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田和哥哥姐姐们抱在一起痛哭。
走到小区楼下，周日庆一行兴奋地和楼上的弟弟招手。
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乐也融融。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博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枫
面对带着3岁孙子来认亲的大哥周日庆，曾经自认是“孤儿”的周亚田有些许诧异又有些许喜悦，落在心头多年的忧思挥洒而去。昨天，这个在佛山市社会福利院里度过了33年时光的人，感叹这场重逢等得太久太久。完全不记得出生日期的他，生平竟第一次清晰地了解到自己出生于1976年8月，快要41岁了，而当年失散的时间定格在自己的8岁。
8岁意外走失
在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个新家
从3月20日正式得知DNA比对的结果开始，周亚田失眠了。那个沉没在内心33年的场景残片又不断地浮现出来。1984年4月的一天，春寒料峭，风雨交加。8岁的周亚田衣衫单薄，独自走在陌生城市深处的泥泞砂石路上，嘴角好似还残留着晕车呕吐的难闻气味。因为和同行的“哥哥”失散，他人生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没有如期驶向目的地深圳，而是在距离家乡400余公里之外的佛山戛然而止。饥饿、寒冷以及瓦片被大风卷落地面的声音，都在他的心头化作一阵阵的惊惶。
那个遥远的家在哪条村哪条巷呢？自己要去哪儿又要去找什么人？自己又怎样离开了家？周亚田脑中一片空白。之前他淘气地跳上长途汽车上的木条座椅时，因踩出嘎吱嘎吱声响而带来的快乐，早已在心头不见踪迹。看到行人手里有点吃的，他实在太饿了，就下意识地伸出小手。人们才知道，这个茂名口音的孩子和家人走散了。在被送到派出所后，由于无人认领，周亚田最终被带到佛山市社会福利院（下称福利院）栖身。在那里，他第一次剪发和第一次洗澡的记忆，都夹杂着恐惧感，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太陌生了。多年之后，他悠悠地回忆说：“人越是害怕，记忆越难以磨灭。”
面对福利院工作人员的询问，周亚田对脑海中那片有稻田、有山川的美丽家乡无以形容，只是一遍遍地逐个字从口中蹦出来：“我叫周亚田”。大家觉得这个深眼窝、高鼻梁、大眼睛的小男孩蛮有意思。此后，走廊上、院子里，经常会有人逗他：“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亚田。”也正因为对名字的强烈记忆，周亚田没有像福利院里的其他孩子那样，被用“国”“禅”的新姓氏来命名。“之所以有‘国’字姓，是因为福利院的孩子都跟着国家的姓；‘禅’字，是因为佛山市福利院在禅城。但我有自己的名字，就算字错了，但音不会错。”
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后，福利院成了小亚田新的家。从仰视着打量福利院的“院长”大叔，到和最新一届“院长”成为篮球场上同龄的球友，周亚田在这里度过了33年，这里的一把手已经更迭了6任。他身材魁梧，连续十三年成为冲击佛山市机关篮球赛的绝对主力。赛场上的他，很兴奋，爱表现。工作中的他，甚至喜欢上了照顾福利院老人和孩子的各种琐碎，已和当年那个流浪孩子判若两人。他感叹说：“我一路都好幸运。”
童年结识生死 他爱上在福利院的日子
当“70后”童年里留下变形金刚、娃娃头雪糕的印记时，周亚田最深刻的记忆却来自福利院那些老幼邻居的人生谢幕。“人都有一死，不过有长有短罢了。”他说，早在上小学的年纪，自己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周亚田感慨，和那些被抱着送进福利院的病残婴儿相比，自己多么健康，多么幸运。
由于福利院的宿舍只有老人区和幼儿区两种，入学年龄的周亚田只能住进老人区去。一个床头柜、一张木凳子和一张床，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显得空落落的。他会主动帮身边的老人倒上一杯水，洗洗碗筷、搞搞卫生，陪他们聊会儿天，但不愿在房间里待太久。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总是傍晚后就上床休息，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周亚田很不习惯。下午，他早早在学校写完作业，便溜回福利院的院子里听他喜欢的鸟叫声，再回到街上去看那熙攘的行人，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去休息。
1988年的一个雨夜，接近零时，同房间的阿伯停止了呼吸。刚返回宿舍的周亚田没能见到阿伯生前最后一面。从护理员的口中，周亚田得知，殡仪馆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说“雨太大天又晚，天亮了再来收（尸体）。”他默默地爬上自己的床，望了望隔壁床上用被子遮住脸的阿伯，躺了下来。一夜安眠，12岁的周亚田竟没感到害怕。
“人在，什么都在。我要自强。”凭着这股子信念，周亚田读了中专，又通过了成人高考，拿到了大专文凭。他成为一名佛山民政救灾志愿者，奔走在大街小巷，发动街坊帮助困难中的人们。1997年，当时的福利院院长对刚毕业的周亚田说，去外面试试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不如意了再回来。两个月后，在商场里轮班做销售和送货工作的周亚田再次回到福利院，申请做一名护理员。“如果有人觉得这工作苦、累、臭，那是心理问题，哪个人自己没有吃喝拉撒的问题。”周亚田24小时三班倒，负责老人和14岁以上青少年的看护工作，并不觉得乏味。现在，看到福利院里来了硕士文凭的工作人员，他也会笑着对人说：“我的工作并不低微。”
