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受降主官前往纪念堂主持受降仪式。

　　中方引导官询问田中久一的身份。

　　田中久一在投降书上签字。

　　历经沧桑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如今已成为广州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

　　广东日军签降地点：广州中山纪念堂，这是当时的照片。

　　张发奎的《广东受降纪述》中详细记述了广东受降的历史经过。

　　广州抗战始末
　　第二十七篇
　　侵粤日军签字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日本驻粤“总领事”下旗。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8月18日，蒋介石派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海南、粤西、广州地区受降主官。张发奎受命后，于8月下旬开始由广西向广州进军。9月6日由张发奎率领之前进指挥所驻广州，开始筹划受降诸事。第二方面军广州前进指挥所命令广州市日军集中河南区解除武装。
　　9月7日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新一军进入广州，正式接防。日本宣布投降时在广东的日军兵力100600余人，于移防集中后，开始解除武装，视为战俘。
　　1945年9月16日上午10时，广东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投降代表是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参谋长富田少将，海南岛日军指挥官代表肥厚。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受降。对日军投降代表田中久一及海南岛日军代表肥厚等人宣布受降第一号命令，取消日军第23军番号，随即开始进行日军集中缴械，战俘处理，接收及肃奸诸工作。日军代表向中国受降官鞠躬致敬后，由田中久一签署投降书。田中久一的降书内，载有“如不执行命令或违犯命令，愿受惩罚”等语句。整个受降典礼虽然只有短短的40分钟，却书写了广州历史上极其光荣的一页！
　　官丽珍编写
　　纪念堂感怀
　　历史风云在这里凝固　　
　　中山纪念堂以及它所在的这片土地，是广州城市近代历史，并且是中国历史风雨走过重要关头的见证。历史上，中山纪念堂的价值不仅在于这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建筑所具有的城市影响力，更因为这里经历的历史事件书写着中国近代史的坎坷、屈辱和荣光！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广州历史都不能忘记这座建筑所经历的辉煌一刻。
　　站在中山纪念堂开阔的广场上，我试图找到一条时光隧道，让60年前的9月16日，在这里举行的抗战胜利受降典礼重新放映。尽管当时受降会场上飘扬的中国国旗、自由女神像已不复存在，但历料中详细记载的受降情景却能拉近今天与历史的距离，让人清晰感悟广东人民8年抗战胜利的豪迈和激动。
　　找到当时受降典礼受降席和投降席所在的大概位置，我猜想侵粤日军投降官田中久一当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是否想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结局是被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意志战胜？他是否对其入侵广东8年所犯罪行悔过？是否想到自己将以战犯罪名接受死刑的宣判？但历史见证的是，他那签订投降书时颤抖的手透露了一个战败国家的恐惧！
　　遥想中山纪念堂经历的历史风云，我感慨自己所站在的这片土地的悲与欢。清代，纪念堂原址是一座衙门。辛亥革命后，为督军衙门。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定此为总统府。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炸毁了总统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人们在此建中山纪念堂以示纪念，由宋庆龄手书“中山纪念堂”匾额。1936年，广州市各界人士在此举行禁烟大游行。
　　日本侵华期间，这座神圣的建筑却遭遇凌辱，伪广东治安维持会成立时的游行、汪精卫到广州检阅童子军、日军阅兵、日伪中日文化协会广东省分会举行的介绍日本武道大会让中山纪念堂见证了广州沦陷后的屈辱。但历史也在这个神奇的建筑上制造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座广州的标志建筑曾经是日军大规模空袭广州时的重要目标之一，但3枚炸弹只仅仅让纪念堂一角受损。1945年，侵粤日军投降官又在这座摧不毁的建筑里老老实实地签署了投降书，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
　　今天，中山纪念堂已是74岁，但它身上铭刻的广州这座英雄城市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沧桑和胜利永远不会褪去！
　　原景再现
　　见证历史
　　侵粤日军投降经过
　　关于侵粤日军投降的经过，历史上保存的史料甚为详细，如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处理日本投降文件纂编》、《广东受降纪述》等详尽记述了日军签字投降的经过，并保存受降典礼图片近50张，为广东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时刻留下珍贵的记录。史学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段历史研究立著。记者通过查阅史料，访问抗战史研究专家，对侵粤日军在中山纪念堂投降前后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张发奎受命赴穗主持受降
　　据史料记载，1945年8月18日，中国把除东三省外的中国战区划分为15个受降区，广州列为第二受降区。当天，蒋介石派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为海南、粤西、广州地区受降主官，指挥第46军、第64军，接收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并指挥新一军、第13军负责接收广州、香港地区。行政方面，罗卓英接替李汉魂出任广东省主席，陈策任广州市长。
