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显衡在会址确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徐梅坤曾经使用过的钢笔和手表。

　　卜穗文在展示中共“三大”文物。

　　中共三大会址现在只遗留一面墙基，对于60多年前轰炸的那段往事，已找不到见证人了。

　　中共三大会址旧景。　　资料图片

　　现在只有门牌号还清晰显示这是中共三大的会址。

　　中共中央办公旧址——春园(新河浦路24号)。　　资料图片

　　广州抗战始末
　　第十九篇抗战时期的广州妇女
　　抗战初期，在广州的抗日妇女团体比较多，以这些妇女团体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抗战初期广州妇女运动一大特点。当时影响较大的妇女团体有：广东省、广州市妇抗会、广东省女界联合会、广州市妇女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妇女慰劳会广东省分会、广东省女权运动大同盟、女车衣工会、中大女同学会等。这些妇女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派出战时工作队；组织妇女生产，发展战时经济；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到战地抢救难民、难童，征募劳军。“省新运妇委会”成立不久，即与省赈济会联合派员到战区、灾区抢救难童，至1943年止，共到20余个县抢救了妇女数百名，难童1.1万多人。设立儿童教养院，安置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难童。
　　在广州抗日救亡团体出版的进步报刊中，妇女报刊颇为引人注目。《妇女大众》和《妇女知识》就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妇女刊物。《妇女大众》为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于1938年5月15日创刊。由李峙山、区梦觉等负责主编，何香凝题写了“妇女大众”版头。《妇女知识》为广州市妇女协会主办。当时，一些妇女党员和进步女青年参与了编辑出版工作。《妇女知识》的第三卷第二期介绍了宋庆龄、赵老太太、邓颖超三人联袂莅临广州活动的情况，并刊登了宋庆龄的演说词《祝广东妇运永远是这样团结》，以及《邓颖超先生印象记》、《宋庆龄先生会见记》等文章。　　官丽珍编写　
　　目击遗址
　　在中国共产党84年的历史上，在广州召开的惟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在党史上意义重大。1923年，在原来的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简陋的两层楼房里，中共三大秘密召开，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方针政策在此诞生。但三大会址历史曲折，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后，原址上建起仓库，又沉寂49年才被证明身份。今天的中共三大遗址位于恤孤院路3号，当年的旧物只剩墙基。
　　历史事件深藏恤孤院路
　　特意选择8月15日，日军投降60周年的日子再去恤孤院路的“中共三大”遗址。中午暴雨滂沱，恤孤院路沉寂的气氛像是在为这里1938年葬身日军炮弹下的亡灵和建筑默哀，划过天际的闪电更像已逝人的灵魂、建筑的灵魂在倾泻1938年的愤怒。暴雨过后，恤孤院路清净得可以听到雨水滑过树叶滴落在地的声音，天空未散去的乌云更让我来此凭吊的心情多了一分沉重……
　　恤孤院路长300米，宽五六米，两边全是古典的侨楼，如果没有偶尔通过的公交车和轿车，这里的宁静仿如1923年。当时，中共三大正是选择这块僻静之地讨论国共合作。听住在这里的老人讲，80多年来，除了街道的宽度没太大变化外，原来的蕉林、菜地在上世纪20－90年代陆续建成了马路、楼房，几栋20年代建成的侨楼也翻新了，原来的小树现在已是遮天蔽日。
　　沿恤孤院路找到3号门牌，召开中共三大的原建筑已荡然无存，现在的这座拐角型一层平房是解放后建的仓库。在一堵东西向墙壁上，镶有黑、白两块石碑。白色石碑证明这个地方是中共三大会址、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时间是1985年8月27日，其所在墙基就是会址残留的惟一痕迹。黑色石碑书有中共三大简介和原建筑于1938年被日军炸毁的史实。据当年参与中共三大会址寻访工作的近代史专家黎显衡介绍，当年，会址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人字型两层民居，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是广东区委临时租来的，室内没有电灯、自来水、浴室、厕所。楼上为代表宿舍，用长木条支两块模板做床，楼下南向的大房做会议室，墙上没有马恩像和党旗，中央放了一张已褪色的长凳台，在台的东西两边放置长条木凳，为代表的席位。台的南北两端，各放置一张小方凳，分别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座位。开会时，代表们挤在狭窄又没有风扇的房子里，时值暑天，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简陋。黎还回忆，现存的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的这座平房做过仓库，住过人，卖过煤和陶瓷，修过摩托车，还做过印刷厂和字画店，直到1979年才被定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从“三大”遗址往南走到新河浦拐角就是“春园”。以前的春园是22－26号，从中共三大1923年6月召开前时到9月党中央迁到上海，党的中央机关办公处一直设在这里，并在此召开中共三大的预备会议和此后的中共三届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在“三大”期间就住在24号二楼，26号现为新河浦幼儿园。三大遗址的正北向是“逵园”，“三大”期间，这里居住着外国人及中国学生。这栋老房子现正装修，其门楼上还有“1922”的字样，就是这个标志让当年寻找中共三大遗址的工作变得柳暗花明。据东湖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这栋房子现为私人所有。
