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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抗战始末

　　第八篇

　　活跃广州的抗日救亡团体

　　“七七”事变后，以广州为中心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抗战初期，广东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就达60多个，参加群众达8万多人。抗日救亡团体举行集会宣传、募捐献金、抵制日货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8年1月1日，由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8个团体，联合宣告“抗先”正式成立，邓明达担任抗先队长。抗先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同时接纳各阶层的广大爱国青年参加，使之成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队伍。据不完全的统计，至1939年5月，全省“抗先”队员发展到1万多人，全省各地“青抗”组织发展到约2万人。

　　在广州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各种形式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转向以协会或联席会议形式出现，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12月4日成立，先后有20多个文化团体参加，有会员1000多人。在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推动和组织下，广东戏剧协会、广东文学会等文化团体抗日救亡组织相继成立。

　　广东妇女团体联席会议于1937年12月成立。参加联席会议的有省、市妇女抗敌同志会以及省女界联合会、市妇女会、女权大同盟、女车衣工会、中山大学女同学会等。联席会议后这些妇女抗日救亡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广东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广州，抗日救亡团体的先后成立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保证。

　　官丽珍编写　

　　背景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州党组织撤离城市转移到农村，全力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市内有一段时间没有中共组织。初期，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但到了1941年12月，香港也沦陷，之后交通被封锁，其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交通往来，传递信息，收集敌伪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秘密接待和隐蔽转移党员和进步青年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

　　从1941年开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分别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广州开展地下斗争，建立联络员、交通站，为游击战争服务。而谈家巷东江纵队交通站就是当时非常重要且一直安全使用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秘密据点。

　　遗址现状

　　经过时，请不要忘记它的历史

　　革命史：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旧址，我想大部分人都曾经过它，但恐怕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它，更少人会了解到它曾经的“红色革命”历史。　

　　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旧址位于繁华的中山四路谈家巷二号之一，现在的李占记钟表公司的隔壁，东面紧邻正在发掘的南越王宫署遗址。这是前后两幢坐北朝南的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属于广州传统的前铺后居的骑楼建筑，占地约200平方米，进深约30余米。

　　房子属东江纵队地下党员钟国祥家的产业。钟家祖辈三代都侨居在加拿大，1924年第一次回国时建了这两幢房子以安度晚年用。1942年钟国祥奉命回广州建立地下党活动的秘密交通站，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把这个在当时被日寇团团围住，处于日军包围旋涡中心的自家建成了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的地下党员们出入活动的交通站。

　　现状：钟国祥的老伴曾还当年也是珠江纵队的战士，我们在这位80岁的精神矍铄的老人带领下走进屋子忆古追今。　

　　现在，当街的前屋仍旧开铺，是间眼镜店，楼上则住满了多家房客。当年这铺面被日本人占领过，也被地下党员们开了糖果店掩护后屋里交通站的各项秘密活动。

　　后屋则人去楼空，平时交由一位熟人看管。整个屋子外墙去年进行了简单的粉刷，但仍无法掩去80余年风雨洗礼的沧桑。“因为东面紧邻的南越王宫署考古发掘，将地下水抽干，东北角出现了明显的地陷”，曾还说，她只能请人花了十几万进行地基的填充补漏。打开一间间的铁门，空空的房子里已经没什么家私，每层的格局基本都是进去一个客厅，在饭厅和客厅之间的小过道左右有两个房间，饭厅周围也有三个房间。“当年黄松坚就住这里”，曾还说。黄松坚是当时北江特委的书记，从1943年就一直秘密居住在钟家从事地下党工作，直到1952年。

　　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的楼梯还保留着当年的木扶梯。每层楼每间房前后都留三个窗户，还有前后两个阳台，上了二楼，房间豁然明朗，尤其东侧视野所及是葱郁的大榕树，当年这里是永汉公园，广州沦陷后被日本人占领为神社。不过日本人每每从这里经过却不曾发现这个眼皮底下的共产党地下活动秘密据点。

　　在三楼客厅，还有几张老式桌椅，在桌子上见到了“东江纵队在广州建立的交通站旧址”的文物牌，它是2001年7月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因去年修房拆下来了。另外，还有一块广州市人民政府1954年春节敬赠的刻有“光荣军属”四个大红字的铁牌，“文革”时，也是这块“光荣军属”挡住了那些无理的红卫兵抄家闹事。三楼连接客厅与饭厅东侧的房间现在还保留着曾还和钟国祥1946年结婚时的木床、陪嫁的梳妆台，“钟国祥后来很喜欢坐的书桌”，以及摆在墙角的木衣箱，最上面一个还是1945年日寇投降后收回的战利品。解放后，他们夫妇俩一直住在这里，虽是钟家产业，却只能住三楼，其他楼层仍是“七十二家房客”，直到1983年。

