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麦高登出版了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我们以我们的见闻概要，以及麦高登对其研究对象的阐释作为“广州：低端全球化城市”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麦高登（图 / CUHK）
The World in Guangzhou （图 / Amazon）盗版、山寨：低端全球化的畅销品
很多非洲倒爷靠着假的 Nike 和 Adidas 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十多年过去，这些顶着知名 logo 的盗版（copy）仍是非洲市场上最畅销的产品。为了逃避海关抽查，商人们自有策略，比如，一些人会将商标和产品分开，前者空运，后者海运，等回到本国再进行“拼装”。但这么做的成本还是太高，更直接的潜规则是贿赂海关。
随着国内对盗版的打击力度越来越高，更安全的是山寨品（knock-offs），它们抄袭了一些知名商品的设计，稍做更改，换上不同的商标，Qlay、Nobla、Applies，或者干脆没有商标。“没有人会没收山寨品，除非某个山寨品的制造商被它抄袭的品牌起诉。”
麦高登曾跟着一些商人回到非洲，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都都有出售正品 iPhone 和 Samsung 的商店，“这些店铺的样子、产品陈列看起来和纽约、巴黎、首尔并无不同，当然，同样的还有价格，大部分人负担不起”。这些正品商店的不远处常常就有售卖山寨品的地方。
山寨品合理吗？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主流话语中，人们批评“中国制造”里设计的匮乏，“借鉴”的低成本，真正的设计者“打假”的困难等等。倒爷们从不纠结这些问题。
麦高登喜欢制造一些“偶遇”，让原本像是生活在不同“时空”各说各话的人们撞到一起。一次，他带着一位索马里物流商人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他们面对的是 20 位美国的商学教授。索马里人讲述他如何把山寨手机运回非洲，美国教授们的质疑包括：“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吗？每年跨国公司要花多少钱来打击盗版！”
“但发达国家的设计并不关心非洲市场，或者说，很少有设计关心穷人们的需求”，麦高登称这是一种“来自美国白人的道德优越感”，“一个盗版的 Louis Vuitton 或许并不那么光彩，但我看不出一个山寨手机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这些山寨品‘修补’了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世界。”
穿星条旗衬衫，吃中式早餐的非洲人（摄 / 李东）会后，索马里人有些困惑，他的公司从属于一间美国的物流公司，他的一位美国同事严重酗酒，另一位有情妇。他问麦高登：“我有信仰，不会酗酒，也忠于我的婚姻，那么谁才是不道德的那个？他们，还是运山寨品的我？”
我在小北遇到了 29 岁的肯尼亚人 Abdinasir，他说“道德”是个“语言游戏”（language tricks），这套游戏规则还包括税收、房租、知识产权……“接受它们，我也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Abdinasir 的一个哥哥已经在美国定居，是个出租车司机。
一个曾在加拿大居住过的东非人告诉麦高登，在加拿大做生意太难了。“你想做擦鞋匠，需要交钱接受培训，想开一间杂货铺，同样需要接受培训，官僚手续太复杂了！”他后来去了肯尼亚的 Eastleigh，和广州相似，那是一处混杂的自发形成的贸易区。“在这里，只要你提供的东西足够好，能吸引到客人，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
“在一个如美国一样的所谓成熟市场里，税收、房租、知识产权所设定的那个门槛太高了。如果你来自一个美国中产家庭，或许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少数族裔——很多在广州的非洲人都有长居欧美的亲戚——常见的工种是出租车司机，教育水平高一点或许可以做律师、会计。但想要做点小生意，在那里太难了。”
麦高登称，这套游戏规则不利于新移民，甚至不利于低收入白人，那是属于大资本的世界。