　　隔恤孤院路与逵园正对的就是“简园”，这栋房子建筑造型较为考究，现在还有人居住，其东面的一块空地临时作为文化厅的停车场。
　　东湖街街道办的石小姐告诉记者，每逢7月1日，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校会组织来此参观纪念。在此居住的居民只知道这里曾是“中共三大”遗址，但对于“中共三大”的历史详情无多了解，东湖街街道办因此准备在“三大”遗址立一块牌子，以让后人能深刻记忆这个革命遗迹。
　　会址寻踪
　　49年后会址得到确认
　　中共三大的召开很重视保密工作，因此中共广东区委选在东山一个偏僻幽静、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方开会，此前的史籍和档案也只记载会址在广州东山。但究竟在东山哪个地方？这是一个党史之谜，谜底直到1949年后才被揭开。曾参与“三大”会址寻访工作的近代史专家黎显衡撰写了《中共“三大”若干问题探讨》、《“中共三大”会址寻踪》等文，详细记述了1971－1973年探寻“三大”会址一波三折的经历。　
　　1971年，寻找“三大”会址破冰
　　“三大”后，一直少有人关注会址的问题。直到1971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决定探询“三大”会址。黎显衡回忆，1971年7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请示报告》，10月28日，市革委批复同意。馆内调黎显衡、汪杰、陈为民、张继红、布惠英等人组成“三大”会址调查小组。
　　调查组首先从调查1923年的广州党组织活动地点和东山恤孤院路等地的历史地理环境着手，先后访问了1923年前后参加革命的15位老人，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证实在东山召开；又访问了19位东山区居民，召开7次居民座谈会，初步弄清恤孤院路环境和1923年前建成的房屋。
　　当时，尚健在的中共三大代表有毛泽东、徐梅坤、罗章龙和刘仁静，找他们调查中共三大会址应该是最直接的途径。调查小组最终将重点放在时任国务院参事的徐梅坤身上。
　　
　　徐梅坤临穗指认“三大”会址
　　1971年10月13日，已是70多高龄的徐梅坤被请到广州，调查小组陪同徐老在东山步行寻访多日，走遍了中共三大会址可能性较大的新河浦路、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大街小巷，对每一幢旧建筑都细致观察，又和当地一些老居民进行过多次座谈，了解街道环境和房舍变迁情况。最终，找到和“三大”有关的几栋房子，即新河浦路的春园、培正街的简园、瓦窑街的逵园，这三栋别墅式建筑成为寻找“三大”的坐标。
　　新河浦路22号－26号的春园，徐老对这三栋三层洋房记忆犹新。他认出，门柱上有一对石狮的春园24号就是“三大”前后陈独秀、马林、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再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西北处的逵园，见到楼顶正面“1922”的字样，徐老指正这就是“三大”期间，“三大”代表天天确认开会地点的标志，而它的对面就是“三大”会址。但对面的平房让徐老颇感疑惑，这很明显不是“三大”开会时的两层楼房。恰好随同的一位老居民说出实情：逵园对面的房子在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现在的平房是解放后建的临时仓库。在逵园正东面，徐老又找到简园。
　　为了佐证徐老的记忆，调查组又多次到武汉、北京访问“三大”代表刘仁静、罗章龙。后来，调查小组根据这些情况，从档案馆找到1923年8月19日(与中共三大召开日期相近)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图上标明逵园正对面仅有的一栋房子为“恤孤院后街31号”，这就证实了徐老和老居民的回忆是正确的。从此，中共党史上的一处缺憾得到补正：中共三大会址在当年的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
　　
　　老建筑师画出“三大”会址草图
　　会址的外形和内部结构究竟如何？调查小组找到了当年曾参与建造此房的老建筑师，时年75岁的邓某，他根据回忆画了一张“三大”会址的草图。调查小组又请来退休的建筑工程师周某，依照草图画出会址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再找人制作了“三大”会址的纸模型。“三大”会址的寻访工作至此结束。如今，当年制作的模型，仍有一座存放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会址复建问题搁置26年
　　1972年1月17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向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并上报中央。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7月，周恩来批准调查组到中央档案馆查找“中共三大”资料。同年12月，广州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1974年1月5日，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出，“拟按照恢复原状，以存其真原则复原当年三大原貌”，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向中央直接请示。同年4月24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连同调查报告等，一同送呈中宣部。但此时文革动乱尚未结束，中共中央无暇关注此事，未批复。因此，会址复原问题被搁置下来，直到2000年会址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会址被炸
　　永远的谜
　　1938年，日军把轰炸目标转向居民区。在这个时间段，中共三大会址被炸毁。目前，有据可考的时间只能确切到1938年夏天，这个时间也是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调查“三大”遗址时，由周边的老居民提供的。