　　为便于同日军接洽及指挥入穗先头部队，张发奎派中将高参主任张励为广州前进指挥所主任，于9月6日率135人，由南京乘美军运输机飞广州与日军代表熊川中佐协定受降事宜。
　　此时在广东(包括海南岛)的日军总兵力约137300人，除海南警备队外，其余兵力均属于南支派遣军第23军系统，司令官为田中久一中将。当时在广州市区的日军有第23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和独立第8、第13步兵旅团、第23混成旅团。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在广东的所有部队呈集结状态，准备投降缴械。　
　　由孙立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之新一军派出先头部队于9月7日由沙面进入广州，另由粤汉铁路南下之第13军89师也于9月9日到达广州。张励令孙立人统一指挥所有广州部队，对日军进行监视。又令广州日军先行集中于河南之南石头及芳村花地一带，候令缴械进集中营。至9月11日，日军在上述各地集结完毕，广州市内日军绝迹。
　　9月15日，张发奎和参谋长甘丽初、作战处长李汉冲、美军联络官博文乘机赴广州主持受降。抵达白云机场后，广州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进军仪式，队伍从机场经搭有凯旋门的中华北路(现解放路)、一德路、长堤、靖海路、泰康路，一直延伸到中山纪念堂前，沿途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迎。
　　
　　8年屈辱40分钟被雪耻
　　9月16日，广东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是日，纪念堂布置一新，正门高挂“驱逐敌虏，重整山河”的对联和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广场上飘扬着中美英苏国旗，还安放了一尊自由女神像，一条300多米长的红地毯从外门亭直铺到礼堂。刚刚从缅甸归来的新一军新三十八师担任受降典礼会场的警戒任务。
　　9时30分，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上将偕同参谋长甘丽初中将、广州市市长陈策、美军联络官博文等步入会场。9时55分，日军投降代表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参谋长富田、海南岛日军指挥官肥厚大佐抵达。
　　受降时，张发奎端坐礼台正中，参谋长甘丽初和美方博文将军分坐两侧，其余高级首长，则依次坐于两旁席次。司令官询问田中等身份后，命令作战处处长李汉中宣读“国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规定：日军受令后，应即就现集中地，依我方指定之仓库，按先重武器后轻武器之顺序，自行卸下一切装备，纳入仓库，随即将武器、弹药、车辆、航空器材、海军舰艇，以及人员、马匹和其他军需物品、现存财务等，分别造具结册各五份，呈送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按册清点；又规定日军卸下武器后，依原部队建制，徒手进入指定之集中营，以战俘身份听候处理；田中久一及各部队长即解除指挥权，田中久一改为日俘管兵善后联络部部长等。此间，日代表向受降官鞠躬致礼，立正候命。随后，田中久一签署投降书，退出礼堂。《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一书对此情形记述：“田中久一首先步入礼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的立在我的面前，很沮丧阴沉的聆听我下达的命令，继而战栗的签署了降书。”
　　整个受降仪式历时40分钟，但却宣告了广东人民8年坚苦抗战的胜利。10月10日上午8时至10时，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并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　
　　
　　六名侵粤日军将官在广州枪决
　　1945年9月23日，广州日军开始解除武装，29日进入南石头、石涌口、白先壳集中营，第二方面军全面接收广州。《广东受降纪述》对此记载，第二方面军共接收日军缴出的各种枪支57200支，接收敌伪舰船40余艘；船舶434艘，各种车辆2000辆，工厂84处、仓库11处。此外还包括各种铁路、机车等各种器材、物资等一大批。
　　对于战犯之审判和日俘处理，国民政府于1945年11月6日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广州行营成立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直到1947年12月31日结束。作恶华南的日军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宪兵队长重藤宪文，第130师团长近藤新八、第104师团长末藤知文、独立第23旅团长下河边宪、92步兵旅团长平野仪一等将官被判处死刑，先后在广州被枪决。
　　口述史
　　中共地下党也在现场
　　寻访当年见证侵粤日军在中山纪念堂投降的老人已不是那么容易。记者多方调查，始终未有线索，最后在《安徽日报》上看到一篇“侵略者的末日——目睹日本侵略军广州区投降仪式”的文章，找到了见证那一历史时刻的龚亦之老人。
　　老人家回忆：1944年下半年桂柳战役后，我和三位女地下党员一起被安置到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室从事电报翻译。那时，华南地区所接收到的关于日本投降的一系列电讯大部分经由我们译出并传送出去。我清楚地记得，8月15日，译电室首先译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侵华日军首脑宣布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消息。随后几天，我们又译出这样一些电文：8月16日：上级命令张发奎将军所率领部队停止战斗，原地待命；8月21日，指派张发奎将军为广州受降主官；8月下旬，命令张发奎将军到湘西芷江参加研究受降事宜的协商会议……
