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培英中学内的太和乡抗战殉国同胞纪念碑。

　　广州抗战始末

　　第七篇

　　日军对广州的鸦片毒化

　　日军侵占广州后，公然开设贩毒公司，开放鸦片烟馆。1947年3月，在广东被判死刑的日军第23军司令官兼香港占领区总督田中久一，其罪名之一就是“奖励中国人吸食鸦片罪”。1939年3月，侵粤日军在广州设立福民堂。在日伪强权下，福民堂成为全省的毒品大本营，并以广州十三行路华南银行原址为堂址。福民堂在广州市区靖海、惠福、太平设立“售吸所”(广东人称为烟馆)70多家，仅在1939年10月至11月期间，就卖出鸦片12.9万两。福民堂设了6个分销处，分惠福、永汉、东山、陈塘、河南、芳村等6个地段管理。据不完全估计，广东每月烟土吞吐量大约有100余万两(私烟还不计在内)。在广州，1940年的人口约50万，而登记的烟馆就有852家，不登记的地下烟馆达300余处。

　　从1939年下半年起，日伪政权就以各种手段强迫广东的许多地方种植鸦片，规定从化、番禺等地的农民必须种植罂粟，仅在广州近郊就种了1万多亩。不同地方生产出来的鸦片还有不同的名称，如在广州市郊嘉禾、龙归、人和一带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一带所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南土”；石牌、员村、车陂一带所生产的鸦片，俗称“黄埔土”。日军侵粤期间，即使是在宵禁时间，对从烟馆里出来的“道友”(广州称烟民为道友)，只要衣冠整齐，日军的岗哨也准其通过。侵粤日军实行鸦片毒化，给南粤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官丽珍编写

　　目击遗址

　　隐入校园的丰碑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23日，日寇入侵太和，点燃了太和地区全面抗日的烽火。农工民主党员司徒卫中、梅日新组建抗日游击队以帽峰山麓石船为寨，伍观淇之抗日杀敌队于帽峰山西北麓，中共东纵独立二大队抵寇于广增之域，3支抗日队伍浴血奋战，共同保卫太和。80余同胞在抗战中壮烈牺牲。1946年秋，乡民代表捐资建立了太和乡抗战殉国同胞纪念碑。

　　太和乡抗战殉国同胞纪念碑就在如今的太和镇培英中学内。

　　正值暑假，校园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在正午的阳光里一切都显得愈发寂静，纪念碑在教学楼前那一片无遮无拦的寂静里，静享暑假校园的安详和空旷。曾主编《太和镇志》、目前正着手采写《太和抗战事迹访谈录》的老人谢汉清指着纪念碑，用手画了一个大圈说：“这一带(包括整个培英中学)都是原来的太和圩望岗岭，日军入侵太和时便在这里设碉堡驻防。看到那棵大树没有，那里就是日军据点的原址。”大树距纪念碑不到20米远，如今已是绿荫如盖，可以想像这里曾经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现在却是祖国的“花朵”盛开的地方。纪念碑下80多个英魂栖息于此，当他们听到孩子们追赶嬉戏的笑声，还有课堂里清脆的读书声，他们该是非常欣慰的吧。

　　纪念碑采用青砖灰砂建成，碑文凹刻“太和乡抗战殉国同胞纪念碑”，隶书，碑体虽有多处伤痕，可字迹依然“力透纸背”，清晰可见。纪念碑高2.8米，再加上高约2米的三层底座，使之在校园里更加醒目，也显得更加苍老。风风雨雨，就要60年了，纪念碑上的划痕、裂缝，还有雨水冲刷后的砂浆剥落，让原本造型简单的纪念碑看起来更加沧桑。

　　意外的是，纪念碑旁边还立了一块“寒食孤魂墓”墓碑，上款为“光绪十五年”，下款为“日新善堂立”，据谢老说是太和民间慈善机构“日新善堂”将饿殍集中掩埋之后所立之墓碑，墓碑原来并不在此，后来重修抗战纪念碑时，就将之与纪念碑挪移到同一块底座上，一同让后人瞻仰。立碑在前，建校在后，将抗战纪念碑与寒食孤魂墓“二合一”，让那些寒食孤魂与抗战殉国同胞们委身于一处，让那些苦难的灵魂在天国里能相互取暖，相互慰藉，但愿能少一些寂寞。

　　专家带路

　　追忆战火纷飞时的苦难与壮烈

　

