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烈士和千千万万为新中国捐躯的烈士一起，可以在和平的阳光下安眠了。

　　谭国标烈士(1910-1934)，广东开平人，曾与何干之、温盛刚等创办〈世界情势〉等刊物，任广州“六总”的组织部长。1934年1月被捕，8月与温盛刚等人一同牺牲于广州黄花岗畔，时年24岁。

　　温盛刚烈士(1927-1934)，广东梅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夏，他与何干之等创办《世界情势》、《一般文化》等进步刊物，任“文总”宣传部长。1934年1月被捕，8月1日牺牲于广州黄花岗畔，时年27岁。

　　凌伯骥烈士(1915-1934)浙江会稽人，生于广州，是广州“文总”属下的社联负责人，参加“抗日剧社”，主编《新启蒙》、《星光》、《新路线》等刊物。1934年1月被捕，8月1日牺牲于广州黄花岗畔，时年未满20岁。

　　赖寅仿烈士(1911-1934)广东省清远人，与凌伯骥一起创办《新启蒙》杂志，是广州“文总”的成员。1934年1月被捕，8月1日与温盛刚等人一同牺牲与广州黄花岗畔，时年23岁。

　　郑挺秀烈士(1909-1934)，广东思平人，广州“文总”成员，《大众科学》的主编，并参加《新潮》、《新路线》、《星光》等进步刊物的编辑。1934年1月被捕，8月1日牺牲于广州黄花岗畔，时年25岁。

　　何仁棠烈士(1910-1934)广东澄迈人，是广州“文总”属下的“社联”的中坚分子。1934年1月被捕，8月1日与温盛刚等一同牺牲与广州黄花岗畔，时年24岁。

　　广州抗战始末

　　中国空军和盟军在广州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与盟军在广州地区的空中作战，鼓舞了广州军民的抗战信心。

　　据《广州市志》的记载，为反击日军的侵略，1939年3月16日，中国空军首次轰炸了被日军占据的白云机场，22日再次轰炸，毁日机十余架。5月7日，中国空军1大队轰炸广州天河机场日军军事目标。6月5日，中国空军轰炸广州西村等日军阵地。9月29日，中国空军轰炸广州白云机场，毁日军仓库十余座及日机10架。1941年2月20日，中国空军轰炸广州天河机场，毁日机5架。

　　盟军的空中作战得到了中共游击队的支援，提供了有关日军在广州防卫力量的军事情报，使盟军的攻击目标更加准确。1943年5月8日，盟军飞机7架轰炸广州日伪据点。9月9日，盟军在广州与日军展开空战，日航空兵团长中苇被击毙。12月间，盟军飞机于16日、23日、24日3次袭击广州日伪据点。1944年7月5日，盟军飞机20余架轰炸广州黄埔飞机场等目标区。12月27日上午，盟军飞机16架再袭广州，在白云、天河和黄埔机场空战中，击毁日军战斗机9架，伤7架，毁地面日机1架。

　　1945年4月2日，盟军飞机数架轰炸广州日军机场及其他军事设施。4月12日，盟军飞机袭击广州，在广州的河南军事目标区投弹，日伪损失甚重。5月15日，盟军飞机一批轰炸广州东山日伪目标。6、7月间，盟军飞机更是频频袭击广州日伪目标，侵粤日军及伪军已处于日夜不安之中，敲响了侵略者的丧钟。

　　官丽珍编写

　　遗址背景

　　六烈士为传播马列主义而捐躯

　　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左翼文化组织，成立于1933年4月。谭国标、温盛刚、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是其中的领导者和骨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难当头，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大城市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广州地方组织屡遭破坏。在此严峻的形式下，他们毅然奋起，团结进步群众，组织团体、办刊物等，用多种形式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救国主张，为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而英勇战斗。1934年1月，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经受了种种残酷折磨，视死如归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同年8月1日在黄花岗畔被集体杀害。临行时，他们呼喊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为人民的利益而壮烈牺牲。六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播下了宝贵的革命种子，许多青年踏着他们的血迹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骸从各地迁回合葬于银河革命公墓。

　　寻访之旅

　　烈士长已矣后人犹可追

　　《广州市志》：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六烈士墓位于天河区银河革命公墓烈士山。墓地面积约50平方米，坐南向北，水泥灰沙结构，方尖碑，高2.5米，正面刻“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牺牲六烈士墓”字样；其下另有6块小石碑，分两行排列，刻着6位烈士的名字。

　　第一站银河革命公墓

　　银河革命公墓很好找，坐公车直接坐到武警医院站下，往前再走几步便是了。银河公墓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听说我是记者，要写一篇文总六烈士的采访报道，主任亲自出马，带我到六烈士墓前，拜读一下这些革命烈士们的丰功伟绩。

