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鸿

广州人在家中聚众玩音乐，明代已有记载。晚清至民国初，更有广州人在家中开局玩出了名，番禺沙湾何氏家族便是突出一例。从何博众到其孙何柳堂及何与年、何少霞，是粤乐（广东音乐）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开局的沙湾大厅因此被誉为“广东音乐发祥地”。何柳堂不但精研演奏，还熟悉粤曲、粤剧，培养的弟子后来成为粤乐名家的有丘鹤俦、尹自重、何大傻等，成为粤剧名演员的有勾鼻章等。

民国初期，广州的富贵人家请乐师、女伶（曲艺艺人）到家中奏乐、唱曲娱乐，称为“灯笼局”。而一般的粤曲粤乐爱好者（当代俗称“发烧友”），也常聚集开局，吹拉弹唱自娱自乐，俗称“私伙局”。后来私伙局多以乐社为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内知名乐社有庆云、素社、济隆等30多个。广州附近的农村也有私伙局，其中以番禺最多。私伙局之风一直延续至解放后。

“文革”10年中，“破四旧”之风曾令私伙局一度沉寂，但人们很快又变通为弹唱“革命乐曲”。也有一些高级发烧友躲至农村大屋中唱传统精品，当上逍遥派。正所谓“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群众的喜爱造就了私伙局金刚不坏之身。

改革开放后，在区街村镇文化部门的支持下，私伙局生机勃勃。1989年，广州市文化部门组织“广州市第一届民间曲艺私伙局交流大赛”，报名参加初赛的民间乐社就有80多个。当时知名的有和声、新蕾、华林、知音、群英、南塘、鹤洞、石井、云涛、圃声、天平、石牌、柳堂、钟韵等，遍布广州八区四县。

踏入新世纪，私伙局也有新变化，大约可分为四种类型：豪华型、自娱型、公园型、公助型。

因有阔太阔少想与好乐师名唱家同台表演，不惜一掷千金，于是近年出现追求赢利的私伙局。这类私伙局的主持人或承包娱乐场所一个厅，或装修好自己的房屋购进设备，“租”来高水平的乐师、艺人配合，作为开“高级局”之地。甚至即场录音录像并制成光盘，满足阔人的要求。这些市场经济的产物有人称之为“豪华型私伙局”，但也有传统发烧友认为它“使私伙局变了味”。不过，有求便有供，只要大家开心，应是无可厚非的。

自娱型私伙局则坚持自娱自乐，决不收钱。它们甚至没有乐社名字。如南岸澳口长寿乐园（老人活动地）的私伙局，主持人蔡诚轩是位诗人（荔苑诗社副社长），对玩乐器情有独钟，常组织十余位乐手、七八位唱者，定期聚集吹拉弹唱。后得发烧友赞助帐篷，每周周五下午在澳口桥畔搭帐开局，引得路人围观，成了街道文化一景。

也有在公园开局的私伙局，活跃在海珠广场、白云山、流花、人民、越秀等公园中，让游人看到民间曲艺的姿彩，增加了公园的文化气氛。有的还设小矮凳供听众安坐，唱到高潮时请听众随缘乐助乐器维修费。也有的收费演唱，发烧友欲展歌喉可交10元给乐手为你伴奏。

另一类“公助型”私伙局是由单位或街道村镇提供场地的。今天的私伙局大多数采用这种形式，也是群众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些乐社虽是业余的，但不少与专业艺人有沟通交流，一些退休艺人时来披挂上阵。如成立于2001年9月的文苑乐社，在市文化局老干活动中心开局，参加者先后有百多人。曲艺家谭佩仪、木琴名师黎浩明等也时有参加活动；曾当红线女首席小提琴伴奏师的梁文通，更是经常不计报酬地参加伴奏。该社由近十位音乐员组成乐队，中西乐器齐备。而欲演唱者更是不下数十人，只能错开时间一展歌喉。他们在周三、周六的下午开局，营造了宽松、愉快、团结、娱乐的氛围。也常作艺术切磋，还会闯闯新路，如用民族乐器为粤语流行歌作伴奏等。有时这类私伙局也作义演，或作低收费的应邀演出。也有的乐社办培训班，如仁爱曲艺社、石井戏曲社均培养了不少人才。石井的谭国莲就屡获曲艺大赛奖项，还随出访团到香港演出。

这类私伙局，有的还由单唱粤曲变为演粤剧娱己娱人。如由大新街文化站提供场地开局的德成粤剧团，隔周周日上午便演出折子戏和曲艺（见题图）。该团核心成员莫志、祖庾英、伍振邦，均年过七十，有几十年搞私伙局的经验，团员多是他们的徒弟。该团在文化站义务演出，连车马费也没有；而且乐器全部是自己的，连过千元一件的戏服也自己出钱买，甚至舞台布景也自己动手制作。该团主要成员还参加其他私伙局的活动，莫志乐师还兼职在市一宫粤曲培训班任教，著名业余花旦祖庾英更是声称：“不要命也要演粤剧！”伍振邦天天有局开也从不计报酬。这班发烧友真是到了痴迷之境！文武生姚万雄的话代表了他们的心声：“社会的宽松造就人们心境开朗及多方面的兴趣，我们开局与其他人迷于唱歌、吟诗绘画等的心态一样，于开心中造就了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