　　谢汉清

　　70岁，曾主编《太和镇志》，目前正收集、寻访抗战史料，欲编著一本《太和抗战事迹访谈录》。

　

　　谢志刚

　　太和镇文化站干部。

　　谢志刚用他的私家车载着我们于39℃的高温下在太和镇的各个村落里跑了两天，气温太高，半路上空调机里的水被高温煮沸，车厢里的温度计竟然显示“44℃”。我们衣衫尽湿，只好半路停下来让车喘口气，毕竟村庄里的土路和高温天气对这辆已经饱经沧桑的车是种非常考验。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村头树荫下乘凉的婆婆、卫生所里看病的老人，凡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让我们“逮”住，一一询问。每位老人都努力回忆并讲述他们在那个非常年代的所见所闻。在一家小诊所里，我们还碰到了一个幸存的抗日游击队员，而他又引出了另外一位幸存者。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战争的幸存者、受害者、目击者被我们挖了出来。　

　　太和圩石屋收柴站

　　历史再现：1940年，伍观淇领导的“挺四”司令部政训队何沛侃等人，在太和地区组编抗日杀敌中队。是年冬，由“挺四”副大队长叶湘指挥在良田打了一仗，消灭伪军100多人。1943年5月，日军在太和圩石屋设了一所收柴站，有个日军“中原”和汉奸“阿咪”压价收柴，横行无道，对有异议的村民拳打脚踢。为了拔掉这个“钉子”，小队长涂仕记带领几名队员夜袭石屋，“中原”闻声跳楼落荒而逃，“阿咪”被活捉，拖到楼下门前就地处决。　

　　石屋的这段历史，对很多太和镇的老人来说都是耳熟的，谢老说。如今，那个石屋早就不存在了，谢老指着太和镇太和中路东头的一幢还没完工的高楼说，这便是石屋收柴站原址，几年前还能看得到，最初是一个刘姓华侨所建的私宅，屋基用花岗岩砌成，有一人多高，相当坚固，那时可是豪宅呢，几度变迁，现在就要成为镇上一座超豪华的酒店。收柴站前面是太和中路，车水马龙，昨日的凌辱与抗争早已散去，这里将由平静走向更加繁华。　

　　念溪杨公祠、轿石村

　　历史再现：1940年初的一个夜里，司徒卫中与何甘棠率领的一个中队计划去炸毁日军占领的天河机场，但据情报员报告，日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炸药无法送进去，计划落空了，只好返回司令部。

　　当行到太和乡石船村时，有些反动派勾结日军、敌伪、土匪共约700多人在念溪杨公祠到轿石村一带突袭游击队，将大队部全部包围，上百名游击队员在中队长杨某(石船村人)的指挥下拼死抵抗，但由于寡不敌众，被俘虏了60多人，遭到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追问司令部的地点和司徒卫中(曾在帽峰山麓石船村组建抗日游击队)的行踪。但他们守口如瓶，宁死不屈。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把60多位游击队员押到罗布洞(现太和镇穗丰村所在地)，以“勾结共产党”的罪名来处决，用机关枪扫射，无一生还。据说，60多名壮烈牺牲的同志中有一半是石船村人。　

　　谢老说，抗战时期，农工民主党游击队的部分领导便住在念溪杨公祠、轿石村一带，经常在这里开会，商讨抗敌方针。如今，念溪杨公祠已成为文化保护单位，而轿石村一带则修起了三层小洋楼，红顶、白墙、青山、绿水，村里形状如轿的大石头(轿石因此得名)上爬满了牵牛花，围墙内的生活看起来安逸而富足。如果那些牺牲的同胞们看到这种景象，也会含笑九泉吧，而那些正在睡午觉的孩子们可否知道，就在脚下的土地上，曾流淌过英烈们的鲜血？　

　　太和庄

　　历史再现：太和庄背靠帽峰山，旁边是公路，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这里也就成了游击队抵抗日军的最佳之地，也是日军的“眼中钉”。于是日军在太和庄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说，这里堪称抗日战争的重灾区，曾被日军放火烧了20多天，村民们无家可归，只好躲进帽峰山的山沟里，晚上饿得不行了，便跑到被烧毁的房子里找那些烧熟的地瓜、谷子活命。　

