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记者 段凤桂

  见习记者 王磊

  上联:法律援助联络点、村法律顾问公示牌、打击整治攀爬入室盗窃办公室;下联:农家书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公室、勤廉监督室、村法律顾问工作室;横批:横石水镇江古山村公共法律服务站。

  这幅特殊的“对联”出现在英德市横石水镇江古山村村委会一间办公室门前,由8块大小不一的牌匾组成。由于空间不够,其中三块被钉在了门左侧的防盗窗上,显得格外突兀。据不完全统计,该村悬挂、张贴各类标牌和制度牌近百块。

  事实上,早在2012年,省委、省府办公厅就下发《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治理村、社区组织牌子过多过滥问题的意见》,要求村、社区办公场所只能悬挂统一规格、规范名称的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两块牌子,村委会挂牌过多过滥的问题一度缓解。然而,近年来,这一问题又在部分村出现了。
 

\(英德江古山村、同心村,始兴总甫村都是牌满为患。图为同心村悬挂的各种牌匾。)

  屋外挂牌屋内挂规章制度

  江古山村委会有六七间办公室,办公室外总共挂了24块牌,其中5块被钉在防盗窗上。让人诧异的是,在两间相邻办公室的外墙上竟挂有两块规格、材料不同但名称相同的牌子——“横石水镇江古山村公共法律服务站”。

  门外到处是牌子,屋内也没空着。村委会办公室的内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牌,如“打击攀爬入室盗窃犯罪工作人员分工”、“例会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等,约有70块,与门外的“组织机构”相呼应。

  除了跟江古山村一样的牌匾,英德市望埠镇同心村还挂有“文化调研中心”、“文化驿站”、“消防安全办公室”、“林管办公室”等牌匾。当记者问一共挂了多少牌时,同心村副主任赖奕和无奈地说:“说白一点,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有多少个,挂得满满的,有时看都不想看。”

  在始兴县太平镇总甫村村委会,南方农村报记者也看到,一间办公室的门框周围挂了11块牌,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站”、“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综治信访调解站”、“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室”等,其中两块内容完全一样,都涉及综治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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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规定,乡、镇一级才能设置站、所,村委会挂‘某某站’的牌子明显欠妥。”英德望埠镇一位吴姓党委委员认为,当前村委会悬挂的部分牌匾有失基本的规范。比如,由英德市司法局统一制作,在全市各村悬挂的“公共法律服务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该牌匾长约1米,远远大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牌子,“喧宾夺主”。

  挂牌意味着有专人负责

  2012年,在《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治理村、社区组织牌子过多过滥问题的意见》下发后,横石水镇和望埠镇都组织了一次清理。在江古山村委会二楼的一间杂物间里,记者看到,“民兵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组”、“森林防火管理委员会”、“扶贫工作办公室”等20多块牌子杂乱无序地堆放在地上,上面布满灰尘。据一位村干部透露,这些都是当时被清理掉的。

\  不过,近两年又出现了挂牌高峰。

  江古山村支书卢群娣告诉记者,村委会的各种牌匾不需要村集体出钱制作,都是由镇里或者市里相关职能部门派人过来悬挂的,有些甚至要求有专门的办公室,村里只得腾地方。“除了天花板,其它能挂的地方都挂了牌。”她戏谑道。

  “上面都有文件,没有文件,我们也不会去村里挂牌。”望埠镇镇长林翠嵘告诉记者,村里悬挂的牌子绝大部分都是上级职能部门发文要求镇里出经费制作,然后统一挂到各村的。每年,制作牌匾、横幅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镇政府现在还欠广告公司十几万元债务。

  望埠镇一位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告诉记者,现在特别强调每一项工作要落实责任,挂个牌子就意味着村委会要有专人负责,但村干部有多大能力承担这个责任,还得打个问号。

  “从某个角度来说,各部门要求挂牌,也是要让下面负责任。”吴党委说,上一级为了体现对某项工作的重视,往往会要求挂牌或成立办公室。而且,各职能部门还会经常派人来乡、镇督查或者进行阶段性考核,看看有没有落实好。“清理是上面发文件要求的,挂也是上面要求的,乡镇只是奉命行事。”

\  村干部明显感觉担子重了

  “上面决策,我们执行,最后落实到村。”比起镇政府的无奈,吴党委觉得村一级的处境更加窘迫,因为镇政府扮演的是中间人的角色,压力最终还是落到了村。“一个村少的有3个村干部,多的有7个,一个村干部兼十几个职务,有的自己都不清楚兼了多少职。”

  赖奕和就数不清自己兼了多少职务,但他明显感觉到随着挂牌的增多,他肩上的担子在增加。比如,“打击攀爬入室盗窃犯罪办公室”,村委会7位干部都是其中的成员,需要将全村的人口信息重新梳理、排查一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公室”则要求村干部处理辖区发生的一些微小交通事故;“文化调研中心”要求定期进行资料更新,文化部门每年会过来检查一、两次;其他的办公室同样需要迎接各个职能部门的检查。“感觉村委会成了‘政府部门’,什么事都有我们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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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牌匾迅速增加不相匹配的是,各职能部门在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的支持几乎为零。赖亦和告诉记者,除了“文化驿站”每年会有六七百元的补贴,其余的一二十个办公室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在同心村,记者走进一间悬挂着消防办和林管办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一些消防器械和杂物。在溪北村和江古山村,绝大多数办公室是大门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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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那么多牌子有什么用?做事的还是那几个人。”当地村干部介绍,一般村委会干部都有明确的分工,每项工作都可以找到负责人,完全没必要挂牌或者成立办公室。

  赖奕和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村干部都是实行包片制,每个人负责几个村小组,村民来办事不会按照牌子的指引去找相应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找人。而且,村干部一般都是在“大厅”集中办公,呆在所谓的“办公室”反而会给村民带来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