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广东西南边陲小城信宜天气依然潮热。家住信宜东镇街道的“零五后”少女刘小文(化名),成了穷困家中唯一一个拥有笑容的人。
与新京报记者聊天时,小文无法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她把带有本命年小猪图样的粉色拖鞋甩在一边,不安分地抠着袜子上的窟窿,右脚的后脚跟几乎整个露了出来;永远咧着嘴笑嘻嘻的脸上,带有一种稚气未脱的天真。
即将迎来13岁生日的她,是今年两起性侵案的受害者。
11月15日,信宜市政府新闻办发布公告,称“日前,信宜市一名智障少女遭性侵案,引发网民广泛关注……经查,受害人刘某某于今年3月份遭性侵并怀孕,公安机关接报后立即立案侦查。近日,刘某某又受侵犯被发现再次怀孕……”
那天下午,小文拿到了残疾人证。她的残疾类型为“智力”,级别为“二级”。据公开信息,这一等级属于“重度”,意味着小文“与人交往能力差,生活方面很难达到自理……需要环境提供广泛的支持,大部分生活由他人照料。”
小文是家里第三个拿到残疾人证的人。前两个,是她的父亲刘军(化名)和母亲邱菊(化名)。
11月21日,信宜市公安局发布案情通报,称“2019年11月21日凌晨,经过茂名、信宜两级公安机关缜密侦查,谢某某性侵刘某某(信宜东镇街道12岁女孩,智力残疾二级)案告破,专案组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谢某某(男,54岁,信宜市东镇街道人)。经审讯,谢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两度怀孕、两度流产
今年国庆期间,小文在外地工作的大姨邱兰(化名)放假回家,接小文去自己家里玩儿。
很快,邱兰发觉了不对劲儿,小文的胸部“发育得特别快,甚至超过了大人”。后来,她问自己的妹妹、小文的母亲邱菊,小文上次生理期是什么时候。邱菊说不清楚,支支吾吾地回答,“可能是两个星期,也可能是两个月。”
邱兰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儿,之后半个多月,小文的月经始终没来。10月24日,邱菊终于带着小文去诊所验尿,结果出来,“两格”,怀孕了。
第二天,又去做了B超。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信宜市竹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月25日开具的超声影像图文报告单显示,“宫内早孕,单胎存活,约5+周。”
拿到报告后,小文的四姨邱梅(化名)往回推算,受孕时间应该是在9月中下旬。邱梅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细问过邱菊,那段时间,小文一直都被家人锁在屋里。只有9月23日傍晚6点多,一辆垃圾车经过门口,小文吵着要倒垃圾就跑出去了,直到夜里11时后才回家。
这是邱梅唯一能想起来的可能发生“祸事”的时间,那天晚上,找不到小文的邱菊曾经给她打过电话询问。
11月16日,家人带着小文去信宜市中医院做了刮宫流产。三姨邱雪记得,小文不敢进手术室,一直重复着“好怕”。她给小文买了娃哈哈和一些零食作为安慰。
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小文可怜兮兮地看着母亲邱菊,让母亲“亲亲她抱抱她”,还央着邱梅抓牢她的手。
就在8个月前,同样的痛苦,小文刚刚经历过一遭。
今年3月份,听邱菊提起小文两个月没来月经,邱梅专程去了一趟小文家。她试探着问小文,“有人碰过你下面吗?”小文只是傻傻地回应“是的”,当时邱梅就怀疑小文被人侵犯过。
3月18日,她们带着小文去做了检查,信宜市朱砂镇安莪卫生院当日出具的“彩超医学影像报告单”显示,“超声所见,子宫体积增大,形态饱满,宫腔可见胎儿雏形”,诊断意见显示,“约10W”。
报案后,邱梅带小文去信宜市中医院做流产,考虑到小文年纪小、子宫壁薄,医生建议做药物流产。邱梅回忆当时的情形,“19号给药,到20号(胎儿)还是出不来,小文一直在撕心裂肺地喊,‘很痛啊’!”直到第三天,小文实在疼得受不了,还是打了麻药做了刮宫流产。
这一次,流产完毕回家后,小文在家里“坐月子”。
邱梅告诉新京报记者,小文多数时候躺着睡觉,睡醒了就在院子里闲逛。她还不明白怀孕、流产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在家呆着很无聊。无事可做时,她就用母亲的手机给几个阿姨、叔叔轮番打电话,甚至在自家院子里的土堆上栽满了葱。
模糊的嫌疑犯
3月18日,在朱砂镇安莪卫生院检查后,邱梅带着邱菊和小文直奔信宜市公安局竹山派出所报案。
邱梅记得,在派出所,警察一步步引导小文回忆,“还记得谁碰过你吗?是怎么样碰的?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大概年龄知道吗?他身上有什么特征?”
