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
富裕后的南岭村村民在跳广场舞。行走在深圳南岭村村口，会产生错觉：这真是一个乡村吗？
影城、咖啡厅、健身房、购物广场一应俱全,村里空地被开辟成社会停车场，甚至外面的车辆进村转了十分钟，还没能找到停车位。村里依山而建的酒店富丽堂皇，这是南岭村投资3亿元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每年上缴利税超过千万元。
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个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村”不仅建起科技园，还成立了一家生物制药研究院，甚至涉足电影、人工智能、收购投资公司等“高大上”的产业。
在全球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这个村为何能逆势前行？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广州日报记者近日实地踏访了南岭村，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
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图/广州日报记者廖雪明
南岭村有多富？2015年，该村年人均收入超过15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30亿元，而该村的户籍人口还不到1000人。几年前，在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村”中，南岭村是广东唯一入选的村。
转型
甚至投资拍电影
今年才42岁的深圳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两鬓已生出白发。他的普通话中带着浓郁的客家口音，说起话来语速不快，但新词一个接着一个往外蹦，思维一点也不“土”。
他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南岭村2016年的成绩单。“2016年我们的总收入比上年增长10%。”张育彪说，南岭村最初赖以“发家”的发展模式就是“房东经济”，靠出租物业作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种玩法如今已难以为继，南岭村决定换一种玩法。
从去年开始，南岭村开始产业转型，玩起股权投资。该村在股权投资上支出了3000多万元，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分析，甚至投资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拍摄。
张育彪说，从去年年初开始，南岭村在股权投资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与清华大学的清华启迪合作建设科技园，租金不再作为主要收入模式，而是共同成立投资基金，南岭村占50%股权。二是与英国牛津大学设立南岭牛津生物医学（中国）研究院，南岭村占60%股权。三是花1.2亿元收购了一家投资公司，发起3~5亿元的私募基金。
其中，最让张育彪津津乐道的就是与牛津大学合作的这个项目。该项目引进牛津大学阿茲海默氏综合征治疗等一批国内外项目，牛津大学博士、英籍华人夏小兵作为项目带头人成为南岭村的“常驻村民”。“阿茲海默氏综合征药物研制是当前世界上生物制药领域的顶尖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只要一滴血，就可以完成一种复杂疾病或者多种疾病的同时检测。虽然去年利润只有500万元，但总算开了个好头。”
张育彪坦言，当初把钱投入到股权投资领域，很多村民表示不理解，认为太冒险。股权投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南岭村在这方面也曾交过学费，把钱投进去了，却发现项目不行。 但他是那种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一条路走到底的人。
创业
3年内孵化上市公司
2015年“两会”期间有一天是代表休息日，张育彪专程跑到中关村创业大街的3W咖啡、车库咖啡等创客空间考察。他发现，中关村的创客空间周围高校林立、高新技术企业密布，南岭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南岭村有地、有厂房，还有30年发展所积累的雄厚资金。为了吸引创客们安家落户，这里的创客空间第一年免费出租，还有青年公寓等配套生活设施。
从北京回来，张育彪做出了一个决定，提前将南岭村珠宝产业园的租户“赶”走，提前解约，赔偿违约金2000万元。
“与清华启迪合作的科技园，头4年免租，租金损失达800万元，而之前整个园区改造我们花了1000多万元。为了产业升级，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张育彪说，他发誓要将低端产业从南岭村赶走，以前南岭村在产业转型上因为犹豫而错失良机，张育彪对此有切肤之痛。
张育彪回忆说，2000年有领导到南岭村，当时农村商业银行还没兴起，这位领导说，可以帮南岭村争取一块金融牌照。“但当时我们都是农民，哪里懂金融。” 20世纪90年代，南岭村周边村子的地很便宜，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但当时没有去外面的村去买地。
这两件事给张育彪的教训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但早晚会被淘汰。“谁敢保证将来我们不能打造出第二个腾讯呢？”“过去我们种田，到后来种房子，现在我们要种高科技公司。”
“我之前也说过了，3年内南岭村产业转型看不到成效，我辞职。” 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张育彪谋划南岭村发展模式转变的决心。在张育彪看来，未来南岭村社区经济发展将不再局限在社区版图，而是放眼全世界，哪里有好项目就去哪里投资。“我们的目标是3年左右要培育1~2家南岭村控股的优质上市公司，还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带着村民去敲钟上市。”
原则
富裕村绝不养闲人
生于1974年的张育彪有硕士学位，自1998年开始担任南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兼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村民眼中，张育彪坚持原则是出了名的，其中之一就是让村民们扫垃圾。