　　1983年，黄松坚等多位曾经在这个交通站工作居住的地下党工作者写证明，要求将这屋子还给钟家，1993年，开始落实归还，到1995年，这份曾被贡献出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家业才又正式归还了钟家。

　　带路人

　　昔日的交通站见证了大半世纪的风雨

　　不够幸运的是谈家巷2号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房子的主人钟国祥去年去世了，我们没能亲耳听他说说交通站建立前后的点滴革命故事；幸运的是，钟国祥的夫人曾还老人还在，80岁的老人家精神矍铄，步伐稳健，看起来像60多岁的样子。带我们看交通站旧址，回忆当年在此生活工作斗争的点滴，曾还老人仍旧是挺激动的，表现出对这旧址的一种特殊感情。“这里以前是有口井的，我们一直喝这里的井水”，曾还指着旧址门前一块被水泥封起来的地方，“旁边不是以前南越王宫署的御苑(旧址)吗，也是有很多水渠、井的”。

　　80岁的曾还也是珠江纵队的老战士。1925年，祖籍中山的她在香港出生，后来随留学美国归来的哥哥到广州。1938年，她回到香港，并在那里读完小学。可由于家庭困难，一度进入工厂做童工——给小灯泡装钨丝，“体验社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做了一段时间的小保姆后，曾还进入澳门镜湖医院护士学院学习。课余，她通过表姐在协和中学做图书管理员的同学，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如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还有介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的延安》以及进步刊物《文艺阵地》、《群众》等等。“书籍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天，在医院值班的她又在偷偷地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正看得入迷，被巡查的院长柯麟看到了(柯麟是中共早期党员，著名的医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抗战时期，他在澳门以行医为名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这次巡房后，柯麟开始有意教育和培养曾还。1941年香港沦陷时，不少人逃亡到澳门，“当时的惨状真可谓遍地哀鸿”，作为护士的学生，曾还参加过了救伤病员的工作，“每天抬到医院的尸体没有五百也有四百，这些场面对我刺激很大，这样死不如到战场战死”。1944年学院毕业后，曾还就直接到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参加革命。去到第四天，受过专业训练的曾还就当上了小老师开始培养战地卫生员。这一年，她才满18岁。1945年后来部队扩充，成立了珠江纵队，中山人民义勇大队是珠纵的第一支队。

　　钟国祥从东纵调到珠纵，认识了曾还。他们情趣相投，经历相近，共同话题很多，逐渐走到一起。1945年，为保存革命势力，保护地下党工作人员，曾还按照上级指示也来到了谈家巷东纵交通站。1946年两人结婚，住在了谈家巷2号的交通站，后来又一起在暨南大学离休，夫妇俩一起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岁月。　

　　口述历史

　　他开辟的这条交通线尤其复杂危险

　　讲述人：张江明(抗战时担任过中共北江特委青年部部长，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离休，现为叶剑英研究会执行会长。)

　　认识钟国祥时是1940年夏天，我当时任中共北江特委青年部部长、中共连(县)连(山)阳(山)中心县委书记，直接领导他所在的文理学院附中的党组织。当时文理学院附中除了钟国祥，还有三个女党员，组成了党支部，由钟国祥担任支部书记。1942年5月至7月，中共粤北省委、广西省委和南委相继被破坏，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党中央提出加强敌占区大城市交通要道工作。此时钟国祥提出回广州设立交通站，他家在广州，父亲又参加了美洲同盟会，有一定社会关系，我同意他转做党的地下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打通从广州到粤北的地下交通线，这需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日军占领区来回走动，进行秘密工作，冒险又艰苦，一旦身份暴露就会坐牢或被杀害。这条交通线尤其复杂，要应付敌伪的盘查、土匪的敲诈勒索等，钟国祥曾化装成走水客的故衣商人和利用他父亲的关系开辟这条交通线。

　　1944年5月，他从连县护送我南下广州，经过了国民党统治区、土匪和敌伪区，到了三水碰上日军检查，我听不懂日语，被一再盘问，幸亏钟国祥会日语，我们才得以通过。回到广州后，我还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见到了其他的地下党工作者。

　　抗日传单多来自于谈家巷　讲述人：董世杨(珠江纵队老战士，曾出入东纵交通站旧址，在广州体育学院离休，现年85岁。)

