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惠东

在今天的广州，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天河的中信大厦已高达381米，此时，回顾一下旧日的广州建高层建筑的故事，倒是有些意思的———

“赚”出来的新爱群

传统的广州高层建筑，其实不算宏伟。五层楼25米；光塔36米；省总工会大楼27米；海关大楼（连钟楼）31米；中山纪念碑37米；中山纪念堂47米。如果说广州传统最高的建筑物，恐怕是花塔（即六榕塔）了———57.6米，而后建的教堂石室只比它高1米———58米，不知是否有超越前者的意义在内。

当然后来的爱群大厦，已经高达64米，成为东南亚第一高楼。1931年，香港派来的设计人员李炳恒等，决定采用美国的摩天大楼格式建造爱群。到施工的时候，香港的惠保公司打下桩基88个，三合土桩404条。为建高楼，铜垌用气锤打下，放钢筋三合土。随打随落桩，以最后10锤入泥总深度不超过1英寸为准。珠江边的烂泥潭8米到20米下才有石层，所以打烂无数铁桩。尽管如此，经过努力，15层的爱群大厦还是让世人叹为观止。

解放后，在其旁边重新建一座新爱群，比老爱群高出3米，这是有意而为之的。1965年，中央下拨300万元，作为维修旧爱群大厦的费用。广州市委考虑到形势的需要，不如将这笔钱用来建一幢新大厦。于是，从1965年4月开始拆迁，用最快速度平整地面。整个设计采用了框架剪力墙系统结构，既和旧楼的骑楼协调，而且有效地抵抗了地震力。施工队是广州房管局下属的修缮工程队。经过他们的精心施工，新大厦终于在1966年4月完工，只用了一年。新爱群有18层，高67米，14楼还有花园，18楼有瞭望厅，可以瞭望辽阔的珠江，特别是龙舟节更是热闹非凡。这座大楼犹如一艘巨舰停泊在珠江。由于新旧爱群溶为一体，客容量大大增加，房间381间，750个床位，成为广州较好的接待单位。当中央知道这笔钱是“维修费”赚下来的，给予很高的评价，周恩来总理夸了三个字———很聪明！

右图：曾是全国第一高楼的广州“27层”

大北火车站———不高的“高楼”

从下而上，数字大的算高，但有时数字不大的也会算高，比如广州火车站。原先的东站在今白云路，是英国人在1911年修广九铁路时修的。股道短，站台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1962年，市里提出建新的火车站，后来选定流花地区，称为北站。

北站的大楼并不高，设计只有5层。1965年动工后，很快建到2层。这时发生了一个风波———北京下了禁令，停止修建！原来，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认为原设计太高，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起降。当时，广州方面思想不通，陶铸和曾生都认为，不可能有影响，并让军区后勤部长孙兆溪搞个数据，计算新火车站落成后对飞机升降的影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孙兆溪说，现在数据不足，很难计算准确。后来才知道，他其实算出来，对飞机起降没有影响，但向上一汇报却挨了责备，所以回广州后就搪塞一下。为了这件事，陶铸给刘亚楼去电，请他来广州一起研究。刘到广州之后，曾生说：桂花岗的山头是36米，而火车站是32米，不会影响飞机。刘亚楼同志却不接受，说：“山头可以削平，新火车站建好就不好削了，如果一定要建，最多建27米！”陶铸和曾生也是硬脾气，他们认为，宁愿停建，也不能修改图纸。于是，原来准备一年完成的火车站中途下马。直到“林彪事件”之后，许多思想得以理顺，才在1973年重新开工。只用一年，就建好投入使用。事实证明，那5层大楼完全没有影响飞机的升降，一直用到今天。站前面积4万3千平方米，是当时华南最大的车站。

上图：以“维修费”建的“新爱群”

