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总是主动把自己摆在更低的位置，事事隐忍迁就以讨好对方。而我可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才能逐渐摆脱这种影响。
文◈暮夏
和一群初次见面的朋友吃饭，我习惯性地为大家冲茶洗杯，旁边一个女权主义的姑娘看着我突然问道：
‘你是不是潮汕的？’
我很讶异：‘你怎么知道？’
她笑：‘我有个潮汕的朋友也是这样。’
我从她话中听出了某种莫名的意味，联想到坊间对于‘潮汕女性’如何贤慧的各种传闻，再联想到女权主义者对这种‘传统女性品德’的不喜，顿时有些不自在，辩解道：
‘我并不是因为是个女生才这样做的。’
末了又暗自懊恼，我是不是有些过于敏感了？
初中时，我会在班级春游中抢着洗碗，以赢得同学们一声‘好贤慧’的夸奖然后暗自欣喜。如今我会因为别人略微有些指向‘贤慧’的猜测便感到窘迫。因为我已实在有些困惑，贤慧这个词，到底是在夸人还是在骂人？
在一种情况下，‘贤慧’代表着赞美：你会是男孩子们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而另一种语境下，‘贤慧’代表一种嘲讽：
噢，你这个还裹着小脚的可怜女人！
野蛮生长到十几岁后，我妈就开始事无巨细地给我灌输‘为人妇’的行为准则。
‘你怎么说话这么粗鲁，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细语，你这样将来婆家会嫌弃的。’
‘你怎么这么不会干活？你这样将来别人会说我没教好的知道吗？’
我又羞又气，每每要还嘴：
‘嫌弃就嫌弃，我管呢！’
‘在婆家跟在自己家可不一样，你得……’
而我爸只是听着，并不插话，仿佛他也觉得我应该知道这些，而且必须由我妈，而不是他，来教育我。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气愤来源于哪里。这种教育方式潜藏的逻辑是：养女孩子并非为了把她培育成人，而是把她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妻子——标准不外乎贤良淑德、勤俭持家等等。
‘懂事’‘贤慧’‘礼数’‘温柔’，出生潮汕人家的我，对这套为女性量身打造的词语再熟悉不过。小到饭桌上随时照顾到每个人的需求，舀饭添茶端菜，大到辍学打工，以补贴家用或供弟妹读书。这种顾全大局，放弃自我的服务型女性，是被众人称道的典范。
千百年来，潮汕偏居广东一隅，男性多下海捕鱼出外经商，女性操持家务并祭祖拜佛。固定的生活方式、自成系统的语言使得我们的文化保守而且排外。
坊间传闻‘娶妻当娶潮汕女’，因其温柔贤惠，而男生则经常被扣上‘大男子主义’的帽子。这些固然是刻板印象，但我们的上一代人确实存在着某种普遍的特质。在我所接触的家庭里，父辈中的男性几乎都被塑造成内敛严肃的‘一家之主’形象，而女性也都有如勤勤恳恳的保姆。
外人可能难以想象，我们家每个月初一十五要拜两次老爷，加上每年大大小小十几次的祭祖活动。而这些琐碎繁杂的事务，都必须由一个常居于家中的女性来承担。我从来没有在榕树下祭拜的人群里见过男性的身影。
单单用‘男尊女卑’这样的字眼并不能准确地表达。传统的社会秩序，为男女都设定了一个鲜明的角色，男性同时也被要求表现得有男子气概，被要求承担家庭的经济重任。但相对来说，女性明显需要牺牲更多。
‘潮汕妇女低一辈’，在等级严明的宗族事务中，妻子是与儿女同一等级，甚至在儿子之下的。女性从来不被允许参加出山送葬的队伍。我的同辈人，不乏家里为了生儿子而把女儿送人的，也不乏因为爸妈重男轻女而经常与父母争吵的。女儿终归是外家人，从称呼‘走仔’就可见一斑。
2015年民政部的报告称，在广东所有城市中，潮汕三市的离婚率是最低的。在关系网络稳定的熟人社会里，离婚代表着要背负极大的污名。而女性的隐忍顾家，在维系家庭稳固中也起了莫大的作用。
离开家乡后我接受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前所熟悉的那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突然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
那些更加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崇尚的是另一套价值体系，一套以‘男女平权’为核心的价值。他们欣赏的是‘独立’‘能干’的女性，而不是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贤内助。相反，全职家庭主妇成了一种尴尬的身份——一种男权体制下被压迫女性的象征。
‘从善如流’的我迅速地站到了年轻人的队伍。
可每当我从大城市回到老家，我就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另一套文化模式。我时常感到困惑和分裂。我发现自己骨子里流的还是潮汕世代相传的血液，我依旧保守，只是努力使自己表现得是一个‘思想先进’的女性罢了。从小耳濡目染接受的思想教育，并非靠喊几句口号就能完全扭转的。
而渐渐地，在其他人身上，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也发现了这种割裂。
每当母亲节铺天盖地对母亲的感恩，我就开始杞人忧天。因为人们热情讴歌某种平凡的身份，通常是因为它在实际生活中的牺牲实在太多，必须给点精神补偿。
而我们在高喊着‘男女平等’‘男性也该分担家务和共同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在宣扬母亲应该‘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观点。以‘贤惠’‘无私’为代表的这套褒奖词，把女性的付出变成了职责。好像你如果不无私奉献任劳任怨，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了。
而我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认识我的母亲呢？
她一生都在为两个家庭操劳，几乎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一切都围绕着丈夫和孩子。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却也发自肺腑地感到难过。她们是被迫成为这样的角色还是自我选择呢？
在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环境，也许她们并没有说‘不’的能力。
真正的自由大概是有选择的权力，是我喜欢做而不是我应该做。选择当一个贤惠的妻子，或者一个独立生活的不婚族，原本都不该被诟病。可应该警惕的是，当我们为女性定下了一个‘自我牺牲’的标准，并且按照这种标准去教育孩子，去评价他人的时候，就是在为她们建造牢笼。
我不会再为了得到一句‘好贤惠’的夸奖而刻意表现，可成年后的我慢慢发现，从小浸润的文化已经在我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总是主动把自己摆在更低的位置，事事隐忍迁就以讨好对方。而我可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才能逐渐摆脱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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