一度不想寻亲
儿子解开他心头的“锁”
2002年，周亚田结婚了。那时，妻子小李在福利院里工作刚满三年。回到妻子家乡，在村里的祠堂里，他们摆了19围酒席庆祝。酒席吃得十分简朴，食材是周亚田和岳母一起买回来的，菜是妻子的弟弟下厨做的。婚后，在18平方米的家里，小李还是偶尔会问起：“周亚田，你从哪来啊？”
几年后，三四岁的儿子仰着脖子望着周亚田问：“我有爸爸，你为啥没有？”周亚田心里一阵阵刺痛。读小学四年级了，儿子认真地问他：“我是不是姓周啊，你别唬我啊。”五年级了，儿子给周亚田出主意：“你应该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就算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死了和我没有爷爷奶奶是两码事啊。”
对于寻亲，周亚田一直踌躇不决。他太久沉浸在思乡的情绪里，儿时离家的记忆却在一点点地消失殆尽，这是让他感到最没把握的事。“我是不是个‘孤儿’？为什么家里人不要我？”无处兑现的思念积累成了愤恨，周亚田一度不想去寻亲。去年，妻子偷偷地在一家名叫“宝贝回家”的公益性寻子网站上注册会员，替丈夫留下了寻亲的帖子。儿子的话也在心底发芽，解开了他心头上的锁，他心动了。年末，周亚田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到医院采集血样。两个多月后，DNA比对证实，周亚田和同样在该寻子网站注册发帖的周日庆存在亲缘关系。
“如果我早一点去做比对，可能就能赶得上见父母一面。”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亚田感到悔恨。妻子哭了一下午，12岁的儿子也湿润着双眼说，“清明要去拜祭爷爷奶奶”。可周亚田没有眼泪，他不知道接下来与兄弟见面会发生什么。从未失眠的他开始彻夜不眠，夜深人静时分，终于涕泪横流。“以前我是为了儿子要去找亲人，现在我是为了我自己。”
家人不曾放弃 儿时记忆渐被唤醒
直到昨天认亲前一刻，鬓角挂霜的周亚田一直以为自己今年38岁，出生于1979年的某一天，与家人失散时大约5岁。当大哥周日庆颤巍巍地和两个姐姐等15位亲友一下子出现在他面前时，周亚田才知道自己出生于1976年的8月，离家时有8岁，在那之前从未上过学，而现在就快要41岁了。“我想知道谁带我去了深圳？”周亚田拉着姐姐的手，看着大哥迫不及待地问。那位带他去深圳的人，是令他郁郁了三十多年的人。
原来，1982年周日庆与同乡们一起，去往深圳南头大涌的信宜菜队种菜。两年后，他决定接弟弟出来一起生活，便将此事托付给了恰好要回乡的远亲和另一位隔壁村的老乡。父亲听到口信，骑着自行车把周亚田送到了隔壁云岸村的那位远亲家里。完全出人意料的是，周日庆在深圳等着弟弟，却等来了弟弟在广州、佛山一带走失的消息。年复一年，周日庆和家人都去那位亲戚家里质问，动员所有力量寻找他，跑遍了广佛附近的城乡。
“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怪你们。你们也一直在找我，不比我的日子好过。”看着放声痛哭的姐姐和啜泣的大哥，打开心结的周亚田与家人相拥在一起，安慰着他们。二姐一遍遍提醒他家乡当年的人与事，周亚田有些不知所措：“可能我过得太好了，忘记了你们。”此刻，他才知道，之所以自己对妈妈印象不深，是因为她早在自己一岁左右就已过世。
“你额头上的疤痕是小时候一天夜里，爸爸去地里浇水，你调皮把油灯打落下来留下的，流了好多血。”二姐撩开他额头上的头发说道，“我们家和很多户人家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中间有天井，屋前有稻田，出了村有大山……”周亚田忽然眼睛闪亮地回应：“我记得。”沙发上的四兄妹都欢呼雀跃起来，快乐在每一个家人的脸上跳动着。“我们还经常一起去挖番薯。”周亚田接着说，沙发上的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清明我们一起回家去拜祭。”
深读人物
记者观察：
寻亲要勇敢跨过心中那道坎
让周亚田倍感幸运的是，仅凭自己和哥哥的名字以及双方的DNA比对信息，就把四个兄妹在失散33年后又一次紧紧联系了起来。
其实，除了周亚田这种因为跨不过心里的坎而无法早日认亲的情况外，还有不少孩子因为记忆缺失而无法回家。“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者何燕告诉记者，失去儿时的记忆，是失散儿童常见的共性问题。而像周亚田这样，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身边都是失去家庭温暖的孩子，大家在一起不会交流原来家庭生活的事情，家的记忆就慢慢被时间冲淡了。她接着分析说：“尽管左邻右舍会有各种议论，但那些孩子至少会有家庭的生活氛围。”
记者走访发现，比一时和家人失去联系更危险的是，失忆会让这些不幸的孩子在回归家庭的路上出现障碍，渐渐消磨掉寻亲的动力。根据何燕所接触的真实案例，有的“人贩子”为了让所倒卖的孩子忘记过去，会找出数百个和他的父母姓名相似的名字，强迫他去死记硬背，为的就是冲淡他对原生家庭的印象。
无论是哪种原因阻碍了失散孩子回家的路，孩子们的回归都需要身边人的鼓励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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