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傻三年啊，生孩子前后这三年，事业基本废了。”今年已经29岁的小冉，虽然正处于较佳生育年龄，但是刚在深圳工作一年的她完全不敢要孩子。小冉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她男友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两人感情稳定，计划2019年领证结婚。小冉和男友均是硕士毕业，然而现在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两万元。
今年春节，小冉回男友家乡过年，两人往返路费和为男友家人准备的见面礼，让“小两口”没少破费。2月，小冉的3张信用卡和蚂蚁花呗一共透支1.8万元。算完这笔账，小冉自嘲地说：“两个名校硕士，活得还不如小学生。”
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与此同时，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造成出生人口下降，特别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然而小冉虽然处于生育旺盛期，但是依旧不愿生孩子。
亟须重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
小冉和男友目前每个月需要还4600元房贷，由于买的房子还没有建成，他们现在租房住，每个月还要交3000元的房租，再加上两个人的日常开销，小冉说：“几乎一直是负债的状态啊，每个月还得让父母补贴一两千元。我们连自己都养不起，如何养娃？”
在小冉的概念中，如果生活在一线城市，家庭月收入如果不够5万元的话，养娃是很艰难的。小冉有这样的想法，并非毫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相对于早已走入公众和政府视野的养老问题，养小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基本上是由家庭负担了所有养小的负担，“养比生更难”。
现在国家虽然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但是相关配套扶持措施的缺位，依旧让很多女性像小冉一样“不敢生孩子”。“家庭和事业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变成了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在杨菊华看来，政府应该尽快出台措施来提高这些女性的生育意愿，比如增加生育津贴、延长陪产假时间等，特别要加快恢复托育服务体系的步伐。
杨菊华曾在去年召开的“学前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专题研讨会上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社会托儿所服务体系全面崩溃，人的再生产成本完全回归家庭。入托难、托班贵等问题凸显。”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而实际上有多少孩子在托育机构里呢？可能全部加起来也就在4%左右，其中0~1岁有1.8%，1~2岁有1.5%，2~3岁有7%。”杨菊华说。
杨菊华解释说：“而现在很多托育机构都‘只教不托’，这就意味着在孩子放学后，家长也要陪孩子完成他们不能独立完成的‘作业’，这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养育负担。此外，将这些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孩子是否真的安全和开心？家长是否能真的放心？这些问题存疑。”
在上述国家卫计委调查的全职母亲中，有近1/3被调查者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被调查全职母亲表示，如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杨菊华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一方面说我国劳动力人口不足，另一方面却让大量女性劳动力不得不辞职回到家庭，这是非常矛盾的。”
人工流产之痛
小冉目前还没有“转正”，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就6000元多一点。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小冉和她男友的工资水平今后一定养得起自己，不需要来自父母的补贴，同时也有条件抚养孩子。但是小冉担心的是，“恐怕到时候我也不能生了吧”。
“现在推迟生育的女性比较多。上学时间比较长、工作压力比较大、找配偶比较难等原因都导致了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与遗传医疗中心主任医师薛晴的专业是不孕不育的各种辅助生殖技术，她在分析不孕不育群体的发病原因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女性生育年龄的增大，“年龄越大，女性生育率就越会下降，治疗不孕不育的干预手段也会变多。”
据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孕不育患者已超4000万，而且每年递增。3月5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与遗传医疗中心采访薛晴，亲身体验了她超饱和的工作量——上午的门诊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半才结束，薛晴笑言：“1点半结束，算早的了。”她每年完成1.6万人次门诊量和600多例取卵试管婴儿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