　　现在的太和庄看起来好像元气大伤，整个村落的屋舍大都土墙黑瓦，墙面斑驳，门前杂草丛生，在烈日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惟有村前的一池碧水，看上去倒还有几分生气。这里的时光似乎还停留于几十年前，这是乡村独有的平静，还是在等待重生呢？　老兵讲史

　　“公偿”购置枪支弹药抗日

　　受访老兵：李北珍，88岁，帽峰山麓石船村人，抗战时期曾参加司徒卫中组建的农工民主党游击队，曾独自活捉过5个日军，缴获枪支弹药若干，是目前太和镇幸存的两名游击队员之一；另外一名叫杨社记，已90岁。

　　由于地势险要，所以太和镇是抗日游击队的主要集中地。抗日游击队以帽峰山为据点四处袭击日军，日军视这一片村庄为游击区，1938年11月，派军驻扎在北郊的望岗岭和七石庄，从此罪恶的足迹遍布头陂、穗丰、谢家庄、大沥、坑口、沙亭、石湖等村落。

　　据李北珍回忆，当时周边每个村都用“公偿”(老一辈积累的财产)购买枪支弹药组成护村队打击日军，护村队平时种田，一有情况就扛起枪打侵略者，“所以日军一进村就查看谁的右手食指有茧，有茧证明是练习过射击”，曾在头陂村一位护村队员被日军擒获，结果被残忍地肢解。

　　暴行记忆

　　日军虐杀村民惨无人道

　　周群英：80岁，太和镇白山村4队村民，曾亲眼看到日军对村民施行暴行。

　　据周群英回忆，她17岁时，刚刚结婚半个月，日本侵略者就到村子里来了。为了让村民说出村自卫队收藏枪支的下落，日军把全村的男丁抓起来，灌水、毒打、枪杀、肢解，残忍的方法样样使尽。

　　村子里有10多人遭日军灌水，日军将村民绑在木梯上，再用毛巾把脸紧紧捂住，然后就一桶接一桶地把水往嘴里灌，让人不能呼吸，有的被灌了十多分钟后，还不肯说出枪支下落，日军便接着再灌，很多村民当场死亡，真是惨无人道啊。

　　遗址保护

　　重修方案已定将申请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为抗战遗址的太和乡抗战殉国同胞纪念碑位于中学校园内，找起来并不难，问题是，门口的保安说要采访得让校长批准了才行，这才想起镇文化站蓝站长曾跟我说过：“你一个人肯定进不去，还是我带你去吧。”于是只好电话向蓝站长求助。站在校门口我汗如雨下，当天气温高达39摄氏度。后来蓝站长带着谢老一同赶来，我才得以顺利进校采访。

　　谢老说，纪念碑原本是让后人瞻仰的，但因为位于校园内，也就使得这种瞻仰对校外人来说变得很困难。从对教学的影响和学生的安全考虑，学校这种“戒备森严”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很多人连纪念碑都无缘一见，谈何缅怀先烈？谈何精神传承？于是谢老提出建议，将纪念碑从校园中独立出来，对外开放，让纪念碑的教育功能得到更大的发挥。具体措施是：以纪念碑为中心，向四面各拓出30-50米宽修建围墙，然后向东开门，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纪念园区。纪念碑坐北朝南，而南面却是一大片低陷的坡地，暑假里野草疯长，有些荒芜，要正面瞻仰纪念碑，往往就得站在这片坡地上，很别扭，重建后将所有地基全部整平，碑身由原来的坐北朝南改为坐西朝东，并且在底座上刻写碑文。

　　谢老将此建议上书给镇政府及区委，政府相当重视，今年6月28日，白云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泉、区文化局局长吕念祖及区教育局等部门的领导来到太和镇，与镇宣传委员黎姚敏及镇文化站的有关人员共同研究了“太和乡抗战殉国同胞纪念碑”的重修和保护问题，决定拨出专款进行重修，并由太和镇负责撰写碑文，将纪念碑申请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谢老说，现在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已不多，没有碑文的纪念碑很难让后人们了解太和，了解太和的抗日精神。经过对太和抗日史料详尽的寻访之后，谢老已撰写好纪念碑的碑文。为了坚固耐久，纪念碑将由原来的青砖材质全部更换为花岗岩，目前区文化局已确定好重修方案，即将实施。

　　随想录

　　一种朴实的精神传承

　　纪念碑无言，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都觉得它是活着的，先烈们的精神是活着的，这种精神渗透在太和镇的每一丝空气中，还有每一个普通人身上。