小北天桥上的街头摄影师（《广州梦工厂》截图，图 / 广东时代美术馆） “你的办公室里吹着 90 年代的风”Abdinasir 的物流公司开在怡东大厦，环市中路北面。不同于那些由明星建筑师打造的跨国公司总部大楼，他的办公室只有 20 平米。抽湿机、空调、沙发、Wi-Fi 是这种小公司的“标配”，还有常年供应的肯尼亚红茶，电视里播着肯尼亚的新闻节目。每天下午，这个有些局促的办公室总是熙熙攘攘。
怡东大厦竣工于 1999 年，一公里外的“淘金”和花园酒店、友谊商店是八九十年代广州的 CBD。等到 2012 年 Abdinasir 来广州时，这栋楼的硬件已经很糟糕了。写字楼的 1~3 层是格子间的商铺，扶手电梯直到今天都是坏的。他还记得空调修理工对他说了一句有些诗意但不太科学的话：“你的办公室里吹着 90 年代的风。”
但没人会否认这里的便利。小北地铁站 D 出口就是怡东大厦，商人们还在格子铺之间专门辟出一块区域做祷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脉，这栋写字楼里聚集了不少肯尼亚商人。
“只有朋友才能做成生意”，Abdinasir 的客户大多是肯尼亚的同乡，每天下午到深夜，他们会在这间 20 平米的办公室里消磨时间，交换生意信息、家乡情报，或是组织一场足球赛——商人们的足球赛在工作时间结束后开始，凌晨两点半结束。
非洲倒爷们只和本国人做生意，他们也会对其他国家的非洲人表示不屑。“中国人总是用很笼统的方式称‘非洲’，但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非洲，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别比日本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在小北，天秀大厦是法语区，那里几乎是西非人的天下。东非商人则相对集中在怡东大厦。“大部分中国人眼里，我们都是黑人，但不同地区的非洲人肤色也有不同”，Abdinasir 有些遗憾，“当你不了解的时候，只会用一种很模糊的方式区分，‘好了，那是另一种人’，就像是中国人用到‘国际友人’这个词时，更多强调的是‘国际’，而不是‘友人’。”
和 Abdinasir 一样，许多人都在用类似的方式维持本国朋友们的“忠诚度”。
一次，麦高登邀请了一位东非商人 Adnan 和一位同在广州的日本会计铃木共进晚餐。铃木服务于一间知名的会计事务所，他需要陪客人打高尔夫，或是帮忙处理签证问题。Adnan 是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有 4 名员工，但他同样需要在客人病了的时候带他们去医院，或者帮忙去银行开户。
铃木会接待任何国家的客人，他解释自己的工作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客人合理避税，只要他/她能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但对 Adnan 而言，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徘徊则是常事。他做的生意常涉及盗版和山寨品。
对一些逾期滞留者而言，他们甚至不需要一个合法身份，只要他/她有熟识的本国人，同样可以做成生意。
摄影师李东曾在小北的一间“劏房”里住了 8 个月，他认识了一些非洲朋友，得以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对许多商人而言，住所、社交地、谈生意的地方都可以浓缩在一个几平米的房间内。（摄 / 李东）在高端全球化里，合同是通行准则，有强大的律师负责法务，合同从草拟到签署有着严格标准。一个曾在英国住过数年的西非商人向麦高登抱怨，在中国，合同像是厕纸，他还抱怨了这里不像西方国家，草坪只让看不让踩。
索马里商人 Ali 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展示了一张“委托书”，一个同乡拜托他将两万人民币的尾款分别支付给了厂家、物流和中间人，白纸上，除了手写的几个姓名和数字，没有任何其他信息。Ali 用手机拍下发给了远在索马里的委托人。“这就是我们的交易方式，‘合同’也大多如此。”
相比合同，人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的声誉，没人记得住写字楼里那些名目繁多的商贸公司或是船运代理，你要记住的只有人。一个尼日利亚物流商向麦高登解释声誉的重要，“如果我欺骗了谁，他们不会去法院，回到家乡，他们会告诉我的父亲和兄弟，会对每一个认识的人说，你知道那个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吗？他是个骗子，永远不要和他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