　　与喧嚣纷杂的外面相比，革命公墓里面俨然是另一个世界，人迹罕至、空气清新、草木怡人，先人们在这里得以长眠，享受着生时不可能拥有的静谧与安宁。殡主任介绍，银河革命公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烈士的墓地，另一部分是国家老干部、老红军的墓地，并用手给我示意了两部分公墓的所在。记不清上了多少层台阶，反正腿脚已经开始酸痛，终于，前进的步伐停了下来。我们来到了文总六烈士墓前。

　　墓碑很简单，上面刻着6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被杀害的大概情况。“平时这里很冷清，只是偶尔不定期地有一些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来这里参拜一下；清明节或者抗战纪念日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烈士的家属们陆陆续续来祭拜，并跟下一代介绍先人的英雄事迹。”殡主任说。

　　之外我又跟着他走了一趟资料室，参阅了一下有关文总被害事件的始末和六烈士的一些简单介绍。六个人牺牲时都很年轻，最大的温盛刚27岁，而最小的凌伯骥才19岁，他们中有的是教师，更多的是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是一群具有救国救民抱负的热血青年。看着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我的思绪也跟着他们飘到了过去。

　　第二站农讲所

　　虽然去了公墓一趟，但是除了对墓本身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外，我对这段广东革命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仍然知之甚少。无奈之下，只得开始第二次的寻访之旅。这次我的目标定在农讲所。

　　农讲所的所长卜穗文告诉我，农讲所的资料室里有一些关于文总的资料，可以让我借阅，于是便兴致勃勃地赶了过来。资料是看到了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收获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遇到了一位烈士的后代郑本先生。今年54岁的郑本是六烈士中郑挺秀的侄子，虽然在郑本出生时，郑挺秀已经牺牲17年了，但从父辈们的口中，郑本也多多少少对伯父和这次的集体杀害事件有所了解。

　　“郑挺秀是我六伯，他虽然很早就离开我们了，但对我们全家的影响非常大。在他这种无限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下，我们全家共有8个人先后参加了抗日革命工作，不信邪、不怕牺牲，坚持进行革命斗争。”郑本回忆起脑海深藏着的父亲以前对他说的关于郑挺秀的点点滴滴。

　　“我六伯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所以从小成绩都非常出类拔萃。1927年，他考上了中山大学，当时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全城仍笼罩着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杀害，对他认识国民党反动本质起了一定的作用。严酷的现实让我六伯认识到，中国惟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在何干之、温盛刚、谭国标等人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广州文总属下的‘社联’，成为广州文总的一位中坚分子，积极参加‘社联’里的各种活动。”

　　“六伯对家人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对于我父亲、姑妈的学习、工作，六伯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而且还介绍他们看一些进步书籍，如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的作品。在六伯的影响和催化下，我父亲、几个伯父还有姑妈以及后来的我们这一代很多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两三年我们家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县委的一些传单及交通任务通过这里传达出去。路过的伤员、党员干部也常在我们家落脚。六伯的牺牲，激发我们全家走向革命，他的精神始终活在我们心中。”

　　第三站华南师范大学

　　寻访之旅的第三站在华南师范大学。选择在华南师范大学，你可能有些费解。其实，这次专题的最后一次寻访之旅是为了找寻当时参加过文总仍然健在的人群。其实，掰掰指头算一下就知道，广州文总1933年成立，曾经参加过这个组织依旧健在的至少都要86岁以上了。所幸遇到郑本先生，为我指点了迷津。华南师范大学的前几任校领导之一伍乃茵就是其中一位。

　　我并没有找到伍乃茵本人，据说她最近身体不太好。但是找到了她对这段往事的一些回忆记录。据她以前的回忆录来看，伍乃茵当时主要在文总下面的“社联”进行革命活动，她们办刊物，由于经常被特务发现而更改刊物的名字。逢纪念日、节日，还印发许多传单，在街上张贴，到电影院散发，贴标语、出墙报。一次，她们将墙报贴到中学里，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校当局非常惶恐。墙报贴出两天，便被人扯了下来。

　　1934年，伍乃茵等许多成员和六烈士一样，都被特务抓去。谭国标、温盛刚、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这六个主要成员被敌人处死，其余的基本上被判一两年。大部分人由家里保释，半年就出来了。伍乃茵也是如此，出狱后她与和上海的谭秀峰、黄韦文联系，决定去上海读书。

