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新东街3号有点杂乱、破旧，其二楼现被临时拆迁办租用。

　　靓女身后的红色楼层就是文明路199号二楼。

　　文德路47号二楼现在是快餐店员工宿舍。

　　近70年过去了，瓦窑后街1号看起来依然很新，其二楼现在空置着。

　　时间总是无情地侵蚀被人们忽视的时代产物，所以面对当年《抗战华侨》的办刊旧址文德路47号的破败景象时，我们能有的只是无奈的唏嘘。

　　抗日战争初期，农工民主党主办的《南针》、《抗战农村》、《抗日青年》、《抗战华侨》等四种刊物。

　　广州抗战始末

　　南粤英烈浩气长存

　　日军侵粤，在民族危亡之际，南粤儿女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勇赴疆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斗争。在珠三角地区牺牲的烈士有：吴勤、张少筱、梁德等。

　　在植地庄战斗中，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牺牲了48人。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人卫国尧。这位留过洋、在国民党当过官的富家子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投身共产党。1940年秋，他回到已成为沦陷区的番禺沥滘镇，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发展抗日武装。1944年7月25日，广游二支队新编二大队250人驻扎于植地庄。当夜，日军指挥官吉田率领独立步兵第八旅500多人突然包围了广游二支队新编二大队。留下来掩护部队突围的8位战士借助土墙、门楼和地堡，巧妙地与数十倍的日军激战。激战至下午4时，日军无奈地抬着几十名伤兵和尸体撤退。不幸的是，卫国尧却在植地庄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5年3月31日，日伪军数千人进攻番禺新造，对番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番禺大队在新造八坊民兵的紧密配合下进行反击，击退了敌人。战斗中，民兵黎钖煊等英勇牺牲。其时，南粤处处可见当年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那里记载着先烈们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他们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官丽珍编写

　　　　遗址背景

　　生于国难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和广东陈济棠当局有矛盾，而广东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迫使当时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不能不讲些抗日民主，容许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定的活动自由和出版自由。于是各方面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农工民主党(当时称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为“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1937年春到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前的近两年时间里，先后出版了《南针》、《抗战农村》半月刊、《抗日青年》半月刊、《抗战华侨》旬刊四种刊物，宣传抗日。除办报宣传抗日外，他们也积极到农村宣传抗日，在敌后区组织武装力量打游击战。由此可略窥民主党派如何参与抗日宣传活动。

　　遗址现状

　　寻访之旅

　　农工民主党四个抗日刊物的办刊旧址集中在北京路、文明路和新河浦一带。这些近70年前的抗日旧址没有一处是文物保护单位，它们都悄然隐藏在老城区的大街小巷中。

　　第1站

　　惠新东街3号二楼老屋成了拆迁办

　　当年《抗战农村》所在的惠福东路惠新东街并不难找。它是北京路永汉电影院和大佛寺之间的一条小街。小街两边都是民国时期三层楼高的民居房，高高的拱门，多条电线横七竖八地牵扯着，窄窄的对街的装饰性阳台、陈旧的水泥外立面记录着近70年的岁月风霜。小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运货的小三轮，一楼的不少房子看来都做了这一带铺面的存货仓库。

　　这里的3号二楼就是当年《抗战农村》的办刊地点。沿着又窄又黑满是灰尘的楼梯上去，一梯两户，一扇门半开着。敲门进去后，三位男人正在屋中商讨事情，屋内是办公室陈设。原来屋子被租用做了小街一旁正在搞建设的光明广场临时拆迁办公室。因为是租用，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屋子的结构是否与当年一样。

　　走进去看看，里面还有三四间方正宽大的房间。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带、颇有点西式风格的楼房在当年应该算是比较高级的，用来办16开半月刊《抗战农村》工作空间也应足够。虽然当时办刊宣传抗日有一定风险，但这份刊物的资助者是当时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李洁之(他每月出资500大洋)，所以办刊应该不用搞得像地下活动。据说，这位局长因为非常尊崇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先生，所以即使在当时打击进步力量的黑暗环境中依然敢有此善举。房东是位华侨，现在的收租者就住在另一梯的五号二楼，是一位林姓老师。寻去时，门锁人不在，于是，关于这屋子的过去我们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就像这一带的老房子会不会因为大佛寺、光明广场、北京路的建设而拆掉现在也不得而知。

　　第2站

　　文明路199号二楼小洋房粉饰一新

　　从《抗战农村》的旧址出来，走过北京路永汉电影院，转到文明路，我们下一站要去的是《抗日青年》的办刊旧址——文明路199号二楼。几乎快走到文明路上尽头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的十字路口时，199号出现在我们面前，招牌上赫然写着“银记粉店”。通向二楼的新铁门紧闭着，往里瞧去，楼梯都用大理石铺过，像刚装修不久。

