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参加抗日先锋队的三人，现都已80多岁，他们说，现在的人不能忘了先烈们的事迹。

　　长湴村抗日革命根据地

　　广州抗战始末

　　第六篇

　　沦陷时期的殖民文化

　　日军在占领区内设立各种宣教机构，主要是在占领区内设点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在新闻通讯方面，则设立了由情报部门和日军随军记者组成的报导部。附属于日军的一些文化人也在组织所谓文化教育团体“共荣会”，该会设有专门的出版机构广州协荣印书馆，出版的图书多以宣传“东亚共存共荣”理论为主。

　　日军对新闻舆论控制极为严密，所有新闻的保密、控制、检查和配给纸张等，均由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部报导部直接管理。日军军部占用原“广州播音台”的设备设立广播电台，用粤语、国语、日语播音。日伪还策划建立了“广州新闻记者协会”，由报导部派日本人等担任重要职务，实行控制。

　　日军对教育实行渗透和控制，在广州和各驻地开办日语学校。广州内开办了5间日语学校，共14个班，学生达681人。与此同时，在广州市的各类学校均停办，各小学校学生人数逐渐减少，仅有小学13间，中学1间。据当时伪警务处统计，全市学龄儿童共有5万多人。但这个时期内，广州全市小学生最多时也仅有6000余人。为培养奴化人才，日伪政权还宣称“要教育中国民众，爱中国、爱东亚，同时要爱日本，爱满洲国”，“将中国民族意识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意识，打成一片”。大量印刷美化日本历史和肆意歪曲中日版图的地理，出版奴化宣传课本和书籍，企图泯灭南粤人民的民族意识。

　　官丽珍编写

　　现场寻访

　　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弄清楚长湴村的“湴”字的正确发音。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恰巧住在该村附近的同事告诉我，“湴”字的读音应为ban，三声。认识这个字的过程，或许可以看作是了解长湴村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契机：知道这个村子的人，才会清楚它的正确发音，而会发这个音的人，未必就了解曾经发生在村里的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即使是村里更年轻的一代，对祖辈的英勇也可能会感到陌生。在长湴村里，将此地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大概已经不多了，挂在梁氏宗祠大门口的一块“抗日战争革命老区根据地长湴村旧址”的牌子算是比较醒目的。

　　祠堂里的革命往事　

　　耕田已无，店铺满街

　　长湴村曾经是广州近郊的一个小村，与市区的距离并不算远，事实上也并不难找，就在天河客运站往东的不远处。世代居于长湴村的，有梁、招、陈三大姓，至今如此。由于长湴村离原中山大学并不远(1952年前，原国立中山大学位于现在的华农与华工这一带)，在该校进步师生的指引下，村里许多热血青年成立了抗日先锋队，才有了后来的抗日战争革命根据地。如今，提到中山大学，大家都知道的是位于康乐村的那一所，与长湴村没有多少关联了；而长湴村后并入天河区的长兴街，当地的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而且，村委会在前不久也已改为公司实体。

　　长湴村与广州近郊其他的村庄没有太大不同，耕田已无，楼屋林立，店铺满街，稍显杂乱之中难掩一派兴盛气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湴村就利用地理上的优势，早早走上了致富之路，村里为村民们兴建了现在的长湴新村，几乎是一家一栋别墅。除少数当地人外，老村里居住的大多为外来打工者。从村口直往里进，就是长湴村当年抗日活动的主要场所——梁氏宗祠。

　　农村，是仍然在沿袭却又渐行渐远的一个历史背影；历史，是人们仍需记住的过去。村委会的人告诉我，天河区计划修葺“长湴村抗日根据地——陶贤小学遗址(即梁氏宗祠)”，计划投资30万元到50万元。梁氏宗祠建于清朝同治年间，从1936年开始成为革命基地，两年后长湴村成立了广东第一支农民抗日先锋队，1944年，长湴村的武装力量还组成了东江纵队第四支队。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教育后人及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1994年，该祠堂挂牌成为“抗日战争革命老区根据地长湴村旧址”。　

　　抗日先锋，还有三个

　　长湴村是中大师生开展抗日宣传，进行抗日斗争的革命基地，广东第一支农民抗日队伍——青年抗日先锋队就成立于此，广东省原副省长杨德元、中大原校长黄焕秋同志等都曾在此留下过革命的足迹。这一次，为我们做向导的，是村里的三位老革命，也正是他们的指引，让我有了更多了解真实历史的机会。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三位老人：招新，86岁，抗日先锋队的主力之一，长湴村里1944年加入共产党的四位党员之一；梁传坤、梁帝真，85岁，均为抗日先锋队主力，后来都参加了东江纵队。