　　　　口述历史

　　机智斗争英勇就义

　　讲述人：温盛湘，六烈士中温盛刚的弟弟

　　今年86岁的老革命温盛湘是六烈士温盛刚的弟弟，他见证了文总的建立、遭破坏、哥哥被杀等一系列历史事件。

　　“我哥哥温盛刚1907年生，牺牲时也就27岁。五四运动时，我哥哥在广州读书，新思潮正澎湃于青年中。他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编的《新青年》、《响导》等影响，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我哥哥和何干之、谭国标、郑挺秀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然后在观音山召开成立大会。随着广州文总的发展扩大，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终于发生了1934年的大逮捕和血腥镇压。”

　　“我清楚地记得，1934年1月28日下半夜，一阵急速上楼的脚步声和紧接着的嘭嘭扣门声，凶恶的吆喝声，把在前厅睡着的我惊醒，我哥哥睡尾房，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有过在东京被搜捕的经验，马上吩咐嫂嫂把一些油印品撕碎塞进马桶里，撤下靠近窗前的花盆，从容地开了门。特务们冲进来，翻箱倒柜，在书橱、写字台、书架上乱翻乱抄。接着，我哥哥被扣上手铐带走了，他临行时还很镇静地安慰妈妈和我们。”

　　“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温盛湘想到哥哥的被杀惨事，不禁老泪纵横，“敌人在狱中严刑拷打，企图想从他们嘴里得到些什么，可是无济于事。最后他们转而卑鄙地敲诈勒索要钱赎人。1934年8月1日，正当我为哥哥四处奔走，设法筹款救人时，噩耗传来了。哥哥等六位同志已经被杀害了。第二年，我跟着哥哥的步伐，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随后找到了党，加入了党的战斗行列。”

　　历史重现

　　前奏

　　三十年代开始，九·一八事变前，广州文化界早已形成对垒姿态：代表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御用文人厉厂樵，主编民国日报副刊“黄花”，死气沉沉，内容空虚；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呼声，倾向进步的刊物，正如雨后春笋，日益增多，朝气蓬勃。其中以“世界情势”、“广州文艺”、“万人周刊”三个刊物最广为人知。另外以欧阳予倩为首的广东戏剧研究所，在改革旧戏、进行新兴话剧运动、培育人材等方面，起了显著作用。

　　　　诞生

　　1932年，“世界情势”、“广州文艺”、“万人周刊”三个刊物同时被查禁，“世界情势”社的谭秀峰、温盛刚，分别拜访了“广州文艺”和“万人周刊”里的负责人员，最后大家取得一致同意：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以便加强力量，继续共同战斗！组织产生没多久，便受到进步人士的青睐，成员越来越多。几个月后，这个组织正式命名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接受了中共中央和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化总同盟”的双重领导，同时成立了属下三个联(社联、左联、剧联)。他们的活动方式很多，通过讲课向学生进行思想启蒙、通过出版刊物进行革命宣传、通过社会调查揭露阴暗面、街头行动、公演进步剧目等。虽然没有章程和宣言，但从成立大会上各执委的发言以及后来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广州文总是以学习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文艺思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动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接红军的到来为其宗旨的，因此是革命的群众团体。

　　破坏

　　1934年1月28日，中大抗日剧社在中大附小平山堂公演抗日剧目，纪念“一·二八”事件两周年，休息时“社联”成员进行革命宣传，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于是以陈济棠为首的反动当局就把“文总”的活动看作是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而加以镇压，当晚就派出大批特务和军警进行大逮捕，几天内共逮捕了“文总”的成员和革命群众60多人。

　　他们落入敌人魔掌后，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除个别人如冯玉书、陈步文等叛变外，其他人尤其是6个骨干成员谭国标、温盛刚、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始终坚贞不屈。经过半年的折磨，于1934年8月1日惨遭杀害。临行前他们大义凛然，一齐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冯玉书、陈步文叛变后本以为可以偷生，但亦被陈济棠下令同时枪决。至此，广州文总就宣告结束。

　　意义

　　广州文总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对团结教育青年，唤起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为1936年广州市重建党的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文总”的成员和读书会的成员，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资料链接

　　文总六烈士牺牲后，他们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志士。后人们为了悼念他们，做了不少关于他们的诗。

　　祭广州文总六烈士(张德昌)

　　东北烽烟起，刑场落墓鸦。

　　岭南多英烈，振臂救中华。

　　宣传竟获罪，碧血染黄花。

　　悠悠五十载，一念一长嗟。

　　今日祭君还把酒，国强民富风嘉。

　　(原载1984年10月《广州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期)

　　悼念文总六烈士(梁文干)

　　南国多英杰，舍身报国忧。

　　砍头真理在，自我复何求！

　　把笔砭时政，热血写春秋。

　　人间春色满，英灵浩气留。

　　(原载1984年10月《广州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期)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方蓓蓓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黄皓

　　(资料图片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