　　9月16日，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和安排，在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我有幸参加了中山纪念堂受降仪式。当天会场的正前方摆放着两张长桌，上方为受降席，下方为投降席。日军降官田中久一等人乘坐一辆插着白旗的军车到达中山纪念堂，他们低着脑袋进入受降会场。田中久一等人在投降席前止步，双脚并拢，向坐在受降席上的张发奎将军和美军联络官博文等鞠躬致敬，然后又挺直身躯，专注地聆听张发奎将军向他们宣布命令。随即，田中久一颤栗地在投降书上签字，并将他随身携带的佩剑、手枪、望远镜、军马鞭等武器一一摆放在受降席上。最后灰溜溜地离去。当时，在中山纪念堂外以及日军降将驱车经过的街道两旁，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在欢呼中国抗战的胜利。
　　受降轶事
　　
　　杨绍元先期进广州升起国旗
　　1945年，盟军的节节胜利让国民党政府计划接收沦陷区。在广州，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尚未正式签字时，广州军事特派员公署警备总队长杨绍元已带队先期潜入广州。8月15日，他接受孙立人命令，把法国俱乐部和日本人经营的“东天红”宾馆(现在的胜利宾馆)接收过来作为该公署办公与接待之用，并将日本商人全部驱逐，只准带随身行李，将其财产收归国有。国民党中央属下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江冷也于8月16日率小部武装人员，在天字码头登陆，列队沿永汉路(现北京路)直入市区。一路上，日伪军警都不敢阻拦。
　　杨绍元向驻穗的日军司令田中久一发出三道命令：(1)日方派3架飞机，挂上投降标志，飞往重庆请示投降事宜；(2)命令德、意、日和法国维琪政府驻广州市的领事馆和办事机构立即降下本国的旗帜，否则中方严予惩办；(3)命令日本军人每天出动扫街，及清除战争留下的瓦砾。日方接受了这三道命令。与此同时，杨绍元在沙面升起了自1859年沦为外国租界以来的第一面中国国旗。
　　
　　朱德曾要求侵粤日军向曾生投降
　　对于广东地区的受降权，中国共产党曾争取过。据史料记载，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朱德总司令向各个解放区下达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的命令。广东解放区军民迅速执行这一命令，各纵队广泛地开展歼敌活动，解放了一大片敌占区。次日，东江纵队特别发布紧急命令，令所部立即进行接洽受降事宜。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在敦促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中提出：“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的广州代表至东莞地区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同日，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命令日本南支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派代表到惠东宝地区接洽受降事宜。
　　记者手记
　　广州的标志性建筑
　　即使没有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意义，中山纪念堂本身也是一座伟大的建筑。在中国过去的大型建筑均为宫殿和庙宇的时代，这座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大型纪念堂，并且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大型建筑本身就值得历史记忆。
　　自1931年落成至今，中山纪念堂一直占据着广州标志性建筑的核心位置，并承担着广州市大型集会和演出的重任，像1945年中国接受日军投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几乎别无选择地在这里举行。
　　直到现在，中山纪念堂还是广州最漂亮、最有气势和最有风格特征的建筑。老广州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广州市很少能看到演出，每年春、秋两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中山纪念堂会有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那时能弄到两张演出门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时也是广州住房最紧张的时期，许多大龄青年因没有住房而无法结婚，所以一到夜晚，沿纪念堂围墙边就站满了一对对青年情侣，成为广州夜晚的一大景观。一直以来，广州的不少大型活动依然与这座辉煌的建筑分不开，每年各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省市的重要集会和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如教育基金百万行、广州国际集体婚礼、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等……
　　中山纪念堂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是现在任何一座大型建筑都超越不了的。正是因为它的标志性，过去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今天的大型社会活动总是与之有关，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建筑存在，广州的近代革命史在今天更能以实物展现。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马羽飞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邹卫　感谢广东省档案馆提供有关资料和图片
　　下期预告
　　《广州抗战史迹展》于8月9日在广州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将于9月25日结束。展览通过对广州抗战留下的一个个旧址和遗迹的介绍立体展现了广州抗战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