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定位你的选民，打动他们让他们采取行动。”
这是数据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政治服务部门的广告语。在官网上，Cambridge Analytica列出了自己的光荣业绩：“为五大洲超过100场竞选提供支持；仅在美国，我们就为赢得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各州选举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今，这家由共和党大金主、对冲基金亿万富豪罗伯特·默瑟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担任董事的数据公司，再次把Facebook推向了风口浪尖。
据《卫报》、《观察家报》、《纽约时报》的调查及Cambridge Analytica联合创始人怀利（Christopher Wylie）爆料，Cambridge Analytica未经许可收集了超过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资料，并在分析用户们的行为模式、性格特征、价值观取向、成长经历后，有针对性地推送信息和竞选广告，以影响美国选民在竞选中的投票。
而收集这5000万人的资料，仅仅用了一个网上风靡的性格测试。
天才少年的发现
2007年，剑桥大学心理测验学中心的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和史迪威尔（David Stillwel）开始试验新方法研究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
当时史迪威尔为Facebook设计了多款应用，其中一款名为“我的个性”（myPersonality）的软件成为爆款。用户可以通过应用测试五类人格特征：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神经质。
为了进行人格测试，有40%的用户同意让开发者收集自己的Facebook资料。由此，研究人员得以收集社交媒体用户的个人资料以分析他们的性格特征，之后再与用户在Facebook文章下点赞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推演用户的行为模式和政治倾向。
根据科辛斯基等人的研究，从用户在Facebook上点赞的情况可以推测出用户的性别、性取向、教育情况，甚至儿童时期是否经历过心理创伤。
这项研究在当时属于突破性发现，波音公司和美国情报机构也对此表示出了兴趣，相继为科辛斯基的其他研究提供了资助。
2013年，年仅23岁、正在攻读流行预测博士学位的怀利看到了科辛斯基等人的论文，当即意识到论文中提到的算法和预测能用于竞选活动。
一些与怀利共事过的政客将这位加拿大青年称为“天才少年”。怀利曾被诊断患有多动症和读写困难，于16岁辍学。
但17岁时，喜欢政治的怀利开始在加拿大反对党领袖的办公室工作；18岁为加拿大自由党工作；19岁自学编码；20岁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法律。
接触到科辛斯基的论文后，怀利先将这种了解选民的新方法介绍给英国的自由民主党，但未得到重视；而一名自由民主党成员则将怀利介绍给了数据分析公司SCL集团，SCL正是Cambridge Analytica的母公司。
SCL集团的业务涉及竞选和国防领域，英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都是该公司的客户。该公司曾在英国政府的委托下，为中东的反恐行动提供支持；公司也是美国防部在阿富汗的承包商之一。
怀利作为研究部门主管加入了SCL集团，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心理战”正是该集团的专长——通过信息控制，而非说教来改变民众的想法。
当时，该集团专攻竞选活动的分公司SCL Elections已经参与了全球200多场选举，用心理战手法影响选民的决定。
2013年秋天，怀利首次与班农见面，当时的班农还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主编。
文化战争《卫报》将怀利与班农的会面形容为一次“火上浇油”的会谈。在怀利看来，班农很聪明，对不同的想法很感兴趣，也是第一个能和怀利讨论“交叉女性主义理论”的直男。
怀利称，班农相信政治是文化的“下游”，“因此想要改变政治，首先需要改变文化”，而流行趋势就是一个重要载体。
“基本上，特朗普就像一双UGG或者Crocs，你怎么才能让人从感觉‘丑死了’变成每个人都想穿它们，这就是他（班农）在找的点。”
怀利将收集选民信息的新方法推荐给班农，班农之后又将此想法推荐给罗伯特·默瑟和他的女儿丽贝卡。
在默瑟同意出资1500万美元后，SCL Elections与默瑟共同设立了Cambridge Analytica，总部设在伦敦。
Cambridge Analytica的另一名创始人尼克斯（Alexander Nix）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Cambridge Analytica的出现是为了弥补美国共和党在政治市场上的“空白”。
尼克斯称民主党一直在引领技术革命，而共和党在数据分析和数据互动领域没有跟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性格测试引发的数据外流
据怀利提供的文件，Cambridge Analytica一成立就开始寻求与科辛斯基所在的剑桥大学心理测验学中心开展合作，但遭到了拒绝。
这时，另一名来自剑桥的心理学教授科根（Aleksandr Kogan）站了出来，表示愿意通过复制科辛斯基等人的研究，为Cambridge Analytica收集数据。
怀利出示的合同显示，2014年6月4日，SCL与一家名为全球科学研究（GSR）的公司达成协议，通过后者收集Facebook数据，了解用户的性格特征。而全球科学研究的所有人正是科根。
达成协议后，科根开始招募愿意进行个性测试的受访者，每名受访者能得到2到5美元的报酬。
参与测试的受访者需要用自己的Facebook账号登录应用，科根则可以通过开发者端收集登录者Facebook账号上的个人信息和点赞记录。
除了受访者本人之外，该应用还能收集受访者Facebook好友的数据资料。一共有约32万名美国选民参与了此次测试，但加上每人的Facebook好友，科根一共收集到了超过5000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
由于收集的用户数据量太大，科根使用的应用还一度发生崩溃，两天后才得以重启。
得到数据后，研究人员将个性测试的结果与Facebook用户的数据进行匹配，以推测用户的心理模式并制定算法。这之后，研究人员将所有Facebook用户的数据与选民记录等资料相结合，运用算法为每位选民推算出上百个数据点，包括年龄、性别、工作、政治观点、具有煽情点的兴趣爱好等。
掌握选民的个人背景后，Cambridge Analytica再根据不同选民的特征推送极具针对性的政治广告和消息。
怀利指出，Cambridge Analytica和科根收集用户信息的做法并未得到用户许可。根据英国数据保护法，在未经允许下将个人数据卖给第三方属于违法行为。科根此前被允许收集Facebook用户信息，但仅限于学术目的。
Facebook于2015年封掉了科根的数据收集应用，要求科根和Cambridge Analytica销毁相关数据。虽然怀利在2014年就辞去了Cambridge Analytica的工作，但他也收到了来自Facebook的律师信。据他所说，只需在文件上打钩确认自己销毁了数据，签字后将文件寄回就能证明数据已销毁。
在新闻曝出后，Facebook称Cambridge Analytica曾声称用户数据已经销毁，但有其他报告指出，这些用户数据并未被销毁。
还有媒体指出，科根除了是剑桥大学研究员之外也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副教授，曾在研究中得到过俄罗斯政府的资助。
对于特朗普团队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是否使用了从Facebook中收集的数据，怀利无法提供确切说法；但他称Cambridge Analytica的工作人员曾与特朗普的第一任竞选经理莱万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联系。周一（3月19日），Facebook股价暴跌6.8%，创四年来最大跌幅。
另据媒体报道，在2016年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前，Cambridge Analytica曾与维基解密联系，协助发布邮件门中的外泄邮件。
目前，美国和英国已分别对Cambridge Analytica展开调查；Facebook也宣布聘请第三方公司对事件进行调查。
而在怀利看来，Cambridge Analytica发动的是一场“战争”，“他们想在美国发起一场文化战，Cambridge Analytica就是参战的军火库”。
本文作者安晶，来自界面新闻，原文标题《让Facebook成众矢之的 这家数据分析公司什么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