　　尽管年事已高，除梁帝真身体较弱、听力较差之外，招新和梁传坤至今都耳聪目明，对于六十多年前的事依然记忆犹新。在年久失修的梁氏宗祠里，陈列着以村民们参加夜校、抗日先锋队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故事为素材编写的连环画，旁边挂着的一面“抗日先锋队”的队旗，以及1994年“抗日战争革命老区根据地长湴村旧址”挂牌时的老战士签到表，都在无声地诉说发生在这个小村里的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年代的久远，以及近年来的快速发展，长湴村的变化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能保存下来的建筑少之又少，但梁氏宗祠始终在村里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抗战胜利6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村里越发地重视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源。

　　目击遗址

　　抗战三部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切还要从具有扫盲功能的夜校说起。1936年，长湴村附近的中山大学到村里开设扫盲服务实验区，设立民众夜校，当时，长湴村夜校共有男女学生100多人，教书的包括黄焕秋、陈恩、莫福生等十多位师生。每天晚上，有几位师生会到村里来上课，以教文化为主，课余则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青年农民的反对内战的觉悟以及抗日热情。

　　1938年上半年，日军已全面侵略中国，广州也经常受日寇空袭，以致中山大学正常的教学无法继续下去，莫福生等一班革命学生便常去长湴村活动。这一年的暑假前和暑假期间，莫福生、廖衡等和中大附中一部分同学(都是抗日先锋队员)到长湴村住下来。当时，每晚和青少年及妇女上文化课，宣传抗日和传播马列主义，学员非常积极，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梁万益、梁明、梁举等人。在此基础上，中大的共产党组织在长湴村发展了第一个党员梁万益，介绍人为廖衡，并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长湴分队”，这也是广东第一支农民抗日先锋队。

　　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地下党在恐怖环境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莫福生再次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来到长湴村，他以兄弟、亲戚等社会关系做掩护，输送了一批党员、干部到附近乡村去开展工作，包括徐幽明到凌塘，王日新、王永祥到林和村，叶明华、王其昌到冼村等，边教书边宣传抗日。1943年，又派杨德元到长湴村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党工作。　

　　斗争

　　火与血练就的勇气

　　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的初期，长湴村抗日先锋队曾在近村的山头伏击入侵的日军先头部队，只是因为装备处于极度简陋等的情况下，在日军大部队临近时，才撤回村里隐蔽。

　　1944年，莫福生带领梁明、招新到东莞地区抗日模范团参观学习归来，发动大家拿起枪抗击日军，并动员长湴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梁明等人热烈响应，参加了东江纵队，在增城的罗浮山游击区接受了半年的训练。

　　这一年，梁明、招新在长湴组织起“维持治安青年会”，成员达到140多人，自己购入了40多支枪。为了隐蔽的需要，后将该组织改为长湴村自卫队，实际是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在严惩汉奸、抗交伪军烟税、袭击龙洞日伪警队中取得了胜利。此外，他们还合股种植了两亩多地的烟草，收成后得到的钱换得稻谷三千多斤，然后送给东江纵队购买武器。

　　1945年夏天，东江纵队驻新塘情报站站长宋波到长湴村，部署拔掉龙洞日伪警队据点，梁明等人配合侦察，行动前做了周密部署。当晚，梁池先制服哨兵，随后游击队员从禾田中跃出冲入日伪警队，一枪未发便拔掉了这个据点，缴获步枪20多支，有力地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和威慑力。

　　原沙河镇文化站的姚瑞英曾多次参与长湴村抗战历史资料的搜集。她告诉记者，长湴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不仅有中山大学进步师生打下了良好群众基础，而且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组织，以及有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虽然还没有能力和日军进行正面战争，但在牵制敌军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纪念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长湴村先烈的抗日事迹并未被人们遗忘。长湴村原属番禺县(现番禺区)龙洞乡，1958年后划归广州，现属天河区。1993年，长湴村先后被广州市政府及广东省民政厅补划为“抗日战争革命老区根据地”，当地学校每年也组织学生前往参观，并经常会邀请老同志为学生们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长湴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和春节，村里都会组织老同志们联欢。性格开朗的招新老人现在还珍藏着一张1989年颁发的广州市区游击队联谊会员证，“到很多旅游景点去，人家一看我的证就不收我的门票了”。

　　而村里抗日时期重要活动场所——陶贤小学遗址(即梁氏宗祠)，如今也成为村里的一个主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祠堂的一角，有根据村里的抗战故事改编成的连环画，供每一位后人参观景仰。1994年10月17日，“抗日战争革命老区根据地长湴村旧址”挂牌之日，包括梁明、招新等几十位老革命前辈都聚集到这里，他们在一张红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对往日峥嵘岁月的无限追忆。据了解，村里近期还将对祠堂进行装修，装修完毕之后，将增添一些当年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及相关的物品以对公众展示，只可惜当年“长湴村抗日先锋队”的大旗因为珍藏在地下遭到白蚁的咬啮而没有完好地保存下来。

