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南方深读|被遗忘的代耕农：户口悬空30年，后代无人读到高中
南方+记者 李书龙 发自东莞
韦方南在26岁时成了“光棍”。四年前，他的老婆跑了，留下一个刚满6岁的女儿。
打从东莞出生起，韦方南就没有户籍，他既不是东莞人，也不是老家茂名的外乡人，他能被标注的身份是——代耕农“黑户”的后代。
早在1980年，韦方南的父辈们数百人，从茂名信宜市举家迁徙到东莞市黄江镇，成为当地的代耕农。此后由于手续问题，一些代耕农在老家的户籍被注销，在东莞又无法入户，由此成为“黑户”，迄今已有近30年。
这批无户籍的代耕农在东莞繁衍至今，已有200余人。在户口悬空的漫长时日里，代耕农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沉痛，他们大多生活困顿，半生以打杂度日，后代更无一人读到高中。
作为在特殊历史年代里出现的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代耕农的人数曾达10万之众，沦为“黑户”的代耕农是这部迁徙史的“意外”。近年来，已有珠三角城市出台专项政策，解决代耕农的落户问题。亦有学者建议，对于无户籍的代耕农，可以将其纳入城镇户籍管理，逐步解决社保、教育等民生问题，亦不影响农村土地分红。
今年4月，广东省出台《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这让日渐老去的东莞代耕农再度燃起希望——“黑户”的帽子戴了三代人，如今是否有望被摘下？
逃跑的妻子
作为代耕农第二代，韦方南上下三代五口人都没有户籍。
这个尴尬的身份，让韦方南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被迫辍学，以打零工度日。2005年，韦方南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孟芳玲，当时对方并不知道他是“黑户”，直到怀了小孩，要领结婚证，韦方南才坦白了“黑户”的身份。
不过孟芳玲还是“嫁”进了韦家，只是在婚后，吵架成为难免之事。最初几年是因为没有结婚证，娘家人颇有怨辞；之后则是因为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没有户口很难办。
孟芳玲在韦家住了7年，2012年，孟芳玲去了离家较远的工厂上班，平日里就住在工厂，夫妻感情日渐冷淡。那年5月，孟芳玲最终离开了韦家，据说不久后嫁给了别人。
韦方南的婚姻悲剧，在黄江代耕农所聚居的“信宜村”并非孤例。村里有23户代耕农是“黑户”，其中至少有4户跑了老婆。
69岁的韦礼昭不会忘记，2006年的一天傍晚，他的大儿媳在家收拾好衣物，匆匆离开，在狭隘的村道上留下一个不复出现的背影，“她只回头看了一眼她的两个女儿，就再也没回来。”那一年，韦礼昭的两个孙女，一个1岁，一个3岁，她们此后再没见过母亲。
韦礼昭的大儿媳离家出走的原因，和孟芳玲一样，“她想着这一家人没有户籍，往后的日子很难过。”回忆起10年前的难堪往事，韦礼昭仍是忍不住流泪。
他顶着“黑户”的帽子活了快30年，如今，他的两个孙女也快到了读高中的年纪，而“黑户”的身份让继续升学成为代耕农后代难以实现的奢望。
韦礼昭很后悔，当初为了养家，远离故土迁徙东莞，如今看来，这个决定似乎误了三代人。
被注销的户籍
没有户籍，是这些日渐老去的代耕农一生的痛。
时间回到1980年，珠三角之地生机迸发。当时的东莞县黄江公社梅塘大队，不少农民弃农从商，大片田地无人耕种。为了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梅塘大队联系上粤西山区茂名信宜的村民，双方签下代耕合同。
不久后，信宜陆续迁来69户315人，分布在梅塘的龙见田、旧村和田心三个生产队耕种水田和山地。在与龙见田三队签订的合同上，生产队承诺划出150亩水田永远交由代耕农耕种，时年33岁的韦礼昭一家分到了12亩田地。
代耕农就此在东莞安家，他们将聚居的村子自称为“信宜村”，在村里建起泥砖房，燃起煤油灯，每天去几里外的山里挑水做饭。
韦礼昭说，当年日子清苦，但他和同乡满含希望，在荒田里种起水稻和荔枝，每年上交公粮之后，剩余的粮食多得吃不完，比老家的穷苦日子富余多了。
入莞一年后，代耕农向当地公社提出入户申请，很快得到同意。他们在黄江公社或梅塘大队开出户籍接收证明，150名代耕农在1981年便回信宜办妥了户籍迁移证，其余人则在随后数年陆续回家办理，直至1990年全部迁出信宜。
然而在1981年，仅有40人落户黄江之后，东莞随即发现，这批代耕农人数太多，不好办理。于是，同年迁出户籍的其他人全被暂缓落户，而他们在信宜的户籍已被注销。
