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出轨、转移财产，一起离婚案件几乎涉及整部婚姻法；离婚后前妻改变儿子姓氏，前夫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这些难以调解的婚姻家事问题，如今在广州一支学者型家事调解队伍的帮助下迎刃而解。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家事调解队伍专业化建设，广州市中院少年家事庭与广州市和合家事中心联手打造了全国首个法学专家学者型家事调解队伍，双方日前签署《家事调解合作意向书》并启动家事法律进社区系列公益活动。
成员多是高校教授
专调疑难家事案
据介绍，为提高调解成效，广州中院将家事调解案件分类，疑难家事案件将交由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调解。其中，广州市和合家事中心在广东各大高校中选拔并推荐了一批家事法律专家组建了家事调解团，主要负责调解复杂、疑难型家事案件。
今年5月份以来，和合家事中心共收到法院委托调解案子97件，其中中院成功组织15场调解，审结6件，调解成功4件，调解成功率66%。越秀法院成功组织14场调解，审结5件，调解成功5件，调解成功率100%。
广州中院少年家事庭力促在调解方式上为当事人提供便利，广州市和合家事中心也在该方面进行积极创新，构建了短信、视频、电话、书信、面对面、背对背等调解方式，以此满足当事人不同调解需要。在一起赡养费纠纷案件中，家事调解团成员之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范利平教授便通过书信调解方式，成功化解了父子积怨。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案例一： 一起离婚案涉及整部婚姻法
男女双方结婚20年，女方于2018年6月以男方存有家暴为由提起离婚诉讼，同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男方随即申请冻结了女方50多个银行账号，声称女方转移了近400万元的银行存款，隐匿了由亲友代持的两套房产，并伪造了夫妻共同债务200万元。男方答辩时声称女方存有家暴、出轨行为，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别人照顾，不同意离婚。
7月，广州市和合家事中心理事长、暨南大学宋耀红副教授负责调解上述离婚纠纷。女方先到调解现场，情绪失控并哭诉，结婚以来男方一直拒绝工作，她无奈一人打拼养家，男方对她老是疑神疑鬼，酒后还殴打她，因资产被冻结，公司运营已陷入停滞，她很害怕跟男方相处，只想早点离婚。
男方则表示，“婚我肯定是不离的，我脑子里有瘤，不能激动，一切跟我律师谈。”女方情绪失控，哭泣不止，调解无法开展。
宋耀红便与男方单独调解，男方逐渐认同400万元存款用于了家庭日常开支，对于代持房产，女方陈述是买给父母的养老房，都很小，对此男方也表示认可。
男方表示对女方很失望，只要财产分配妥当便可离婚，宋耀红调解员当即转变调解思路，通过计算总数的方式来确定财产分配方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女方补偿男方200万元，男方放弃任何财产权益主张。一个星期后法院依据该协议出具调解书，双方调解离婚。
案例二：
离婚四年再起争端 孩子到底跟谁姓？
今年6月，广州市和合家事中心专家顾问、暨南大学教授李莉成功调解一起上诉至中院的子女改名纠纷案件。
男方（男，39岁）与女方（女，37岁）于2012年生育儿子，2013年9月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孩子由女方抚养。2014年10月，女方在未与男方协商的情况下，将孩子的姓改为女方姓氏。2017年10月，男方得知此事后十分恼火，一纸诉状将女方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孩子的原始姓氏，一审法院支持了男方的诉讼请求，女方上诉。
本案调解过程中，男方委托其代理人参加，其态度十分坚决，“我的当事人明确表示，孩子的姓是一定要改过来的，否则没什么可谈的。”
女方反驳，“孩子改名已经三年了，户口本、身份证、学籍档案等都是这个名字，更改会耽误孩子学习、生活等各方面，而且我都再婚了，孩子跟我姓对他以后的生活更好”。
李莉调解员在征得女方同意后和男方代理人单独调解，原来男方之所以态度坚决，其实是自尊心受损，并不愿意因此耽误孩子上学、生活。
于是李莉劝女方，“孩子改名这个事情确实是要经过父母双方同意的，一审判决你也看到了，你之所以上诉也是为了孩子考虑。”女方考虑后说，如果男方可以把他的房子加上孩子名字，便同意（改名）。男方代理人反馈，男方不愿意这个方案，调解陷入僵局。
李莉决定直接与男方电话沟通，“女方同意将孩子的姓氏改过来，但是改名字却是一个麻烦事儿，您得给一些时间，最起码不能耽误孩子上学、生活。”男方回应说：“那我就给她一点时间，孩子上学之后再改过来。”
李莉马上又说：“女方有一个要求，希望您可以将孩子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您这么辛苦赚钱也都是为了孩子，加个名字对您没什么不利影响。”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电话沟通，最终男方同意了这个方案，达成了调解协议。
来源：广州日报
文/广州日报记者魏丽娜 实习生程政锟
编辑：广州日报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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