后一定能成功。果然，经过不断努力，该型号一举发射成功。

　　三个出来

　　梁老深刻体会武器装备质量和可靠性重要性，强调过程的重要性，提出工作要从基础抓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特别指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试验出来的”，即航天界熟知的“三个出来”。

　　传薪

　　已至耄耋之年的梁老除了继续为国防事业当顾问外，又举起了“传薪”大旗。从2006年至2012年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梁老所在的中国老教授协会面向全国高校开讲《当代中国国情与青年历史责任系列课程》。在六年时间里，梁老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直接听众三千四百多人，网络视听众五万七千多人。

　　（王轶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