　　但再详细的时间，恐怕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记者走访东山区文化局和东湖街道办，现存资料没有中共三大会址被炸时间的记录资料，就连居住在此的老居民，也没人能清楚记忆这栋房子是哪天毁于日军飞机的炮弹下。因为当时并无人知晓这栋房子是中共三大会址，因此疏于关注。
　　而这栋房子被日军炸毁，与召开中共三大并无关系。负责中共三大资料搜集整理的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馆长卜穗文告诉记者，当时，日军也不知道这里是中共三大会址，因此轰炸这个地方并不是有意所为。他推断，东山当时是国民党官僚居住地，可能因此引起日军关注，再加上日军飞机制导不是很精密，所以在日军飞机密集的狂轰滥炸中，三大会址不幸被毁。
　　记者想寻找当时日军轰炸恤孤院路的资料和见证人，东湖街街道办和恤孤院路所在的德安街居委也帮记者多处打听。遗憾的是，当时见证过日军轰炸恤孤院路的老人都已故去，原来的老居民也搬离这个地方，现在的居民都是后来迁至此地，因此见证人就缺失了。
　　寻访逸事
　　寻访过程中的三件往事
　　黎显衡对当年寻访“三大”会址的往事记忆犹新，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寻访过程中记录各种资料、复函和证明的笔记本。记者采访时，黎特意拿出这两个笔记本，讲述了寻访工作遇到的困难和往事。
　　
　　动乱岁月中请示寻址
　　当年，健在的徐梅坤、刘仁静、罗章龙几位三大代表因曾有些政治问题，并且时处“文革”时期，调查组要调查这些人都必须请示，手续也比较严谨。像1971年12月1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先致函国务院参事室，拟请徐梅坤来穗调查三大会址，询问其“政治情况及身体条件是否合适”。国务院参事室复函说此事须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黎显衡又向徐梅坤所在单位调查了解徐的情况。后来，经报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徐梅坤才能来广州调查三大会址。
　　
　　毅然烧毁误稿
　　1972年10月13日晚，在徐梅坤所住的胜利宾馆，黎显衡拿出别人在“文革”运动初期到北京访问徐梅坤所写的《访问徐梅坤记录》给徐过目。徐看完脸色突然凝重，对黎说：“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严重失误”。黎显衡感到此文件保存下来会产生严重后果，遂将此文当着徐老的面烧毁，表示要重新开始调查。
　　
　　两位代表的冲突与复合
　　因为被访问的中共三大代表当时年事已高，记忆有时比较模糊，所以在当年调查过程中出现两人回忆不一致的情况。像会议是在楼上开还是楼下开的问题，徐梅坤记得是在楼下，而罗章龙却说是在楼上开。后来，调查组再问徐老，“是不是在楼下开？”徐说是在楼下开。调查组几年后又问罗章龙“会议是不是在楼上开？”罗说“不是，是在楼下开”。这时，“三大”会议在楼上还是楼下开的问题得以最终确认。
　　会址重建
　　会址复原指日可待
　　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馆长卜穗文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共党员要求为“三大”会址建纪念馆，引起广东省委关注。由于“三大”会址是广州近代革命史上的历史见证，并且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七大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因此“三大”会址复建的问题时隔多年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2000年1月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2002年4月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2002年7月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最后，广州市政府拟定斥资近5000万元，复建“三大”会址，包括在原址复建“三大”主会场旧址；修缮春园、逵园及简园；新建用于文物和历史资料展览的“三大”陈列馆等，建筑面积达4200平方米。这一工程已被列为“广州21个文化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新的羊城旅游景点。据卜穗文介绍，目前已搜集到“三大”照片400多张，文物60多件，包括中共三大决议案、文件、宣言、代表曾用物等。
　　人物志　
　　“三大”代表：徐梅坤
　　1893－1997，浙江萧山人。1920年在浙江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期间领导过工人罢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徐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三大”会议，并当选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在萧山被捕入狱，1935年9月因病保释出狱，此期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检查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1956年2月任国务院参事。1981年6月8日，已经88岁高龄的徐梅坤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下期预告
　　1943年，在沦陷的广州，依旧战斗着一群信念坚定的战士，梁广就是其中的一位。
　　抗战期间，他坚守着沦陷的城市，一刻不曾远离。
　　明日推出1943年广东临时委员会委员梁广在广州从事地下工作及居住的秘密场所，记录这位从海员到将军的革命家的光辉岁月。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马羽飞　实习生　许颖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杨长虹　实习生　林伟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