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点半，广州小北路附近的一个小区，光线有些暗淡。随着铁门“哐当”一声打开，李松（化名）把手支在额头上，警觉地往铁门外张望着。“你是谁？找我有事吗？”他问道。一旁的李国章老人告诉记者，李松没什么朋友，平时家中很少有陌生人到访，他也很少跟陌生人交流，所以每当家中有陌生人到来，他总是格外警觉。
李国章老人今年已经80岁了，李松是他的独生子，今年41岁，患重度强迫症已有22年。 多年来，儿子的病情折磨着李国章夫妻俩，但坚强的他们一直勉力操持着这个家。过去十多年间，他一直尝试为儿子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但都未能如愿。2016年12月，李国章签订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如今他最担忧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老两口不在了，儿子谁来照顾。
李松头上已经有一些白头发，单从外表上并不会看出他有何异常。和记者聊天时，他始终光着脚、盘腿坐在沙发上。
李松（化名）和父亲李国章初三意外患强迫症
李松从小就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从不和别人打架，初一时他的成绩很好，一直是班上前10名。但因身材比较瘦弱，李松总受到学校里几个坏孩子的欺凌。“那还是20多年前，学校没有心理辅导老师，我当时察觉到他有一些变化，但并没有太在意。” 直到初二开始，老师有一次告诉李国章，李松长时间没有回到学校上课，这让他感到很震惊。
李松在李国章的教育下同意回去上学，但后来却提出要去健身房健身，李国章当时同意了，但他没想到，那却是儿子病情开始的先兆。到了初三那一年，李松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他不愿意说话，不愿意笑，开始变得自我封闭，更可怕的是他提出不想去读书了。李国章才终于从李松的表现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他这个病情（强迫症）潜伏了3年。一开始我发现他做事情动作很慢，叠床铺要非常干净，洗碗要一个小时，洗澡后有时候忘了自己已经洗过澡，他又会去洗一遍，如此反复。”
李松发病的前三年，他还愿意出去和别人聊天说话，也愿意出去干点零活挣钱。于是初三那年在李松辍学后，李国章安排他去了一家熟人开的茶叶店做帮手。但才过了几个月，茶叶店老板就告诉李国章，让他把孩子领回家。原来，因为李松动作缓慢，反反复复做同一件事情，店里的其他人经常捉弄他，让他去搬东西。后来，李松还去餐厅当过传菜员，也因为动作太缓慢被辞退了。从那以后，备受打击的他就蛰伏在家中，不论李国章怎么劝都再也不愿意出去工作。
李国章发现儿子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当时他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儿子可能得了某一种病。于是李国章把儿子送到多个医院去做检查，检查结果都显示，儿子患上了重度强迫症。医生告诉他，强迫症是“精神病中的癌症”，患者明知某些强迫动作是不合理的，但不能摆脱，从而一直生活在痛苦和阴影之中。“那时他才17岁啊。”李国章的语调中带着几分悲伤与无奈。
“黑白颠倒”22年
李国章告诉记者，李松自从18岁病情加重之后，生活规律跟正常人完全相反——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起床活动，别人上班、外出活动时他却在家睡大觉。每天下午1点半起床，到下午4点半才是李松吃一天中第一顿饭的时候。因为常年生物钟紊乱，作息不规律，李松脸色苍白，目光有些呆滞，一直都像没有睡醒的样子。
每天晚上9点，李松会读报纸1个小时，然后从晚上12点开始出门散步。“他做事情很规律，一旦形成了习惯就没法更改，不管晴天雨天，严寒还是酷暑，他都要出去2~3个小时。有时冬天太冷，我们劝他晚上不要出去了，但他不听。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但我又不可能24小时跟着他。”李国章说。
李松每天晚上做完运动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然后将父母放在厨房为他准备好的饭菜加热后吃掉，这是他一天的第二顿饭，而每次吃饭他都要花大约1个半小时。医生告诉李国章，只有全家人一起吃，才能将李松的吃饭时间控制在40分钟内，但要做到这一点，对李松来说实在太难，因为他跟家人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在一个点上。
“每天他要睡到下午1点才起床，我们吃午饭时他正在睡觉，到了晚上我们吃晚饭时，他才刚吃完早饭在家打扫卫生。我们一家人想要在餐桌上一起吃顿饭都是难事。”
作为一名重度强迫症患者，李松吃饭时的动作就像电视中的慢动作回放一样，被拉得很长，停顿很久，吃饭的时候还经常走神。
2013年，李松曾患上鼻咽癌，经过住院治疗后没有复发。因为老两口劝说儿子无效，李国章搬来了医院的医生，劝说李松要按时入睡，不能常年作息紊乱，并告诉他，长期熬夜会导致鼻咽癌复发。但李松却表示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浑身不舒服。记者问李松“为什么每天都这么晚睡？”李松看起来很痛苦，他双手抱头，捂着眼睛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啊。”
每天都“反反复复”
