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同意，学位房家长也不会同意”
在受访者中，大多数人短期内不看好租购同权的原因在于，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紧张的局面，在短期内无法得到缓解。
为了增扩学位，天河区想了很多办法。“每天想的就是学位，按理说，我们这个科室不用管基建，但比管基建的人还急，总盯着学校建好没有，什么时候能交付。” 汪明徽说，未来五年，天河区可交付使用的学校有二三十所，每年都会新增两三所。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天河区正在把高中逐步往郊区搬迁，原来的校区腾出来后，全部办义务教育，“天河要将5所高中迁往北部地区，能空出300个班的学位。”
在2016年发布的《广州市中小学校基础教育设施三年提升计划（2016-2018年）》中，广州提出目标，到2018年广州市政府主导建设88所公办学校，新增约10万个学位。
“我到中山市去考察，发现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基本都落实了，而且大部分进了公立学校；但在广州市，外来人口子女读公立学校的比例就要小得多。”蔡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山、江门这样的小城市，公办学校学位出现了剩余，即使不提租购同权，但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即使提出租购同权，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
“根本办法是要把供给量提升上去，但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在欠账这么大的情况下，用公办学校来满足太难了。”蔡禾建议，教育资源的供给未必全由政府“包揽”，应当推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方式的多元化，政府可以购买教师岗位，教师享受财政工资、挂靠在公办学校，但是到民办学校去教书，这样投入的钱不多，但民办学校教学质量却上来了。
问题的根源还跟义务教育的财政制度有关系。就业地城市的教育经费无法覆盖农民工子女，而农民工子女户籍所在地的转移支付也没有跟随其到就业地城市，就造成教育投入与实际支出的错位。
“地方财政还会有另一种考虑，担心出现洼地效应。”蔡禾说，某个区义务教育解决得好，就会带来越来越多入学儿童。外来务工人员现在只带了一个孩子，未来可能把家里三个孩子全带来。”
在财政成本分担机制上，广州市实行市区分担，市财政对区财政进行奖补，“如果区里完成目标好，市财政的补贴就多。如果达不到50%的基准线，市财政一分钱不给，全部由区财政负担。”
“天河区不缺钱，缺地。”汪明徽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今年天河区专门为积分入学作了2100万元预算，按照可能报名的极大数来算，但实际只用了300多万元，“公立学校不用新增投入，新增的投入只是用来购买民办学位。”
购买民办学位解决积分入学，这也是天河区的一个特点。“全部都用公办学校来解决不现实，只能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位的办法。”汪明徽说，今年天河区累计向民办中小学购买了539个学位，小学生每年补贴5000元学费，补贴6年，家长能节省3万元开支，初中生则每年补贴6000元学费。
在汪明徽看来，目前资源紧张的矛盾还很突出，积分入学采取类似高考的排名方式，只能是现阶段的一个无奈选择，但未来会逐步扩大覆盖面，“目前只能解决50%的外来人口入学需求，但广州市的规划是在2020年左右达到60%~70%的水平。”
比普通学位更紧张的，是名校学位。事实上，租购同权引发的最大想象在于，租房也能上名校，但多数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使有了操作细则，名校学位仍然会一位难求。
“广州市按照国家要求，取消省级重点、市级重点学校的挂牌已经有很多年了，但在家长心目中，这个观念还在。”汪明徽坦言，就像一些品牌的饥饿营销效应，很多家长认为，某个学校过去是省一级重点学校，而且很难进，再加上学校管理规范一点，就肯定是好学校，“现在从来不公布期末考试数据，你怎么知道哪个学校好呢？”
不过，名校学位在家长心目中，仍然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学区房的价格上。
“越秀区，以广州市教学资源最强的越秀区东山口板块为例，平均每个学位房会有26个左右的有效买家来竞买。”广州链家研究院院长周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汇聚了署前路小学、培正小学、农林下路小学、培正中学、市七中等多所以前的省一级学校。东山口地铁站上盖的东山锦轩，楼龄有16年，二手住宅成交价是7.3万元/平方米，买一套住房连税费的总价至少要700万元，可以入读署前路小学。而附近龟岗板块的启明一马路的楼梯房，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楼龄超过60年，今年的成交价也在7.05万元/平方米，总价达540万以上。这还不是总价最高的板块，在天河区的珠江新城板块，能入读名校的单元房，基本要1000万~1100万元/套。
在周峰看来，不少媒体将租购同权误读成“租客子女可以和持有房产者的子女获得同等机会入读省级小学”。实际上，这里所谓同权的“权”，应该是能获得分配入读小学的权利，但不是和拥有房产的本地户籍客户同等的优先权。
“你每年花几万房租，孩子就能和别人花几百万买学位房的上同一所学校，那别人会怎么想？”一位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使教育局同意，学位房家长也不会同意。
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认为，“在学区房热高烧不退的现实中，租购同权只是幻影，或者说只是房屋租赁市场的一个炒作点。”
另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在于，目前的学位安排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规则，即使租购同权，要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大。
