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4年开始，中国对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实行顺加15%的差价率作价政策
在2014年各级公立医院收入中，包含中药和西药的药品收入占到38%左右
“我们往往干一件事太投入的时候，忘了干这事的初衷”，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党委副书记陈勇近日在由健康界传媒主办的“发现最佳医疗实践——2016健康界峰会”圆桌论坛上反思当下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改革时问，“零差率”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说的零差率改革，是指公立医院药房按药品购进价格实行零差率销售的政策，而此前多年，医院药品普遍加成销售。国家政策曾允许公立医院药品可加价至多15%销售，以弥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
药品加成一直是公立医院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零差率之后，按照理想的改革方案，收入凭空切掉的一块，应该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及财政补助来填补，实现“腾笼换鸟”。
然而，医疗服务定价改革迟迟不动，财政补助亦到位不了。随着零差率改革的2017年大限逼近，公立医院普遍发现利益调整的艰难。
以药养医：
公立医院维持运转之道
2012年9月1日，一早到北京朝阳医院看病的人发现，药品加成和挂号费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增的医事服务费。
原先5-14元的挂号费一下变成42-100元的医事服务费，这让一些患者无法接受。然而，负担没有因此加重，反而减轻了。原因在于医院药品加成取消，开大处方的动力没了。
和朝阳医院一样，当年北京共有5家医院试点医药分开，通过新设“医事服务费”，实现腾笼换鸟。
改革之前，公立医院收入渠道有三：财政拨款、医疗服务项目（诊疗、手术等）收费和药品（包括耗材）加成，其中药品占据大头。
政府在医院运营当中的财政拨款虽然一直在增加，但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不超过20%”，北京一位三甲医院院长说，公立医院80%的运营资金并非来自财政拨款。
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南都记者发现2014年平均每所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收入仅占7.7%，其中三级医院占比更低，只占6.2%，二级医院占9.7%，最高的一级医院占比最多也只有15.2%。这也证实了上述医院院长的说法。
第二个渠道是医疗服务收费。医疗服务本应体现医护工作价值，但目前的收费定价标准依旧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无法体现医护工作的风险因素和技术含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举例，做一场脑干肿瘤切除术，需要4个医生在显微镜下操作近10个小时，属难度和风险系数最高的四级手术，但按上海标准收费只有5000元。
一些地方虽然对服务定价有过微调，但却“远远没有到位”，陈勇说，不少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都是低于成本。
于是，在人力等成本不断增长的压力面前，“以药补医”就成了公立医院维持运转的“华山一条道”：要么多卖药开大处方，要么卖贵药。因为加成率是固定的，药越贵，加成收入越高。
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在《求是》撰文介绍，自1954年开始，中国对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实行顺加15%的差价率作价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改革方向让公立医院越来越依赖药品加成。
从《统计年鉴》公布数字看，在2014年各级公立医院收入中，包含中药和西药的药品收入占到38%左右。
“医院与厂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与患者”，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因而，砍掉药品加成，也成为2009年新医改中动作最大的改革。公立医院在对自己进行一场癌症切除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