从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六点,小文整整录了四个小时口供,她不时“断片儿”,整个过程十分艰难。在一旁的邱梅感觉“彻底混乱了”,“一会儿说有5个人,一下子又说有6个人”,其中有一个老头儿,有一个断手的,还有一个年轻的,有时候是把她拖到车上,有时候是去学校路上的小巷里,有时候是在学校厕所。而在此之前,小文的所有家人从未听她谈起过这些遭遇。
3月份报案后,家属未得到与案情进展有关的信息。11月16日,信宜市公安局在“警情通报”中称,2019年3月18日,“我局竹山派出所接报刘某某被性侵怀孕一案,立即组织刑侦、派出所民警开展调查,于3月19日立刑事案件,办案民警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但因当事人表达能力限制等原因破案线索较少,该案在持续侦查中。”
直到11月第二次怀孕报案后,邱雪才在刑警队打听到了消息,当初根据小文口供里的线索,警方曾锁定一位叫刘某全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但后来检测DNA与小文腹中胎儿不符,而其余嫌疑人是谁,家属至今不知。
11月19日,新京报记者在刘某全家中见到了他本人,他穿着一条破了洞的裤子,住在一间只有一层的土坯房里。刘某全今年80多岁,一直没结过婚,每个月靠低保生活。
刘某全矢口否认曾经与小文发生过关系,但他承认,小文曾来自己家里吃过饭,“经常会拿我的钱”。刘某全表示,自己被警方抽血并调查,后来因DNA不符被放出来后,“她就再也不敢来了。”
10月24日,小文二度怀孕报警后,警察带着小文去指认现场。小文将邱雪和警察带到了离家直线距离只有300多米的一棵香蕉树下。据邱雪回忆,“小文说那个男人高高瘦瘦、有刘海,很喜欢喝酒。9月份的时候,他先开小车带小文去吃了顿大餐,还给她买了泡面和面包,后来就把她带回树下发生了关系,而且前后间隔开有两三次。”
邱雪记得,小文当时说,那个男人送她回家时,给了她100块钱让她买零食吃,她很开心。结果到了第二天,那个人又跑到小文家把100元骗了回去,说去帮她买零食。小文被锁在房间出不去,就把钱给他了,但那人也没有送零食来。
邱雪曾问小文,他对你做那种事情你开心吗?小文答,不开心。邱雪问,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去?小文有些不好意思,他给我买面包、零食。邱雪又问,他是你的什么人?小文慢吞吞地吐出两个字,朋友……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小文二次怀孕被媒体报道后,当地警方连夜调查,将全村男性都抽血提取DNA。
信宜市公安局11月21日发布的案情通报中称,专案组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谢某某(男,54岁,信宜市东镇街道人)。经审讯,谢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1月22日下午,几位住在东镇街道的居民告诉新京报记者,谢某某就住在小文家斜对面的巷子里,是个“跛脚佬”(当地方言:瘸子),身材样貌符合小文描述的“高高瘦瘦有刘海”。
平日里,谢某某的儿子外出打工,谢某某和86岁的老母亲、三岁的孙子三人在家,谢某某的妻子早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就跑了,谢某某的儿媳也在去年离家出走。今年三月份之前,他白天骑车去竹器厂工作,晚上回家,一个月赚900元,后来退休在家。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因为谢某某家就在小文家斜对面,从谢某某家的三楼,可以清晰地俯瞰小文家的院子。
备受欺凌的家庭