　　“我们的店开张一年，二楼的住户没怎么见过”，粉店的伙计说。而邻近的服装店、理发店的伙计，也不知道二楼住户的身份和模样，于是我们只能从街对面眺望二楼。这是文明路上一幢三层的老骑楼，但房子从墙到柱子到外立面都粉饰一新，丝毫没有旧模样，粉白干净的墙面，临街外立面上贴着红瓷片，屋顶还有装饰花纹，紧闭的又长又窄的窗户被刷成绿色，看上去清新淡雅。从装在外面的空调室外机看，这里是有人住的。老骑楼新得好像刚建好一样，充满了小洋房的情调，紧邻的左边骑楼刷成新绿色，右边的则是法国建筑式的黄色，不知这几座连着的骑楼，在当年刚建好时是否也像现在这样惹人注意？

　　1937年到1938年，农工民主党的进步人士在这里办《抗日青年》，鼓动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抗日，而街对面的二三楼就是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员及周恩来、邓颖超等曾在这里进出，不知道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紧邻，有没有让这些满怀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们发生过思想上的碰撞、交会？

　　第3站

　　文德路47号二楼破败得让人忧伤

　　由《抗日青年》旧址往回走一段路，从文明路与文德路交会的十字路口天桥一侧走下来，我们要找的《抗战华侨》办刊旧址——文德路47号二楼就能看到了。这只是这份抗日刊物在广州的地址，在香港它还有一个办刊地点。

　　虽然临街，但有大树浓荫遮蔽，周围的环境还算不错，可这真是一座破烂得让人不忍多看的老红砖楼。同样是三层楼高、一梯两户人家的民国老房子建筑式样，但整幢屋子简单得没有丝毫装饰，且临街的阳台都很宽大，这在广州的老房子里倒是蛮特别的。那些临街的木窗户破烂不堪，走进楼里，黑咕隆咚，木门是破的，木楼梯是断裂的，角落里还堆着些陈年杂物，墙壁上贴满各种小广告。幸好，47号二楼有人在，敲开门，阳台改成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搭着间阁楼，里面住着五位“春旺快餐”的员工，横七竖八地摆着床或日常生活用品。

　　对这里近70年前发生过的有关抗日的事情，这些住户丝毫不知。一位刘姓师傅告诉我们，整个47号二楼有70多平方米，从小房间后面黑黑的走廊进去还有三间房子，都是60多岁的林姓房东老太太住的，“有时她会在其中一间房子看电视，另外两间她始终不愿租出去”，而多半时候，老太太是住在47号对面的那套房子里。60多岁、老太太，是一位与华侨有关的人吗？她听说过这屋子与一份对华侨宣传的抗日刊物的事情吗？我们最终没能寻到这位老太太，也许我们只能从中山图书馆里还保留着的那份《抗战华侨》孤本，去遥想近70年前这幢楼里发生的故事。

　　　　第4站

　　瓦窑后街1号二楼被保护的空房子

　　《南针》办刊所在的东山区瓦窑后街1号二楼是我们最后要去寻访的地方。它位于中共三大旧址的附近，虽然与其他三处遗址一样没有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位于新河浦这片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划区内使它受惠。

　　这是一幢现在看起来依然很新的小洋房，周围都是类似的一些修整一新的三层楼高的小洋房，伸出院墙的鸡蛋花、凤凰树让这一片小区环境清新宜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东山少爷、达官贵人们出入的地方。《南针》是当时农工民主党和进步人士最早主办的抗日刊物，出资者依然是那位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李洁之，有不少进步人士给它写稿。现在这房子属于广东省委，一楼开了间律师事务所。在楼下，我们正好遇到了住在三楼的住户。“二楼一直都是空着的，没有人住，结构和三楼一样，因为要保护，连门窗都不能随意更改。”

　　暂且去看看三楼吧。沿着干净亮堂的楼梯上去，红色硬木的楼梯扶手还相当结实，当年建房子的材料应该是上乘的。三楼进去右边是一个小房间，左边是一个小厅，直对着一个阳台，放眼望去，有着在广州难得的开阔视野。当年铺设的地砖保存完好，厚实的大木门、带铁画的窗户，还有各种颜色的花玻璃，想来也是原样。阳台转左连着一个临街的长走廊，走廊尽头又连着房间。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房子依然相当舒服，通透宽敞，视野开阔，凉风阵阵。当年《南针》就在这样一个地方生存着，但办到第13期时，因公开转载《中国共产党宣言》及毛泽东重要讲话等文章，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被勒令封闭了。