以广州市的老城区越秀区为例，一所前省级小学每年提供的学位大概在200~250个之间，一般都是优先把指标给招生地段内的“有房有户者”，在遇到招生名额大于当年适龄“地段生”数量时，入读名额会出现空缺，才由其他“不完全房产户”“随祖辈”“随非直系亲属”“租户”“集体户”“拆迁户”等依次轮候补充。
广州市民陆阳的儿子去年刚读一年级，就读越秀区华侨外国语学校，这是一所创办于1955年的市级重点学校。为了确保孩子上学，陆阳从几年前就开始物色学区房，最终选定了华侨外国语学校周边的淘金华庭小区。
“当时的招生政策写得很清楚，首先确保父母占有完全产权的子女，其次是随祖辈入学的子女，而且要求父母名下不能在别的区有房产。”陆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至于积分入学就读这个学校，听说过有这个政策，但从来没有见到过。
“名校的学位，一般排到第三顺位，也就是随祖辈入学，就已经占满了，基本不可能排到租户上。”周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使有了租购同权，依然要顺位往下排，“名校学位太少，只能优先满足有房的，还是买房的客户才能保证子女百分之百进去。”
周峰预测，此后将要出台的细则，应该不会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而会实行“一区一策”，估计仍会先在郊区，特别是教育资源差距不太悬殊的板块内试验，待积累了足够的成功经验，才会逐步向市中心区过渡，“很难在越秀区实行，如果不能供应这么多学位，就很难做大的改革。”
引发的蝴蝶效应难以预估
与租房的父母一样，陆阳这样的有房有户家庭，也在关注租购同权政策，不过关注点显然不同。
“政策出来后，同事们都在议论，会有什么利好。”陆阳坦言，作为广州的事业单位员工，身边同事基本都属于有广州户口、有学位房的群体，“房租肯定要涨，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学位房拿来出租并且顺利上学，意味着房子的学位一般会占用5年。这期间房子如果打算出售，由于学位已经被占用，房产价值可能会打折扣，这部分隐性损失肯定要转嫁到租房者身上。”
类似的担忧已经出现。近期，广州本地媒体报道，“越秀区某地产中介曾遇到一份很苛刻的合同，租期6年，每年涨租5%~10%，而且这套房子的押金高达12万元。”原因在于，租客是一位家长，想租房挂靠户口，让孩子获得上学资格，而高额押金是房东收取的“户口挂靠费”和“学位占用费”。
不过，周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经过他本人询问链家门店经理和其他中介，并与记者本人核对之后，确认这个事情并不真实。
在他看来，由于政策细则还没出台，而且已经过了2017年的招生时段，政策在短期内传递到租房市场的效果并不明显。
从链家的数据看，政策发布后，7月18~25日（8天）经广州链家新增可出租房源量比2017年7月10~17日（8天）微增0.6%，日均新增出租房源量624套。不过，后八天广州链家接待租客咨询比前八天增加3.9%，单日约514个租客与经纪人员沟通咨询。
在周峰看来，租客对该政策的关注度远高于业主，故而在短短数天内（特别是周末）加大了向中介咨询的频率。业主并没有因为政策初稿出台便积极将物业放租，暂时也没有对自己出租的物业提高租金。
不过，他坦言，这也只是短期状况，因为现在并非租赁旺季，“要看租金是否明显升高，要等到明年2~3月，有回流务工的群体，而且细则已经出台，并且临近招生报名的时候，要等半年时间。”
而在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院长王红看来，租购同权是否会引发新的跨区租房现象，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比如父母在白云区买了房，如果租购同权，可能会为了孩子上学，到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越秀区租房，甚至采取双保险的方案，这边买了房子，再去别的地方租房抢占学位资源。”
“你想象不到将来为了获取更多的政策红利，可能会引发什么行为。”王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担心，在教育资源矛盾依然突出的时候实施租购同权，可能会给租赁市场和教育两方面都带来新的问题，“虽然政府希望租金不上涨，但是市场能控制得了吗？租赁市场热起来了，又会导致无房者不仅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了。而对教育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理论上同权，机会上均等，但如果没有这么多学位，最终的压力会落到学校和校长的身上。没有这么多学位，校长怎么办呢？”
“租购同权出来后，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为教育担忧。”王红坦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平衡租赁市场和商品房销售市场，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经济政策，一旦和教育挂钩，就会把事情弄得非常复杂，“现在最怕的就是跟教育挂钩，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奇葩的效果。”
她认为，当年的大学扩招政策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高校扩招，更多是从拉动内需角度出台的经济政策，但由于急剧扩张，给教育带来的冲击，给社会心理带来的震荡，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慢慢消解，她对租购同权政策也有类似担忧。
“广州能有这样的魄力想要先行先试，是值得去期待的事情，租购同权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应该这么做。但是不是现在马上这么做，需要有周详的论证。”王红认为，如果不能有充足的资源配套和完善的解决方案，会给教育带来非常大的困扰，“不要又给老百姓开了空头支票，最后大家空欢喜一场。”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霞、陆阳为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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