信宜是广东省茂名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与广西交界。363、381乡道就在小文家门前,每天,疾驰的大货车从乡道上驶过,不少外地人来此做生意。村里人基本都盖起了四五层高的小楼,小文家的单层砖房显得格外不起眼。
这栋房子建于上世纪90年代,包括一间两室的砖房和三间矮房,是小文的爷爷在世时盖起来的。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砖房仅有两间卧室,房屋的内外墙体都没有粉刷过,屋顶已经因年久失修而漏雨。厨房的一侧挨着由两块木板搭成的土厕所,门口的冲凉房里没有淋浴喷头,需要先在厨房烧水再搬过去洗澡。平日里,院子的铁皮大门紧锁着,防止小文趁家人不注意跑出去。
小文是家中年龄最小的成员。2006年出生的她和妈妈一样有一头自来卷,身材微胖,肤色偏黑,看起来比同龄人发育成熟。几位受访居民称,“小文的衣服经常看起来破破烂烂的”,“路上见到你就会拦住要钱买零食,如果不买就会一直缠着跟你讲话。”
父亲刘军、母亲邱菊、哥哥刘小全(化名)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残疾。刘军和邱菊均为智力残疾三级,而小全因为“怕找不到媳妇”没有领取残疾证。受访亲友们表示,他们三人都做不了太复杂的工作。
平时里,刘军帮人搬运货物,有活干的时候,他吃完早饭就出门,晚上十点多才回来,一天能赚80块钱。邱菊在家里的10平米菜地上种了番薯、白菜、空心菜和油麦菜,靠着卖菜,一天最多能有四五十元的收益。小全则找了份安装广告牌的工作,工友说,老板心好照顾他,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平时,刘军和邱菊每人每月会领取220元的残疾生活补助。靠着并不稳定的收入,他们勉力维持着全家的生计。
在小文的三姨邱雪看来,小文的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因为爷爷能干,卖菜挣钱,这家人过得还算不错,“不用我姐姐干活,很疼我姐姐。” 那段时间,邱菊能写自己的名字,还可以做算数,“除了反应比正常人慢一点,其他都没问题”。
2009年,小文的爷爷去世了。当时,小文刚刚两岁半。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爷爷去世不久后,有一天,小文在家门口玩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撞飞了出去,“脑袋磕到石头上,缝了四十多针,脑内有淤血。”从那之后,邱雪发现,“小文哭的表情有些不正常”,她认为,那场车祸对小文的智力和全家人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姐的压力突然很大,整天不爱说话,家庭已经崩溃了。”
没有爷爷保护的智障家庭,处境每况愈下。
11月21日,新京报记者看到,邱菊种的番薯地被淹了水,邱菊正弯着腰用锄头把番薯一颗一颗从地里挖出来,个别的番薯因为浸了水已经腐烂。
邱菊用粗糙的手指抚去番薯上湿漉漉的黑泥,低声说,“地里被人放水是常有的事”。邱梅告诉新京报记者,“有时候姐姐地里的菜被邻居偷了,有时刚刚把发了芽的土豆块埋进地里,第二天就被人翻了出来,还有人故意用除草剂杀死她的菜,她也不与人争吵,只是给姐妹打电话哭。”
小文两次出事报警,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欺凌。邱菊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4月的一天,自己干活时烫伤手部去了医院,留小文一个人在家,曾被小文指认的“断手的人”的父母翻墙进了院子,对小文又踢又骂。邱菊回到家时,小文痛得在地上直打滚儿。
最近几天,谢某某被警察抓走后,小文一家也不太敢出门,邱菊提到谢某某都放低了声音,“他们家人对我们有意见,总是找我们的麻烦,很害怕”。