　　口述见证

　　招新：当年，参加先锋队是很危险的

　　讲述者：招新(86岁，长湴村抗日先锋队主力队员，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村里仅有的四名党员之一)

　　日本人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呢，大概是1938年吧，夜校的老师就组织了一个“抗日先锋队”，组织我们大家做抗日宣传，我们开始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不当亡国奴。老师里有黄焕秋，他后来做了中山大学的校长。当时的先锋队里大概有男男女女三十多个人吧，现在剩下的没有几个了。

　　参加这个先锋队是很危险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要被杀头的，我也没有告诉家里人。当时参加抗(日)先(锋)队的农民还很少，我们长湴村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海珠区的一个村的。我们一般是晚上读书认字为主，在祠堂里开会说这些事情，有时候会说话说到次日凌晨一两点。有一个地下党员叫做莫福生，他当时还是在中大读书的学生，他组织我们去做一些地下工作，比如说去搞清楚日军住哪里，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械等等。

　　1938年夏天的时候，新华日报被查封了，中山大学搞了一个反查封的斗争，当时有一个南下组织的同志叫沈毅，国民党不让他做宣传，把他抓了起来。廖承志在哥伦布餐厅的七楼，就是现在北京路永汉电影院对面的那个地方，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要求释放被抓的学生代表。他是大学生，口才很好，水平也很高，说得大家很激动。我们村里几个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还起来发了言，散会之后还沿路游行示威。

　　1943年以后，杨德元来我们村里教书，他其实是个地下党员，后来做了广东省的副省长。他晚上教成人班，其实是发动群众，发展党员，1944年我就是经过他介绍入的党，就是在梁氏宗祠后面那一间厨房里，当时我们村里还只有四个党员。我们村里后来组织了“维持治安青年会”，有140多个人，表面是自卫队，实际上是党的武装，给组织筹集经费，给东江纵队输送游击队员。

　　我们能起来抗日，和中大的那些老师学生分不开，现在每年春节，我们还会和中大的教授一起搞团拜，已经搞了九年了。现在的人，不能忘了当年那些先烈的事。

　　消失的地名

　　战壕叫做“百人坑”

　　抗日先锋队员梁传坤告诉记者，广州沦陷后，日军占领了原中山大学，文学院就是田中久一的司令部。长湴村就在原中山大学旁边。村边有从前国民党部队修筑的水泥战壕。1939年春，日军用车运来10人，推下战壕，浇上汽油，活活烧死。1944年3月的一天，日军拉来10个中国男人，赶进战壕旁的一个水泥碉堡，然后往里面放毒气，看他们什么时候死。熏了10分钟，人还没有死，又把人拉出来，扔在战壕，把人赶到一堆，用一个手榴弹炸死，然后埋了。由于日军经常拉人到这里残杀，所以长湴村民又把这条战壕叫做“百人坑”。梁传坤正是看到日军的这些暴行，才参加了游击队。

　　烽火年代

　　过日军关卡，智送武器

　　招新老人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最惊险的就是一次运枪的经过。当时，知道在一位沙河的牙医那里有一把机枪卖，价钱是5000斤谷子，先付30%。当时，村里的支部先借了十担谷买来机枪，准备送到新塘游击队去，但要经过沙河和岑村两个日军的关卡，一旦被查到后果就不堪设想。为了能安全送抵，他们把枪藏在一袋鸭毛中间，然后故意在担子上挂两串香蕉，引得日本兵高兴地拿香蕉，从而得以趁机过关。　

　　日军施暴，几天内家破人亡

　　梁帝真说了另一个故事。村里梁志全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便想到田里挖些芋头回来充饥。来到村前土名九斗的地方，被日军看见，他们不由分说，将他一枪打死。梁志全70多岁的老父梁华成，在家眼巴巴地等儿子拿芋头回来做午餐，等来等去都不见儿子回来。有村民告诉他：“日军在村边九斗处打死一个人，会不会是你家志全？”梁华成连忙去看，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儿子，大叫一声，倒地身亡。梁志全的妻子，伤心过度，几天后也死了。梁志全的母亲看见几天内家破人亡，也病死了。只剩下一个两三岁的梁帝宝，眼看也要饿死，幸亏好心人把这事告诉梁帝宝嫁去元岗村的姑妈，姑妈把小帝宝带到元岗村，才不致饿死。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刘炜茗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黄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