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彩公益项目组织社工走进小学开展“呵护祖国花朵”、让少年儿童远离性侵害活动 东方IC供图据不完全统计，三年间全国968起性侵儿童案被曝光
现象篇
三十多年前，8岁的肖云（化名）遭遇性侵，人生从此与噩梦相随。
40岁那年，肖云成为了一名儿童防性侵讲师。她讲了211堂课，是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1200多名讲师中讲课最多的一位。
2014年的一堂课后，肖云收到了一名小学女生的匿名短信，“老师，我已经有过性经历了。”她回拨过去，对方关机。
此后，每隔十几天，女孩都会用不同的号码给她发匿名短信，短信里满是痛苦、恐惧和挣扎。那所学校有600多名女童，最终也没追踪到是谁。
这成为肖云永远的心结——
她仿佛看见了八岁那年无助的自己。而在课上课下，这样疼痛的“映射”已不是第一次了。
肖云的志愿者同事梁超，将她的故事转发到朋友圈。就在当天，1000人的朋友圈里，有4人主动向梁超倾诉了类似经历。
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据“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
而肖云和梁超遇到的那些讲述者，还都存在于未曝光的案例中。
数字
受害儿童或超过1790名
“老师的手放我大腿上，像钻头一样往上钻。”今年4月，湖南攸县男教师猥亵多名女童案件被披露。受害女童小颜（化名）讲述经历时，止不住地浑身发抖。
小颜所在的班级有23名女童。数名当事人及家长向记者称，班内绝大多数女生都曾被时任班主任抚摸身体，部分学生甚至被带至教工宿舍被猥亵。
这并不是个例——
云南彝良县农村教师张某猥亵7名女童被刑拘；湖南永顺某乡镇学校校长猥亵6名女童被提起公诉；四川小学教师魏某多次对11名儿童实施奸淫猥亵被判死刑……
“女童保护”统计显示，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中，一人对多名未成年人施害的案件比例从2014年的15.51%攀升至2015年的28%。
根据“女童保护”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其中，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这一数据尚不包括表述为“多名儿童”等概数的情况。
而这仅是基于公开报道的数据。
事实上，社会与学界的共识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大部分性侵儿童案难以被公开。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7。
魔咒
熟人犯罪与保守“秘密”
与小颜及她的同学不同，在肖云的童年“噩梦”里，性侵者不是老师，而是邻居。
八岁那年，跟随母亲生活的肖云遭遇邻居阿姨的丈夫侵犯，整整三年，放学都不敢回家。因为觉得丢脸，当时的肖云没有告诉父母和老师。
三十多年后，类似的悲剧在吉林女童幻幻（化名）身上重演。这一次，作案者不是邻居，而是幼儿园园长的丈夫。
那是2015年6月，6岁的幻幻被同学用铅笔刺伤眼睛。园长让其丈夫、幼儿园司机张涛开车送幻幻去医院检查。在路上，张涛给幻幻播放手机里的黄色视频，又将其诱骗回家，实施强奸。
事后，张涛告诉幻幻：“这是大爷和你之间的秘密，不许告诉别人。”
教师、邻居、校工、亲属……在诸多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几乎成为令人心悸的名词。“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更是让罪恶隐形的魔咒。
“女童保护”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曝光的503起性侵儿童案中，熟人犯罪442起，占比87.87%（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熟人犯罪240起，占比70%（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
根据“女童保护”统计，在2013年的125起案件中，教师及校长作案43起，邻居及父母的朋友作案14起；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案的案件有96起，此类作案人员中40%为教师。
此外，家庭成员性侵尤为值得关注：在2015年曝光案例中，有29起恶性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因案情性质复杂、难以被揭发，多为长期施害。
农村
留守儿童的“沉默”无助
湖南攸县女童猥亵案中，班级内23名女生，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导致的沟通不畅，使这位教师的猥亵行为长达三年却没有被家长发现。
举报人小雨（化名）曾告诉记者，“老师专挑父母不在身边的同学下手。”
在不少案例中，与祖辈相依为命的留守儿童，成为性侵儿童罪犯眼里“最好欺负的对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开曝光的案例中，农村地区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沉默”——
在“女童保护”2014年统计报告中，受害的城镇未成年人高达409人，而农村未成年人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42人。同样，在2015年统计报告中，受害者为农村儿童的仅占比23%，明显少于城镇。
专家表示，这说明，相较于农村，城镇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监护，使侵害行为更容易被发现。
家庭
面对恐吓与社会偏见
在江西南昌县，留守女童小万（化名）遭遇多次性侵，却长久沉默。
直到小万的父母过年回家，发现孩子精神异常，又看到小万手机里多次出现骚扰电话，才惊觉悲剧。
沉默，是不少受害儿童甚至是家庭的常态。它首先源自于施害者的恐吓与胁迫。
据小万姑姑讲述，在初次性侵后，罪犯用手铐将小万铐起来，并迫使她写下了自愿书、家庭地址和家庭成员姓名。小万被罪犯恐吓，如果说出此事，就将其杀害，再杀掉其家人，因此始终不敢求助。
沉默也源自于大环境的偏见。
在湖南攸县猥亵案中，举报者小雨和家长一同前往受害同学小琴（化名）家中反映情况，希望能联手举报。随后，小琴母亲却勒令女儿不可声张，称小雨“思想龌龊”，不许女儿再与其交往。
小琴母亲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种社会偏见。
社会偏见造成的二次伤害，既隐形又压抑，让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诉诸法律后，却不得不“负重前行”。
“受侵害往往成为了孩子的过错。”曾接触过十余起儿童性侵案的律师李莹说，社会舆论对受害儿童的“污名化”，给孩子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精神伤害。
“为什么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因为传统舆论会谴责她们，舆论也许会把报警、起诉的人淹死。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李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