11月19日,因为前天夜里警察凌晨抽血,居民把愤怒转移到了小文家里。早上九点钟,小文家的大门被十几个居民围攻了。邱雪回忆,“有人骂二姐是傻子,有人骂我是泼妇,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拿了块石头想砸烂我的手机。”
“那里有鸽子和鸡,吃得特别好”
3月份出事前,小文在信宜市第十一小学(下称“十一小”)六一班读书。
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前,小文的亲属从未考虑过让小文就读残障儿童学校,邱梅称,“之前没听说过残障学校,也并不了解,小文家的经济条件也承担不起多余的费用。”
11月18日,在十一小,几位小文的同学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有点傻,经常去男厕所”, “在学校从来没人跟她玩儿”,“成绩全部零分,老师从来不理她的”。
对于小文在学校的表现,刘军和邱菊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清楚小文的成绩如何,也从来没有去开过家长会。邱梅说,“家里人不懂,只觉得小文只要念书,老师慢慢教她,她的智力就会有改善,能够慢慢恢复正常。”
3月份小文第一次怀孕后,家人不再让小文去上学,据小文的父母和亲戚回忆,学校从来没有主动过问过小文的学业状况。
11月22日,新京报记者拨打小文在十一小读书时班主任的手机,当听到记者问“您是刘某某的老师吗?”班主任直接挂断了电话。
19日下午5点,十一小的学生们放学。两个小时后,小文坐上了去往茂名的车,前往一百公里外的福利院。
据媒体报道,广东茂名信宜市政府新闻办表示,近期,茂名市妇联和信宜市妇联、民政局、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先后派员上门慰问受害人及其家属,送上慰问金,并协助受害人进行人流手术、争取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资助、申请特殊救助金、进行心理辅导等。
相关负责人称,11月19日晚,受害女孩刘某某已进入茂名市福利院生活学习,“该院医生团队将在24小时内为刘某某完成基本体检,并安排一名护理员对她进行24小时单独陪护,安抚她的情绪,直至她适应福利院的集体生活。”
这是小文出生以来去过最远的地方,在那里,她得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一张小床、两个娃娃、三套衣服、两双鞋和一些袜子。除了常规课程,福利院为她准备了个别化训练、心理辅导、沙盘游戏以及手工和刺绣课程。她将在福利院度过18岁前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光。
20日一早,去看小文的路上,邱菊晕车了,她有些担心,“离家这么远,每次都晕车的话,以后可怎么来看小文?”有人安慰她,以后多坐车习惯就好了。
那天白天,在福利院,邱菊和刘军第一次参加了小文的“家长会”——会上有她和福利院的老师、妇联和村委会的干部,拿到了一大摞入学材料。邱菊不知道按了多少手印,不知道材料上写了什么,只是用两个手掌比划了十厘米的高度,“小文要在那儿读书,就要家长签字。”
怕打扰小文第一天上课的情绪,一直等到晚上五点小文放学,邱菊和刘军才见上小文一面。看到很多人过来拍照,小文显得有点紧张,反而邱菊开心得像是个刚入学的学生,“小文上了电脑课”,“教室里贴了很多画,老师领我们去参观,画好漂亮。”
在福利院,邱菊得知一个月才能来探望一次小文、且仅有他们夫妻二人才能探望小文后,感到有些难过。小文局促地说,“不认识的人好多,跟家里不一样。”邱菊很想安慰女儿,却笨拙得不知如何开口。回来后,她讷讷地跟新京报记者说,“我这两天很想小文。”
但是,当有媒体问她同不同意小文住福利院,她还是会咧着嘴笑,“同意同意”,“他们替小文剪了头发,那里有鸽子和鸡,吃得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