村里一位年过六旬的老阿姨，每天负责村办企业职工宿舍的保洁工作，她打扫卫生超过30年。干这份工作，她每月能得1000元的收入，到后来增加到2400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名清洁工却拥有一座5层小楼，两辆轿车。
南岭村，可以说家家都是百万富翁。张育彪扳着手指给自己算：村民成家，每人可以分一套250平方米的房子；考上名牌大学，村里奖励10万~50万元，上不封顶。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除了在村集体上班领取工资之外，算上每年的年底分红和出租房屋的收入，每个家庭年收入50万元不在话下。
但全村两百多名本来可以赋闲在家的妇女，却没有一个不是每天劳动。村里不仅成立了保洁队，还有修路队、艺术队等。在张育彪看来，一个村的风气是很重要的，富起来了不劳动是可耻的，这个头不能开。南岭村绝不养闲人。
村里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南岭村股份合作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学生初中没毕业，不安排工作，不参加分配；有劳动能力不参加村集体工作的，取消分红。同时，鼓励村民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上名牌大学。这些年，村民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留学的也越来越多。
“我们南岭村倡导的是共建、共享。这里的人个个都上班，什么都不干，靠收租的包租公是受鄙视的。那种一夜暴富的土豪生活，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张育彪说，他几乎每年在村民大会上都要说，邻里之间的人情味最重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邻里相助的温暖感，看得见的乡愁，才是南岭村最吸引人的地方。
掌舵
就像一场直播的长跑
“创业难，守业更难，而守业的希望是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张育彪感叹说，当了18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都是在12点以后才躺下睡觉，早上8点钟之前就起床，就算不起床，也会被电话吵醒。
沉甸甸的担子有时让他甚至夜不能寐。“你看，我的白头发是不是多了。”张育彪说得最多的词就是危机和创新。
让张育彪有危机感是因为南岭村的地位摆在这里，在南岭村的荣誉室内，光奖状和奖牌就有几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南岭村视察的照片高高悬挂在荣誉室内。对张育彪来说，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张育彪挥动着双手，语调铿锵地说，南岭村的历史决定了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过去是典型和标杆，这种先进性要继续保持下去。如果没有保持住，南岭村在自己手上落后了，就成了罪人。
当然，南岭村现在也有面临的困难。张育彪说，一是南岭村这几年发展太快，相关配套设施严重滞后。比如，村里停车位不够，片区学位也不够，交通出行不够便利，张育彪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深圳地铁17号线延伸到南岭村。二是人口饱和带来的压力。“今后，南岭村通过产业调整，城中村的改造，转移出去一部分人口，剩下在这里工作、有贡献的人口。”
对于南岭村的形势，张育彪打了个比方，南岭村现在就好像在参加一场正在直播的长跑，不能停下来，必须坚持跑完。“如果我中途退出，怎么对得起大家？我当书记很多年了。如果有合适的人坐这个位置，我很乐意。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谦虚。哪天我退下来了没人骂我就好了。”张育彪笑着说。
经验
成功是不吃“断子绝孙饭”
每周一和周五是张育彪的值班日，这两天晚上，他都要值班到晚上11点半才能回家。这个规矩，几十年来雷打不动。
一年下来，他在家吃的饭没有几顿。张育彪有个习惯，值班的当晚不仅是坐在办公室，而是要到外面走动走动。有一天晚上，当路过一排林立的居民小区时，张育彪突然有些伤感，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工业厂区，旁边还是一条只能供小汽车单行出入的泥土路。小汽车出入要靠人工来调度，要靠人站在路口挥动小红旗，等到里面的车出来了，外面的车才能进去。
如今，这里已是车水马龙。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了，花园小区的环境的确比之前低矮的平房住起来要舒服得多，看起来也顺眼得多，但张育彪却有几分莫名的伤感：这里真的需要建起这么多高楼吗？“楼太高，连家的方向都找不到了。”
如今的南岭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村”，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深圳万象城。
但张育彪一直有个观点：城中村改造不能只搞房地产，高楼并不是盖得越多越好。对于南岭村的旧村改造和城市化，张育彪一直保持着罕见的冷静和警惕。
“不能一窝蜂搞房地产，不能房地产商给回迁房，再给一点点商业配套和一些现金，然后村民就靠房子吃饭。这是不行的。城镇化、城中村改造不能房地产化，我们要有自己的实业和产业，有充足的产业空间才能多元化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当家十多年，张育彪对现在的市场形势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现在土地资源非常珍贵，要培养会下金蛋的母鸡，不能把土地资源一次性开发完。房地产开发是一次性买卖，是在吃“断子绝孙饭”。很多人为城中村的村民一夜暴富而高兴，但在张育彪眼中，这种暴富并不好。
他强调，在快速城市化中，城中村改造不能单纯地变成房地产化，产业空间一定要保留，好的配套设施，尤其是历史和文化遗产也必须保留和传承。一夜暴富不见得是好事，村民更期待的是年年有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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