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举哥到黑衣哥：见证日常之善的力量

　　■曾德雄

　　据《新快报》报道，日前，一名女孩意外从6楼阳台坠下，倒挂在5楼阳台外的铁钩上。危急关头一众街坊立即行动起来：报警的报警、找人的找人，其中两名男子率先冲入房间，向少女抛出救命绳索将她固定，直到几分钟后消防员赶到成功将她救下。面对媒体的采访、街坊的赞赏，参与救人的“黑衣哥”李寿洲表示，“如果说我是英雄，那附近很多街坊都是英雄。”

　　这件事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几年前的“托举哥”周冲，以及肇庆、中山一些同样不顾危险爬到楼顶救下卡脖孩童的勇敢热心街坊们。我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彼此之间互不熟识，特别是与被救者并不认识；二是救人之后都没当很大一回事，都说出谁看见都会这样做之类的话，非常低调，甚至救人之后默默走开，还要靠媒体“大海捞针”将他们找出来，周冲和11日救人的李寿洲都是这样，在场的人也纷纷将功劳推给别人。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件事本身的意义自不待言。正如11日救人的唐伟华说：“我一个劲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松手，一条人命在我手上。”这种对生命的关切几乎成为一种人之为人的本能，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秉持“不忍人之心”的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时候油然而生“怵惕恻隐之心”，从而出手相救，而且这么做并不是“内交于孺子之父母”，或“要誉于乡党朋友”，也不是担心“恶其声”，纯粹是一种本能。孟子因此得出结论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可以说，11日救人的一众街坊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孟子倡导的这种道德精神，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恐怕并不为过。

　　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件事还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我们该如何认识社会，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组成社会。儒家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不遗余力、穷其所能，但对于社会却基本是个空白，以致于几千年来我们惯习于家族血缘生活，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社会，换言之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社会性”不发达。

　　“社会性”不发达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整个社会缺乏一套被所有人接受并遵守的社会规则，以致社会一盘散沙，出现学者所说的“全民互害”或所谓的“全民不信任”，前者的典型代表就是不绝如缕的有毒食品和假冒伪劣商品，后者的典型代表则是形形色色的“彭宇案”。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症候就是缺乏安全感，一离开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就神情紧张、高度戒备，面对周遭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流惊惧不已。近几年“乡愁”突然成为话题，其实就源于这种文化心理。

　　这些年，连续不断涌现的街头救人事件，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视角。首先，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生命道德依然留存，不管社会怎么样，这种道德感不会磨灭。其次，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熟人社会的疆界正慢慢被打破，陌生人社会正在形成，传统的生命道德已经不再遵从以前的那种“差序格局”，而是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视同仁地扩展到所有人——不管认不认识，一如那些救人街坊的所作所为。

　　类似“托举哥”周聪和“黑衣哥”李寿洲这样的小善，存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日常之善的表达，他们共同促进社会之善的达成。据悉，有关方面将为相关人员办理申请见义勇为手续。这既是对个体善行的确认，同样是对日常之善的彰显，愿“托举”之善覆盖每一个街头。（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