韦礼昭在1987年才回老家迁出户口，而他被拒绝入户的理由是，梅塘大队开出的接收证明无效，因为“大队”并不具备户籍接收的权限。韦礼昭想找黄江公社重开接收证明，也被拒绝。他认为，当时黄江的经济发展很快，外人入户会多占村里的分红。
1998年，《南方日报》曾报道黄江代耕农无法落户的问题，次年省公安厅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代耕农落户的处理意见。2002年，东莞市政府拟出台解决方案，允许持有黄江公社的接收证明、并于1981年办理户籍迁移证的33户110人，及其迁至黄江后繁衍的126人办理落户手续。
而在此范围之外的代耕农则须继续等待，他们入莞36年，户口悬空近30年，繁衍至今已有200余人。
后代无一人读到高中
起初，守着12亩田地的韦礼昭并没意识到，没有户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代耕农的土地陆续被征收，几乎无田可种。离开土地的代耕农发现，没有户籍，他们没法进入工厂，没法送子女读书，甚至连远门都出不了。
当时仍值壮年的韦礼昭尝试进厂打工，但频频碰壁，“一是没有户口，二是年纪也不小了。” 他此后只能以打杂度日，去建筑工地搬砂石，在小作坊做临时工，最多时一天可以挣到20元钱。在他60岁之后，已经没有工地愿意找他干活，韦礼昭只能困顿养老。
最初举家迁徙的代耕农逐渐老去，他们的下一代则沿袭了父辈打杂度日的生活。现年47岁的韦志宏被公认为“信宜村”的“村长”，他在青春之年离开田地，一度想在东莞“干点事业”，但很快发现“这是个幻想”。
他没有身份证，找工作总受限制；想外出做点生意，却发现连火车也坐不了。韦志宏最终向现实低头，在年富力强的日子里只能“混迹”于工地和小作坊。
韦礼昭和韦志宏半辈子的人生际遇，是“信宜村”两代人的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无户籍的代耕农没有固定收入，普遍家境贫苦，他们没法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与农村福利，连装网线、买车票都得通过非正当的渠道。
而年轻的代耕农第三代，似乎也难以走出父辈人的命运轨迹。他们需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信宜村”无户籍代耕农后代中，迄今无一人读到高中。
几年前，初中生韦银春还在憧憬考个好大学，她当时是班里优等生，奖状贴满了家里半面墙壁。中考前一次模拟测试，韦银春考了全班第二名，但她放弃了此后的中考。
“结果早就注定，没有户籍，没法读高中。”韦银春说，她当时打听过一所技校的招生条件，户籍方面管得松，但每学期学费要4000元，家里没法承担。
韦银春读完初中之后，借了朋友的身份证，混进一家小工厂。她的表现不错，如今已是一名技工，但回忆起读书往事，韦银春仍然惆怅。她离几年前的美好憧憬，已经渐行渐远。
“信宜村”的孩子大多都有韦银春的经历。起初，他们入读公办学校，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小学交300元，初中交5000元，这些数字后来逐年提升，家境贫寒的代耕农无力承受。
到韦银春读小学时，赞助费逐步取消，公办学校开始只招本地生源。代耕农找关系将子女送进民办学校，但面向社会底层的民办学校大多只办到初中，除非能够承担高昂的学费，无户籍的代耕农子女入读高中已然没有门路。
他们的未来？
这些年来，“村长”韦志宏多次到东莞市镇两级相关部门反映户籍问题，但并无结果。依照东莞市2002年的解决方案，梅塘大队的接收证明无效、未能在1981年及时办理迁移证，成为这批代耕农无法入户的“硬伤”。
韦志宏说，曾有人建议他们回老家信宜入户，再通过积分入户落户东莞。“但老人们离乡背土几十年，在老家没地没房，怎么迁回去？年轻人连高中学历都没有，怎么可能积分入户？”
在广东代耕农的大历史中，黄江代耕农“黑户”的遭遇属于极端案例。有学者统计，上世纪80年代，因于特殊社会背景而出现的代耕农，在珠三角聚居的人数超过10万。而随着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不少代耕农在离开土地之后，不同程度地面临生活和工作的困难。
