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宋、阿娟一样，很多“小姐”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一行，但“小姐”又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融入现代化的最容易的方式。
文/杨小贞
23个访谈对象、6年的田野调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不论在书中还是在课堂中，都提到过自己进入“小姐”这个研究领域的不易，但最终《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还是成书了，为我们展现了“小姐”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
欲望的实现为什么要做“小姐”
广州、深圳、东莞，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现代化的风向标，不知有多少人尤其是来自农村腹地的人将这里视为逐梦之地。“小姐”兰兰的父母在城里打工，仅用三年时间就改变了家里的生活条件，兰兰从电视机、录音机看到了大城市的影子，感到兴高采烈和不可思议，这让她萌生了去城市里感受现代化的想法。
作为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没钱、没关系、没地位，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缺失，都让她们处于无比弱势的地位。有人说，可以去做女工啊，干嘛一定要当“小姐”。
站街女小宋坦言做女工的辛苦：“在厂里所有工作就是不停地钉各式各样的纽扣，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都要瞎掉。”“工资才400块不到，加上加班费才拿不到800块钱。”经常受组长辱骂“蠢猪”“什么都不明白”，还要看老板眼色。小宋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忍辱负重”，所以干脆辞工出来了。
“在大城市里非常渺茫的……就是你从农村出来就再也不能回到农村了，在农村的话反正没钱……但是你出来一个月再怎么样也有钱挣，又是在屋檐下做事。”阿娟本来先是做保姆，觉得处处要看人脸色；后来到面粉厂上班，又没技术，换了台机器就不懂了；之后再卡拉OK陪唱，再后来去餐厅打工和一个经常来吃饭的男人混熟了，他让阿娟不要再干了，等于说就是把她包养了。就这样阿娟才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小姐”生活。
和小宋、阿娟一样，很多“小姐”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一行，但“小姐”又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融入现代化的最容易的方式，她们的融入只能通过表象的都市化象征来满足自己参与城市化的欲望——消费。
她们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拥有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肌肤，才能衬得起妆容和饰物。“小姐”小霞的衣柜里挂满闪闪的连衣裙、黑色半身裙、A字裙摆雪纺料……各种各样的皮鞋，高跟的、蛋糕鞋、黑色平底鞋……还有几个盒子里装满了各色项链、耳环、手镯、头花等等。她说自己现在很会穿衣：“你们广东人很看重人的衣着的。你看到人家的第一眼也是看形象嘛……你穿好一点人家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起码不会觉得你是乡下来的……”
不但是外表的形象消费，她们还看杂志、玩手机、上网，流行手机一有新的型号，马上相互比较，看看谁的功能齐全。她们茶余饭后的一个常谈话题就是看看谁的手机装饰弄得最好看、最可爱。她们还希望住到高档小区里，觉得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住这个小区，听起来就挺好的，人家会说，哦，豪宅啊……”
就这样，即使在没有户籍保障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生活中，“小姐”们为了不被遗忘在现代化的边缘，这些微小的日常行为或许在一般的城市人看来无足轻重或是习以为常，对于她们来说却是融入现代化的着力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小姐”们才能作为微小分子来与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做出挣扎与抗争。
她们在做什么？反正不是“性工作者”
娼妓合法化、非罪化，从西方到中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学者李银河一直在倡导女性的“性权利”，所有自愿的性行为，都应该受法律的保护。而学者潘绥铭用他的田野调查提出做“小姐”是一种权利，“小姐”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性”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劳动，理应受到尊重。丁瑜却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希望从“小姐”自身角度出发，强调她们自身的主观感受。
“小姐”小红坦言：“（做小姐）不可能觉得是正式的工作。肯定是不一样的，跟正常的工作……最多只能说是玩玩、混日子而已。”
“小姐”兰兰有一次跟着客人去了国外，这让她觉得一下子“见了世面”，跟别人谈论起来旁人也羡慕不已，她自己也感叹：“人一旦从农村出来真的就会很不一样，就像我……从农村出来又跑到外国去，这也是一种经验啊。你刚才问我绝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阅历，不是工作。”
有的小姐即使承认这是一份工作，也并不认同“性工作”这一说法。“小姐”阿娟就说：“如果说我完全做性工作，没有其他的，单纯的性，那还可以这样说。但我还做别的呀，不完全只是性……要喝酒、聊天、唱歌，要考虑哪个客人怎么招待，自己能有多少钱……毕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样说有点太单一了，觉得有点太强调性那方面了，反而不好。”
在“小姐”眼中，她们反而不接受“性工作者”这个看起来尊重赋权的名称，她们认为工作不仅应该包含稳定的收入，还要有责任感、归属感和尊严等多项指标，而这似乎都是这份工作没法带给她们的。相反，“小姐”这个词涵盖性强些，因为这个词似乎代表着城市的生活方式，年轻、青春、开放、独立等等，这些都是“性工作者”无法指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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