下午5点钟吃完每天的第一顿饭后，李松开始了漫长而反复的做家务过程：他缓慢地用一块抹布将厨房台面反复地擦来擦去，尽管台面已经看起来很干净；吃饭的饭碗已经被他洗过好几次了，但他还是忍不住用水再将碗一遍又一遍冲洗。随后李松开始整理自己的床铺和衣服，他用极慢的动作将自己的每一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看到衣服上有一些褶子不够平整，他都忍不住用手反复去摩挲。
李松的鞋子摆放得也非常整齐，所有的鞋子都笔直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李国章告诉记者，“如果你把叠好的衣服搞乱了，或者把他的鞋子的摆放方向弄歪了，他就会大发雷霆。”
每天光打扫家里的卫生，他就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地板拖了一遍他还嫌不干净，于是他开始拖第二遍、第三遍。一旁的李国章有些看不过去了，对他说：“地面已经很干净了，你都拖了很多次了，不用再拖了。”但李松不听，他指着墙角说：“这里还有一点没拖干净。”对此，李国章只能无奈地摇头长叹。
每天半夜吃完第二顿饭后，李松开始洗碗、倒垃圾，收拾父母已经摆放整齐的厨房内的物品。收拾完毕后大约凌晨5点，他才开始洗澡。“他每次洗澡都要1个小时，这个时间无论如何都无法缩短。他会将身体从上到下反反复复冲洗一遍又一遍。无论我们怎么劝，让他动作快一点，他都听不进去。”
强迫症的侵袭让李松性格变得暴躁、敏感而古怪，不管做什么事情他总是犹豫不决，总想追求完美。看着儿子被疾病折磨，李国章心里干着急。儿子的病情已经成了老两口的一块心病， “没办法了。20年下来他一直是这样，洗手、洗碗、打扫卫生、叠衣服，他都要反复做。而且觉得自己穿衣、洗澡、吃饭、走路都要遵循特殊的顺序，一旦颠倒，他就会发脾气。”
因为李松不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目前他的生活起居都由李国章和妻子负责。
多方求医均无解
80岁的李国章已是白发苍苍，儿子的这个病让他伤透了脑筋，22年间，他几乎跑遍了国内治疗强迫症的各大医院，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他每天都要去公园锻炼身体、跑步。“我不坚强谁替我坚强？”说起儿子，他唯有苦笑。但即便像他这样意志坚强的男子汉，被儿子的病情折磨了22年，他也开始变得有些脆弱，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李国章他曾尝试将李松送往广州市某精神病康复农场，对方听说他不需服药治疗，作息无法与正常人一致，便拒绝了。后来，李国章又将李松送往一家养老院要求长住，但也遭到养老院的拒绝：第一，李松的岁数还不太适合与老人们一起生活；第二，李松的生活节奏与常人完全相反，且吃饭和洗澡都要花大量时间。“养老院本来床位就很紧张，而你吃饭、冲凉都要一个多小时，会把他们正常的管理打乱，所以他们不愿意接收李松这样的。”
无奈之下，李国章只好将李松送往精神病院。过去20多年间，李松多次在精神病院治疗，但效果都不明显。
唯一让李国章感到安慰的是，李松虽然患有强迫症，但他并没有暴力倾向，智力也是正常的。医院出具的病例也显示“自1998年到2015年未有损坏物品伤人事件”。“他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买东西知道货比三家，哪怕是一块钱也要节省。”
为了治好儿子的病，李国章用尽了所有的办法。2017年11月，李松在李国章的安排下到广州一家医院安装了DBS（脑起搏器），手术很成功，但手术之后他感觉儿子的病情并没有任何好转，这让李国章很是失望。
托孤成后顾之忧
退休后的20多年，李国章一直以自己的坚强和乐观操持着这个家，再苦再难他也没有退缩过。有一段时间，因为儿子的病情，他也心情抑郁，手心冒汗，医生告诉他那是抑郁症早期，但他住了三天院就出院了，因为家里还需要他操心。从那以后，他通过每天到公园跑步、做操来调节心情。“我是家中的顶梁柱，我不能倒，我倒了，儿子谁来照顾？”李松的病情让他不具备结婚的条件，而他本人也没有结婚生子的意愿。
2015年，李国章也患上了前列腺癌，虽然后来经过治疗他的身体并无大碍，但托孤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他。李国章退休前曾是广东省某政府机关的干部，同时他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2016年12月29日，李国章签订了志愿捐献遗体的申请书，同意在自己身后将遗体捐献给中山医科大学用于医学研究，并动员老伴在身后也捐献遗体。“我今年80岁了，我妻子也有糖尿病，我们早晚有走的那一天。万一有一天我们老两口不在了，儿子谁来照顾，这是我现在最忧心的，只要想起这个问题，我都睡不着觉。”
李国章告诉记者，他是家中的老大，还有6个兄弟姐妹，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家人，没有人愿意“接收”李松。“我们现在对于治好他的病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李国章说，自从儿子得病之后，他就买了很多专业书籍，久病成医，对强迫症也有比较深的了解。“我看美国杂志说，有30%的患者经过治疗会有明显改观，但非常难根治。”
李国章说，自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对于儿子的下半生，夫妻俩还是想做最后的尝试，想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信托等方式为儿子找到更好的去处，因为在他们心里始终还抱着一丝希望，说不定以后医疗技术发达了就可以改善儿子的病情。李国章说，如果有公益慈善机构肯接收李松，他愿意在身后将房产和资金捐献给有关机构。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编辑：广州日报全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