近些年，部分珠三角城市出台专项政策，推进解决代耕农户籍问题。去年7月，珠海市出台省内首个一次性全面解决代耕农户口、住房、社保等问题的政策文件，满足“在本市有固定住所、无严重违法犯罪记录”等条件的代耕农，被准许迁入珠海市非农业户籍。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黄志辉曾长期关注珠三角代耕农问题，他认为，解决代耕农的户籍问题，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解决户籍问题的成本并不高，但跟户籍相关的社保、教育等配套资源的成本则很高，这或许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顾忌之处。”
关于东莞代耕农“黑户”的问题，黄志辉建议，可以尝试将无户籍代耕农纳入城镇户籍管理，先解决他们的社保、子女教育等基本问题，同时也不影响农村的土地分红。
事实上，东莞为了破解新莞人落户难题，曾在省内首创“虚拟社区”的政策设计。所谓“虚拟社区”，是指社区居民没有实际地址和土地实体，落户“虚拟社区”的新莞人不享受土地分红收益，但在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均可享受市民待遇。
今年以来，全面解决无户籍人员的户籍问题，成为从国家到广东省的一项重要政策。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4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国家和省的政策再次燃起了东莞代耕农“黑户”的希望。
而这已是韦礼昭来到东莞的第36年，等待户籍的第29年。2016年10月27日傍晚，和无数个平淡的日子一样，“信宜村”的孩子们陆续放学回家，逼仄的巷道里喧闹起来。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着写作业、玩游戏，脸上写满稚嫩与无忧。他们并不知道，哥哥姐姐们辍学打工的轨迹，是否将会发生改变。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记者手记
他们的未来还需要多久的等待？
韦方南一家人只有一张真正的全家福。2009年末，南方日报记者第一次探访代耕农“信宜村”，给韦方南一家三口拍了张合影，彼时韦家日子清苦，但终究家庭团圆。不久前，记者再次见到韦方南，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四年，不知去向，韦方南端着当年的三人合照，沉默良久。
从2009年到2016年，记者5次探访这群似乎被遗忘的代耕农，他们的户籍问题没有一点变化，而生活的窘况则是五味杂陈。这七年之中，他们有的人家庭破碎，有的人被迫辍学，有的人打杂度日。最初迁徙的第一代代耕农日渐老去，谈起晚年的愿望总是格外沉痛，他们顶着“黑户”的帽子过了半生，眼下只是祈愿村里的幼儿，能在某一天有个明朗的身份和未来。
在无户籍的状态下生活近30年，这在现代社会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普通人或为“人在证途”而奔波烦恼，而代耕农“黑户”和他们的后代，仍在为一纸户籍而苦苦等待，实在有些吊诡的况味。
即便这些代耕农在入户手续上有所谓的“硬伤”，即便他们人数“庞大”甚至违法超生，但这都没法成为其户口悬空近30年的理由。无论是纳入东莞的户籍管理，还是将户籍迁回故土信宜，相关部门都应该尽早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不能任其顶着“黑户”的帽子代代相传，茫然等待而不知未来何期。尤其是，在从国家到省都明确提出全面解决无户籍人员户籍问题的政策背景下，东莞代耕农“黑户”悬而未决近30年的户籍问题，更应受到正视和重视。
七年前，我第一次探访“信宜村”要离开时，读六年级的伍春妹（化名）和她的母亲将我送到村口，伍春妹最后小声地问我：“我想读初中，可以吗？”
七年过去了，伍春妹果然没有读完初中，家里负担沉重，她才读到初二就辍学打工。她后来明白，即便是读完初中，上学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如今，19岁的伍春妹混进一家电子厂做流水工，她每天站在生产线上，总觉得这不是她读书时想要过的日子。
从上学的憧憬，到被迫辍学，再到安于“黑户”的现实，成为无户籍的代耕农后代们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命运轨迹。户口悬空近30年，已经消耗了一代人的青春，又耽误了一代人的未来。如今，无户籍的代耕农已经繁衍至第三代，他们的未来还需要多久的等待？
[校对]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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