中华大楼的顶峰：二十七层

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过后，广州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势头，特别是两届交易会，外国和港澳的旅客来的不少。那时候宾馆稀缺，连从化、佛山的宾馆都要安排交易会的宾客住宿，有的外国宾客没有地方住，宁愿在香港等待。外宾说，广州什么都好，就是没房子住不好。广州市委也感到确实是个问题，向中南局陶铸同志报告，陶铸再向周总理汇报，要求建一座给外宾用的宾馆，提出国家拨一半钱，广州自己出一半。

周总理找了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商量，同意建一个宾馆，应有500个房间，1000个床位，钱全部由中央出。随之拨给广州600万元，作为建宾馆的专款。

这一大好消息由陶铸同志传达后，市委立即开会研究，准备把原先自己口袋里的那份钱也投进去，力求把宾馆修得像样一点。贺龙副总理来广州的时候，在陶铸家里对广州市长曾生等同志说，中国用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高楼，应比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的要高，具体就是比上海的国际饭店（原名百老汇大厦）还要高，层次也要多。好马要配好鞍，装修要一流，搞空调，要美化，建些花园等。

贺龙同志的话激发了广州同志的积极性，马上派人到上海，测量国际饭店的高度。最后决定，广州的宾馆楼高27层，比国际饭店高3层，总高度也比国际饭店多3米，地点选在海珠广场。

广州人真是有勇气，当年的爱群是东南亚之最，如今也规划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建筑物。

但细想下来，经验不足，市委决定既要大胆，也要谨慎行事。特别有人提出，建在珠江边的房子，要有足够的防台风的能力，否则遇到12级台风楼房塌下来，损失就无法估量了。1966年1月12日，市委专门召开“外宾宾馆”（当时的名称）会议，由曾生和林西主持，还请来一大帮的专家：华工院长罗明煜教授、罗松发、陈伯齐、厦世昌及广东设计院的黄远强工程师，广州市设计院副院长佘畯南……等30多人，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曾生说：设计要讲科学，建好后要顶住7级地震和12级台风。此外，还要显示南方特征，通风明亮，有风生风，住起来舒适。当然，还要节约用料。

经过反复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方案：27层，每层3米，主楼高86米。总面积2万平方，加上附属建筑3千平方，总的造价450万，另加装修、水电，家具，设备等共300万，总数为750万。

建设时一切都按计划严格执行，为达到抗台风和地震的要求，主楼下共打437根桩，施工则由名气不大的广州房管局住宅公司房屋修缮工程队执行，计划一年完成。当年不像今天，属严格的计划经济，全部的施工都由国家负责，所以质量其实也是有保障的。

为全国第一高楼施工，为外宾建高级宾馆，是件极其光荣的任务。全体人员情绪很高，施工队和各方配合也相当不错，应当能按时完成。没想到，当主楼升到24层时，中国大地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文化大革命”来了。对这幢楼层大力支持的贺龙、陶铸先后被揪出来，莫须有的大帽子连连盖上去。造反派们听说要超过上海的国际大饭店，更加猜想连篇，“封资修”，“为陶铸树碑立传”之类铺天盖地。

工地上思想也乱了，造反派要求立即下马，不能建高于上海的大楼。但广州方面却犯了难，只好通过工人代表———他们是工人阶级———向军管的陈德（省军区政委）汇报。陈德非常支持工人的意见———按原计划完工。但当时的造反派多是外地人，本地姜不辣，于是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所遇到的困难，建议由中央出面做工作。周总理马上找了有关部门的领导研究，大家认为原计划是中央会议上定的，于是以周总理的名义批复，按原计划施工。所以，这才避过一劫。作为曾生，文革开始不久已靠边，不久被打倒，未能参加迟到的完工的剪彩。

后来这幢楼被命名为“广州宾馆”，但老百姓，一直叫它为“二十七层”！

那时广州人都以这幢全国第一高楼为骄傲，多少人到海珠广场去参观，盛赞超越了爱群时代。后来还装上一盏太阳灯，使海珠广场的晚上光如白昼，更加轰动全城。

上图：只有5层的火车站也经历了“高楼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