　　在珠江纵队，我是做出版宣传，负责印刷材料刻蜡纸的，1945年5月回到广州后，珠江纵队广州负责人郭静之要我在广州也搞些地下党的出版宣传工作，直接把我带到钟国祥家。印刷党的资料、宣传单张都是秘密的，只能在晚上进行，这样，我是住在谈家巷2号的，吃也在钟家，主要负责刻印一些东江纵队的材料。

　　当时比较大的一次派发宣传单张的行动是1945年5月下旬，日军快投降了，毛泽东在延安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为了向全市人民宣传党的政策，把抗日形势发展告诉人民，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联合发表了《告全市同胞书》。在广州地下党组织的几个联络站分别印刷传单，钟国祥家就是其中一个点，大约一共印刷了一两千份。晚上九时灯火管制开始后，广州地下党采取统一行动，拿上传单，走到大街小巷，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中，也有少量张贴在公共场所。我家住在海珠北路，我也发动弟弟到周围沿途散发，有的甚至发到了日军的岗亭。第二天，广州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告全市同胞书》，日本人和伪政府恐慌了，歇斯底里地到处搜捕并撕毁传单，而广州人民却从中看到了党的力量，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陈樱

　　实习生徐红刚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方谦华　(署名图片除外)

　　遗址故事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只要看看东纵交通站当时周围的环境，就会明白曾还老师所说的，敢在谈家巷2号之一自己的家中建立地下党的交通站，当时才21岁的钟国祥可谓有勇有谋。

　　抗日战争前，钟家住在后一间屋子，前一间是当街的铺面叫开明书店。1938年广州沦陷，书店被日本人占用开设了“虎屋”果子店。屋子东侧紧临的永汉公园(原广州儿童公园，现在的南越王宫署遗址所在)被日军占用改成“护国神社”，神社正门设立了日本宪兵。西侧紧临的原是李占记钟表店，日寇进城后就被日本富士洋行占用；右后侧原来的商务印书馆(即现在的科技书店)被日本三井洋行占用。

　　也许，正应了那句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被他们团团包围的华侨房子竟然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只是有一次，曾还回忆，一位地下党员从粤北被人追踪到了广州并到了交通站，引起了日军的怀疑，“半夜所有地下党员都撤出去了，”后来日军来搜查房子时，也就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来。

　　到1945年6、7月，按照上级指示，已经设立好的交通站交给了珠江纵队使用，另外又在钟家前铺开了经营高级糖果饼干的“溢昌办馆”分店，以此掩护作为东江纵队交通站。从此，这个溢昌办馆也成了地下党员居住和交接信息的重要地点，继续安全使用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瘸腿父亲饮早茶秘密传递信息

　　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是加拿大华侨，年轻时曾加入了孙中山的美洲同盟会。据几位曾出入这个交通站的地下党员回忆，钟德祺非常爱国，支持抗日，不仅同意在家里设立联络处，还专门腾出房子给联络站负责人使用。

　　1943年，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住进了钟家，钟家分别给了一楼和四楼的房子“任他使用”。黄松坚住进来时的身份为商人，大家都称他为“家长”(暗示为地下党工作的重要领导人)。黄松坚要出门时，钟国祥的母亲就挎着篮子，像上街去买菜一样，到街头转转，以确定黄出门没有危险。

　　“我公公(即钟德祺)年轻时在外国打工时瘸了腿，每天一大早起来，到附近的云来阁茶楼饮早茶，在饮早茶时把黄松坚的信息传递给来接头的地下党工作者，然后又把信息带回给黄松坚。黄松坚一直在谈家巷钟家居住到1952年”，曾还说，“和我们一家的关系都很好”。

　　曾还回忆，当时钟国祥最大的两个弟妹钟国华、钟洁娴已经有14、15岁了，他们也曾替地下党工作者传递过信息。　

　　为得到情报特意学习日语

　　1942年，钟国祥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在沦陷区建立交通联络站。曾还说，钟国祥为此特意到日本人开的广州日语学校学会了日语，以便能与日本人打交道、套近乎，获取信息。后来，东江纵队驻广州代表杨和与钟国祥联系上，在谈家巷钟国祥家中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并搬到了钟家的顶楼来住。杨和与钟国祥利用学习日语时认识的日本青年的关系和曾被游击队俘虏解放释放后仍在伪军中任职的军官，获得敌伪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很快，联络站得到并送出了第一份情报——日军将要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都已经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