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
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杨箕村就开始启动拆迁工作。每户村民均收到一份村委下发的《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意见书》的补偿条款并不明细，只是粗略列出了 “拆一补一”原则，即对村民实行拆一平方补一平方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没有回答包括超规违建面积如何计算、复建房容积率和密度是多少、原有的村集体物业如何处理、如果烂尾由谁来负责等关键问题，因此绝大多数杨箕村民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同意。
姚蕴珊的外祖父姚礼津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份《改造征询意见书》中，他列出了自己对于改造方案的几点建议，其核心是“两个公示”，即要求对改造前现有房屋现状、数据、村内物业集体资产进行公示，对改造后所有房屋现状、数据、小区的基础商铺、车铺、会所等，以及入住时候的摇珠分配情况进行公示。
然而，姚礼津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村干部的及时回应，其他村民的情况亦与之类似。于是，村民的不满开始发酵，要求公开村集体物业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直到村委会通知村民要拆迁为止，村民们对自己村里的财务状况仍然一无所知。
事实上，杨箕村村委会已经三十来年未曾公开村财务和集体物业的资金去向。村民们担心“城中村改造”这个项目会出现贪腐，使复建房的质量出现问题，或者演变成烂尾工程。而村财务的公开是抑制村官贪腐的第一步。
8月17日，全体村民上陈《建议书》，公开提出五点要求：
一、要召开一次全体村民会议；
二、强烈要求公开村集体的所有物业；
三、村内的所有政务问题要与村民公开讨论；
四、强烈要求公开村干部所有的私人物业和个人收入；
五、希望能够重组村委会，新的村委要由村民投票选举。
就这样，为期一个多月的“8·17”抗议开始了。抗议持续了好几轮。
期间，发生了冲突，村干部缩头不理，同村人冷眼旁观，同行者心灰放弃。头顶是炎炎烈日，有激动者忍不住冲进村委会砸碎了一个花瓶。
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普通村民内部亦开始分化。
最终的结果是一纸不合格的《财务收支情况表》，没有公章，没有财务负责人签名，没有企业负责人签名，没有村委会干部签名。“四无”财务表让杨箕村民非常愤怒。有村民指出，其中公布出来的费用极其不合理，22人的饭堂一个月就花了村民4.3万元。十个村干部，一个月就以“招待费”的名义花了村民二十几万。
与此同时，很多村民被抓，大多数在拘留二十四小时后被放，另有四名村民因涉嫌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逮捕，被判七至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2010年4月18日，杨箕村拆迁动员表决大会在杨箕小学操场举行。根据广州市三旧改造的相关规定，必须经过两轮的集体表决，同意改造户数比例达到90%以上，才能启动改造。
据姚礼津回忆，表决大会完全是“走过场”。台上的村干部发言完毕，就问村民有没有不同意见，话音未落，便马上说：“没有？好吧，散会！”而此时，台下的很多村民尚未来得及举手，有些举起的手僵硬地悬在空中。
“完全没有给村民说话和提意见的机会。”姚礼津说。
时任村书记的张建好在接受央视新闻栏目《看见》采访时曾对主持人柴静说：“当时讲完了以后表决，没有人出声。”
柴静继续追问：“但这个方式是并没有让大家举手表决？”
张建好说：“没有没有，没有表决。”
而就在本次股东大会举行之后的一个半月内，99.5%的村民同意签署了拆迁协议。张建好曾以此为依据回应柴静对表决程序不民主的质疑，她说：“不到一个月，99.5%的人都签了，那你说没有表决，没有表决大家为什么会签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杨箕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签订协议的人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村干部以及跟村干部关系很近的村民。另一种是房屋本身地理位置不好，位于黑暗角落，常年采光不足的人，这一类人早就对自己的房屋不满，希望通过拆迁获得位置更好的房屋。第三种是村里的大多数，即跟风的人。