　　烽火回忆

　　到农村演出宣传抗日

　　讲述人：梁栋，82岁的农工民主党党员。

　　近70年过去了，农工民主党中曾经参加当年抗日宣传、抗日活动的老人多已去世，健在且还能健康地接受采访的可谓寥若星辰，82岁的农工民主党党员梁栋是其中一位。

　　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迁到韶关，韶关成为当时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农工民主党也把广东省领导机构设在了韶关。当时我是广州抗日青年团的团员，有专人培训我们唱歌跳舞，组织学习，然后到农村为农民演出，比如演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在农村巡回演出时，没有工资，条件艰苦，但大家都是年轻人，很有热情。我当时才十几岁，除了唱歌跳舞搞文艺宣传，还教当地农民识字，写宣传标语，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农民也欢迎。我就是在当时认识了梅日新，加入了“第三党”。

　　梁栋口述陈樱整理

　　　　随想录

　　还好，找到了一点历史的影子

　　1937年到1938年，农工民主党在广州先后办了四份刊物，办刊地址都还清楚地记载在一些史料里，但在寻访这些遗址之前，我一直心存疑惑：这些地方是否还能找到？因为不管是当年参加抗战的老人或这段历史的资料搜集者都说不知道这些遗址的现状。

　　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四处办刊的旧楼都还在。虽然它们都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也没有一个现在的住户知道它们与抗日有关的历史，但还好，毕竟旧楼还在，不管是破旧还是整齐，斯物还在，我们总算抓到了一点历史的尾巴，寻到了一点历史的影子，谁知道，再过十年，这些旧楼房还会不会在？于是，立此存照，总还是有意义吧。

　　　　刊物链接

　　《南针》

　　1937年初，“第三党”广东省委负责人李伯球即约请卓炯、何思贤、罗梓元和“第三党”党员张育康、丘锷崙等筹办，1937年7月31日创刊，由李伯球任主编，经济上得到李洁之的赞助。刊物也得到中共地下党员叶兆南、杨康华的支持，参与编辑和撰稿。

　　该刊宗旨在创刊号“我们的话”中明确指出：“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为了在民族阵线尽一分责任”。《南针》设若干栏目：我们的话(由编辑部人员执笔，代表编辑部根据每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发表言论，但不署名)、每周时事、论坛(每期有三四篇专论文章针对时势提出正式主张和意见)、国际知识、国内外通讯(全国各地抗日救国的情况)、特载(专门介绍各党派、社团和著名人士对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言论等)、文艺栏、经验交流、生活讨论及其他。

　　《南针》第一卷1到8期的社址在广州市豪贤路乐群新街10号，此时为周刊；从第9期以后就迁到东山区瓦窑后街1号二楼，此时改为旬刊。《南针》前后出版13期(第13期即第二卷第1期)，时间长达半年。每期发行2000份，大部分在广州市销售，其余委托上海生活书店、新民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和全国各大书店代售。在第13期，因公开转载《中国共产党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毛泽东重要讲话等文章，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被勒令封闭。《南针》是广州继何思敬等主编的《新宇宙》及肖隽英主编的《群声报》后，又一个早期就公开宣传中共方针政策的刊物之一。

　　《抗战农村》

　　16开半月刊，创刊于1937年2月16日，是农工民主党广东省的机关刊物，主编是李伯球。这个刊物是农工民主党和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共同合作的刊物。经常为该刊写稿的有杨康华(前广东省副省长)、叶兆南(中共地下党员，前中央交通部部长)、何思贤(后参加共产党，中大教授)、卓炯(马克思主义者，后参加共产党，原广东省社科院院长)、冯和法、漆淇生等。

　　在创刊号中转载了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第三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该刊的创刊词中号召组织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更好地发行，《抗战农村》还组织了一个“抗战农村社”，通过这个组织，建立了广泛的通讯网。在粤东、潮汕、五邑、珠三角、粤北等地，都建立了通讯员站。每期都刊登来自这些地区县市反映农村抗日救亡情况的通讯报道。

　　《抗日青年》

　　16开半月刊，是农工民主党抗日青年团的机关报。主编是杨启祥(当时是农工党广州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目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份孤本。该刊的主要读者是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

　　该刊主张建立青年反日统一战线。在第二期短评中指出：“在抗战局势急激转变下，我们不但殷望着国内党派问题，早日得到整个合理的解决，实现坚强及扩大全民族反日阵线力量的精诚团结，应付当前紧急危险的时局；同时客观事实尤需要我们青年反日统一阵线组织的实现。”

　　《抗战华侨》

　　16开旬刊，发行人是彭泽民，编辑是张春波(又名张觉初，梦醒)。该刊于1937年5月1日创刊。主要读者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从该刊彭泽民《读〈霹雳埠华侨致电第五、第八路军〉感言》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该刊鲜明的抗日主张。在文章中，彭泽民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战中英勇善战，战绩辉煌，并号召华侨支持八路军抗战。

　　(以上文字根据《战斗岁月》、《凯芳居文集》及《李伯球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整理)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陈樱

　　实习生徐红刚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邹卫

　　下期预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中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广州作为第二受降区，于9月16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仪式，宣告广东人民进行的8年抗战胜利结束。10月10日，这里还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和阅兵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