　　谢汉清，原本是太和镇一名普通的退伍军人、医生，他却前前后后花了八年半的时间去了解太和镇的历史、文化，采写、编撰出《太和镇志》。10年后的今天，他已经70岁了，却终日穿行在太和镇一带的乡村，采访抗日战争的目击者或受害者，准备写一本《太和抗战事迹访谈录》。他说，他什么都不图，“就是想给后人留下一点精神食粮，现在的年轻人对太和抗日、抗英的历史一无所知，我还能跑、能写，就把这些都写出来吧。”

　　谢志刚，原本可以做一个不错的歌手，更可以换一份挣钱的工作，可他还是留在了文化站，用六年多时间建立起一个图书馆。谢志刚现在每个月工资1200元，可他每个月用在“文化建设”上的费用达到三四千元。谢老说，他的工资连油费都不够(几年前为了跑路方便，谢志刚借父母的钱买了一辆车，文化站车不够用，现在完全是私车公用，每天开着车带谢老跑街串巷搞文化普查，还有太和抗日战争的采访工作等)。谢志刚说：“图书馆就像自己的儿子，真的舍不得离开。看到那么多的人来这里看书，我就很满足，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其实，太和人的抗战精神并没有随着岁月消逝，它以一种更和谐更朴实的方式传承了下来。

　　人物志

　　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抗日斗士

　　据谢汉清老人说，当时太和镇主要有三支抗日游击队伍，一支是民主党派组织，一支是地方势力，如由伍观淇组织的游击队，另外一支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　

　　司徒卫中、梅日新

　　司徒卫中和梅日新属于农工民主党派，他们组织几十个青年学生到太和圩街头以演唱方式号召乡民抗日救亡，并在帽峰山麓石船村建立抗日游击队，把各村自卫队编成3个大队、9个中队、27个小队，共千余人。他们活动于李伯坳、联和圩、罗布洞、白山洞、龙迳口一带，经常袭击日军和路过的军车。1940年2月，司徒卫中率队攻击太和圩望岗岭日军据点(现在培英中学内)，歼敌十多人，俘敌8人，缴获长短枪十多枝。年底，司徒卫中被敌人抓走，游击队被迫解散。

　　据有关人士回忆，司徒卫中气宇轩昂，对人亲切和蔼，能吃苦耐劳，生活同群众打成一片，是颇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他外号为“火车头”，敢于冲锋陷阵，敢于打先锋。　

　　张冠雄

　　张冠雄，1919年11月出生于增城一户农家，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在太和镇罗布洞(现穗丰村)开辟根据地时，张与当地伪乡长管某谈判，晓以大义，终于说服了管乡长把联防队的枪支交出，并表示愿意与独立二大队合作。当年8月6日独立二大队在罗布洞成立了苏维埃抗日民主乡政府，张冠雄任乡长。1945年1月1日，他正与原乡长管某商量工作时，突然遭到20多名国民党别动队员包围，要将张冠雄和管某拉走。张冠雄宁死不从，猛力反抗。敌人见劫持不成，便向他开枪。他身上中了七枪，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才25岁。　

　　历史备忘录

　　太和乡抗日救亡简史

　　1939年，广州农工民主党青年司徒卫中、梅日新等在帽峰山麓的石船、满山等地建立抗日游击队，组编了3个大队、9个中队、27个小队共千余人，常在李伯坳、龙迳口等地伏击日军，并通过实际斗争发动太和人民起来抗日救亡。

　　1940年，伍观淇领导的“四挺”政训队青年何沛侃等，与太和地区自卫队首领谢活荣组编抗日杀敌大队，在太和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是年夏，杀敌大队派出精锐部队100余人，围歼盘踞在良田陈家祠和刘家祠的日伪绥靖军，全歼敌寇100余人，活捉日军顾问深丁为雄。随后，在广从公路七石庄前袭击日军时，活捉日军军官斋藤丰治。

　　1943年，日军调遣8000兵力，对太和地区进行大扫荡。太和人民与抗日游击队紧密配合，采取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等灵活战术，有效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1944年5月，东江纵队独立二大队，在兴丰、穗丰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接管了伪西罗乡政府，成立苏维埃民主抗日乡政府，曾与日军和地方股匪展开激烈的战斗，击毙敌少校周炳南。　

　　本版撰文／摄影：本报记者郭晓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