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8日，微软公司宣布其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因个人原因离职。有消息称，张亚勤将加盟百度出任总裁。
张亚勤1966年出生于山西太原，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3岁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加入微软，做到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几乎做到了中国人能在外企中所能达到的巅峰，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在张亚勤入职的年代，去外国念书，进入外企，曾经是中国大学生毕业的梦想。今天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公务员，当年只是出国，进外企之后的第三选择。至于民营软件公司则是国企之后的第五选项。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张亚勤也离开微软转投百度，外企的时代过去了。
一、 光环中的外企
十多年前，中国包括政府在内就是一个“穷”字。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国家部委，收入只有千元，国企、民企的收入也都不高。而外企靠全球工资的优势，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薪金待遇和福利。
出差非五星级不住，高于国企、民企几倍的良好薪酬，相对简单的基层人事关系，让外企职员成为择业的热门选项。以当时的汇率，即使给中国员工高薪水，相对于外企本国的雇员也便宜了太多太多。各路人才纷纷加盟外企。小资、白领、品质生活这些概念都来自于当年平均收入较高外企职员。
当年的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期，而本土企业还没有学会与国际巨头竞争，生意相对好做。外资企业效益大多不错，也有能力支撑高额的员工薪酬福利，外企和外企职员都被罩上了一层耀目的光环。高薪酬、业绩增长带来的成就感掩盖了升职道路的玻璃天花板和没有决定权的尴尬。
二、 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
随着互联网大潮，美国崛起了谷歌等一批新兴企业。而中国广为被人诟病的网联网管制给了中国企业机会。
只要美国出现一种互联网商业模式，就会有留学生把这种模式带回到国内，然后在封闭互联网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世界最多的人口，意味着世界最多的网民，而数量就意味着收益。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个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从艰难起步到中国巨头，再到外国上市，成为世界互联网巨头。
在这些巨头的崛起过程中， 资本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的新兴互联网公司和美国一样，通过上市变现，制造着一批又一批富豪。新兴企业需要人才，而在外企效力多年，熟悉本土情况，积累了国际化管理经验的人才自然是最好的挖掘目标。
于是，一个个外企成为了中国新企业的黄埔军校。现在的中国手机厂商，几乎都有过摩托罗拉的前职员。微软的前职员也在互联网企业中遍地开花。
在外企，你只能拿到相对较高的薪水，如果没有海外背景，很快就会遇到玻璃天花板。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你可以拿到期权或者股份，有一夜暴富的机会。即使拿不到，也不会碰到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升职空间要大的多。更重要的是你可能影响企业的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棋子。
三、 高薪酬光环的黯淡
在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增长和房地产泡沫之后，中国的薪酬大幅增长，而人民币也一直在升值，外企高薪的神话在破碎。
当年，外资企业只要本土几分之一的薪水就能找到极高素质的员工。如今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不到5万美元，而中国一个深圳的手机企业大学生的起薪就达到了1万元人民币，BAT这种互联网企业则更高。外资企业拿出本土几分之一的薪水不再有高吸引力，即使一个北京家庭拿到了美国中位数的收入，他们在北京想买套学区房让孩子上好学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年，外企高管的薪水是国内任何企业望尘莫及的，而如今百度可以撬动谷歌、微软这些一流公司的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不仅仅是张亚勤，号称谷歌“大脑”的吴恩达也加盟了百度。外企的薪酬不再有耀眼的光芒，本土的新兴企业更有竞争力。
四、 棋子的尴尬
张亚勤官至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亚太研发集团。但是他在三年前就想要离开。他曾经负责全球通讯和嵌入式产品。而恰恰在他2006年离开之后，苹果的iPhone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革命。
微软这些年，跟风谷歌做必应搜索没有收益；移动互联网本来概念提出的最早，但是在苹果、谷歌跟进后却步步后退，已经被挤出了移动互联网操作系统的市场；费尽了心机收购了诺基亚，却成了沉重的包袱。而张亚勤作为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并不能改变什么。
同样，在摩托罗拉，无论是收购前还是收购后，中国团队对摩托罗拉的产品没有多少发言权，只是做一些产品适配的工作。中国用户的需求并不能通过中国团队及时反馈到产品上。在诺基亚，当年曾有众多中国区员工在会议上质问为什么公司不做安卓手机，但是被告知这是高层的决定，你们无权过问。
中国人在外企中并不被信任，很难影响到公司的决策，不是运筹帷幄的棋手，而只是中国区赚钱的棋子。高层没有决策权，底层的中国员工甚至不被允许接触公司的核心技术。在外企，中国人终究只是外人。当年加入外企是因为高薪酬。而当奋斗到经济独立，不再需要工作维持生计的层次，归属感、成就感更为重要，此时离职去做想做的事情就成为选择。
张亚勤选择了离开，中国大陆的外企神话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