跟风的人大多受到签约优惠政策的诱惑。村委会承诺，5月30日前签订安置协议，可以获得1万元的签约奖励费，并且在复建房的分配上拥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权，有更大的概率获取地理位置好、房间采光较为充分的房屋。
坚持拒绝签订协议的村民，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经常被断水断电，受到村里地痞流氓的骚扰和威胁。两相对比下，很多村民逐渐妥协，签订了协议。
2010年7月，杨箕村已是一片废墟。99%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完，而作为剩下的1%，18户拒绝签订协议的留守户，依然在断壁残垣中坚持了三年。
拉锯
李建明是坚持到最后的两个留守户之一。2010年，他辞去了月薪一万元的工作，像钉子一样把自己钉在了其位于杨箕村同古巷十二号的一栋七层祖屋里，这一钉就是三年。
李建明等18户留守户表示，对协议不满的原因有三，一是拆迁方案程序不够公正合法，没经过全体村民表决；二是普遍存在的超建面积不予安置，要求更加公正合理的补偿；三是没有明确的回迁时间表和责任人。
多名受访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没有一名村领导在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连村支书都不肯盖章，如果真的成了烂尾楼，到时候去找谁？
2011年1月18日，杨箕村的旧城改造项目，被唯一的竞拍者富力地产以4.7265亿元的底价拍得。
留守户和村委、开发商开始了持久的拉锯战。
2011年3月，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将钉子户告上法院，寻求司法解决。越秀区法院认为，杨箕村的改造保障了村民的整体利益，留守村民的宅基地，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原告有权收回，因此被告留守村民全部败诉。
2012年5月9日，52岁的留守户之一李洁娥在众多杨箕村民面前跳楼身亡。此前的3月21日，李洁娥在杨箕村永巩二横8号的房屋，被广州越秀区法院强制拆除。
此时，还有15户村民未签协议。
然而，随着僵持时间的拉长，部分已经搬迁的杨箕村村民，态度开始转变。由于留守户的坚持，原本承诺三年半的回迁时间，显然已经无望。在漫长的等待中，很多老人去世；家中有孩子上学的村民，因为搬到离杨箕村较远的地方居住，每天五六点就要出门上学，晚上很晚才能到家；很多以前靠房租为生的人，失去了房租收入，生活拮据，而每月每平方米30元的临迁费，交了房租后就所剩无几。并且，七年来，房租在涨，物价在涨，临迁费却始终没有涨。
姚礼津的女儿姚婉菲在外面租房七年。她和老公两个人住在海珠区，月租2000多。每天，在机场上班的老公花在路上的时间有三个小时，一天的地铁费要十几块钱。
52岁的村民叶翠芬和老公住在离杨箕一个小时车程的番禺区，一双儿女和自己的母亲住在村口的金迪大厦，按规定，这里是70岁以上老人的统一安置地，临迁费还是每平方米30元。平日里，叶翠芬要在杨箕村和番禺区之间两头跑。
生活的琐碎和生存的重压，可以将一切复杂的情感磨成单一的棱面。越来越多已经搬迁的居民开始对留守户不满。原本和谐的杨箕村进一步割裂和分化。
2012年12月16日，留守户15户变成了8户。近百位村民聚集在杨箕村口，举着“强烈要求法院按照法律执行”的横幅和标语，要求尽快对8户钉子户进行拆除。有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些村民是受人指使，不能代表整个杨箕村。
2013年初，李建明的房子周围，被杨箕村民挖出了一道近两米深、三四米宽的水沟。李建明一家五口就住在这座废墟之中的“孤岛”上，屋内经常断水断电，已上高中的儿子要“翻山越岭”才能到家。僵持期间，李建明还曾经被打伤。
2013年7月，杨箕村的最后两家“钉子户”李建明、李启忠终于在协议上签字，开始搬离祖屋，施工单位也在同一时间对这两栋楼进行拆除。至此，持续三年的僵持局面终于被打破。
随后的三年间，在杨箕村11.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原有的1496栋“握手楼”被改造成了15栋36-42层的电梯楼。
2016年5月，新杨箕村正式建成。打开房门，走进新家，等待了七年之久的杨箕村民终于得以回家。
18户留守户中，留在杨箕村的只有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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