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废科举：好制度为什么被废弃

　　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神甫利玛窦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中国文明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其看法深刻影响了西方人。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可能有很多问题，但科举制保证了政治权力掌握在知识阶层手里，类似于柏拉图“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只有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的政府工作；由于大臣们和皇帝本人的关怀，这类的候选人并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职的人对于职务要靠经过考验的知识、审慎和干练来加以巩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职还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动中已经很有经验。”（《利玛窦中国札记》，48页）

　　无独有偶。距利玛窦来华两百年，英使马戛尔尼等也深切感受科举制的意义，以为这样制度既维持了社会公平，又保证政府有足够经过知识训练的官员：“在中国大致可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人是读书人，官吏都由这类人产生；第二类是农民；第三类是各种工匠，其中包括商人。关于读书人的考试，全国会试在北京，录取者给以最高学位。读书人所学的东西是一些修身治国的道理，加进去中国的历史常识。在北京会试录取的人由皇帝委派官职。这些人组成全国重要的官府衙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9页）

　　为什么一个如此美好的制度，竟然在二十世纪初年轰然坍塌了？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从《尚书》、《周礼》记录看，制度建构不少于三千年。在用人方面，科举制之前为察举制。察举制就其创制本意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制度：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在实行察举制的几百年，也确实察举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获得重用；公孙弘因察举，从一个牧马人出相封侯。

　　然而察举制走到后来逐渐变质，世家大族、达官贵人不仅垄断了自上而下的“察”，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左右了底层群众的“举”，从而使原本不错的察举制走向了反面，不是为统治集团提供鲜活的补充力量，而是渐渐形成了一个阶级的整体接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底层人无论怎样优秀，在和平年代再也没有机会冲到上层；上层无论怎样不行，也照样盘踞着位置。社会失去流动性，不只是死水一潭，缺乏活力，而且让社会充满仇恨、怨气。

　　察举制末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隋朝初年，政府毅然废除自察举演变而来的九品中正制，用人不再以民间舆论为依据，也不再听信豪门世族的考察，渐渐由政府相关部门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分别荐进。稍后，又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规范为孝悌、德行、节义、学业、文才等十科；再后，又并减为四科，尝试寻找衡量人才的客观化标准。

　　隋朝的历史太短暂了，当然没有办法重构人才选用新机制。但隋朝的努力启发了唐初精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举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十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科目就此规定下来，并明确每年十月为中央考试日子，为国家大考；地方州县的考试只是预试并明令士人自愿报名，不必经过任何官府、官员的推荐、审查。如此改革，使寒门出身的优秀人才有了投效的机会，打开了社会上下层流动的通道。

　　唐朝设置的考试科目分常科、制科两类。每年举行为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为制科。常科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种，称为“分别科目，举送人才”。此乃科举准确含义及其由来。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初只是试策，考试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科内容、名目虽有变化，但其精神就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科举制经宋明不断完善，逐渐定型，日趋规范。通过这项制度，满足了王朝政治人才需求，极大激励了士大夫阶层的情绪、向心力。据不完全统计，在实行科举制一千三百多年中，进士总数约十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

　　事实证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考试，极大增加了社会流动性，“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公正。

　　科举为唐宋以来输送了大批名臣能相、国之栋梁。我们今天许多人对文人从政表示意外，好像中国政治从来就是武人操控。这是不对的。至少从宋代以后，中国政治基本上就是文人的舞台，士大夫阶层的重要职业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掌控政治。所谓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十八世纪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政治秩序的赞美，主要都是因为科举输送了取之不尽有教养有学识的人才。

　　科举潜伏着的危机

　　作为“天朝上国”，中国文明对周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科举被日本、越南、朝鲜等移植。据研究，十九世纪中期从英国开始的文官制度，或汲取了科举制经验，或受科举制启发。

　　作为一项制度，科举在最充满活力时也潜伏着危机。一是内容。自隋唐至明清，科举考试内容有很大变化，但在细目、学术资源上，几乎一直囿于儒学的范围。特别是宋之后，程朱理学为科举指导思想，朱注成为标准答案。

　　二是考试手段。考试，从来都是考官、考生博弈过程。考场作弊，是人类天性，防作弊也就成为科举考试一个重要内容。旧时小说描写

　　了很多作弊技巧，这也说明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科举考试一直致力于防作弊，对作弊者毫不留情予以打击。

　　在科举考试中，最受今人诟病的莫过于“八股文”。八股文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其主旨为考试标准化、规范化。所谓“八股”，通俗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让判卷者明了文章要旨。以两句话概括、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重要一环，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其破题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后句破“曰”。这是标准破题法。

　　承题是承接破题进而补充说明主题，承上启下，三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议论，说明文章用意，一般控制在十句以内。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前半部分。

　　接着，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部分为八股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称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为全篇正式议论。四股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长短、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八股，所以称八股文。

　　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尽量使用排比句，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并不难，难的是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词性、平仄、韵律，这确实不太容易。八股文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讲究文辞、格式。

　　明朝科考四书义不少于两百字，多则不限。到清乾隆年，每篇不得超过七百字。批评者以为八股文体制僵硬，代圣贤立言，大都是半通不通文字，毫无文采、气势。清初徐大椿《道情》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切中时弊，随着科举日趋规范，命题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经验、聪明猜题、押题，于是考生并没有精研儒家经典，只要记住可能的命题，死背几十篇范文就可以通吃。（《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作文有很大相似性，所谓束缚灵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些弊病当然不是创设者本意，制度设置主要出于规范、客观、公平、公正考量。只有在规定字数、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诸生差异。就像体育竞赛，所有竞赛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文集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此之谓也。

　　时移世易

　　科举并非一个坏制度，大致满足农业文明、帝制时代基本需求。然而，当中国被迫进入近代，科举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因而结局悲惨且悲壮。

　　认为科举有问题，主要发生在1860年向西方学习之后。两次鸦片战争且失败，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惟一理由，但精英阶层从骨子里并不认同自家文明落后于西方，而是认为，中国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缺少西方的坚船利炮，因而中国向西方学习在他们看来就是补上器物这个缺憾，至于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中国并不缺。口号式的概括，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缺什么补什么。1862年，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聘请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管理馆务。几年后聘美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同文馆任职的中外教习有傅兰雅、马士、李善兰、徐寿等。同文馆俨然成为中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大本营。

　　同文馆存在四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的专业人才，但同文馆体制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从整体上建构一个现代教育体系，因而导致科举制与近代科学不接榫：学科学的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获得功名；没有功名，就没有办法进入体制；继续埋首科举考试的人不懂科学，甚至不懂时务，所学非所用，尽管获得了功名，但对体制，对社会，简直就是废人。

　　为弥补这些缺陷，冯桂芬提出“改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停武试”等一揽子科举改制方案，让科举选出的人才合乎社会需要。冯桂芬注意到了近代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如何与科举体制相互衔接问题，建议“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蓗，勿令他适。”（《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本周四历史版。）

　　◎马勇，历史学者，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