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的小北街景（摄 / 李东） 协调人（peace-keeper）在这样一个合同形同虚设、依赖个人信誉的社会里，如何处理冲突？
麦高登的学生林丹和杨玚是他的合作者。林丹的博士论文关于广州这座城市里的中非交往，“用‘中非交往’这个词有些歧义，像是国家层面的中非关系，实际上没有那么宏观，我关注日常，中国人和非洲人是如何互动的。”
2010 年，杨玚在广园西一处批发市场遇到了一个冲突现场。两个尼日利亚人，一个是来广州采购的商人，一个是在市场里开店的“坐贾”，前者在后者的店里发现了一批自己被偷走的货物。
市场里的尼日利亚人指定了一个协调人（peace-keeper），他需要像个侦探一样听取双方的说法，还要向市场里的其他“证人”取证。他查验出的事实是商人买了一批 5000 美元的衣服，送去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货运公司，路上被人盯上，偷走了一些货，小偷又转卖给了这个尼日利亚的店家。
找出真相后，协调人还需要给出协调结果，他让商人付给店家一些钱，买回了这批衣服，因为是他自己错误地选择了货运公司，又倒霉地被贼盯上。但买回的价格低于正常的市场价，因为店家不该接手来路不明的货品。
协调人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逾期滞留者人数最多的尼日利亚人，他们必须保持“隐形”。一位尼日利亚滞留者告诉麦高登，自己像是 Discovery 频道里在河边饮水的瞪羚，需要随时警惕“鳄鱼”的突袭。他称自己已经养成了一种“本能”，掌握每一个地方的出口位置，以便迅速逃离。
在法律“失效”地带，人们需要自己维持内部秩序，避免生出事端。
许多非洲国家都在广州有自己的商会，有公信力的人会被推上协调人的角色。
2014 年，麦高登的电脑在小北的地道里被偷走，内有几周的采访录音和未整理的资料。他询问地道里一个维吾尔族商贩，表示愿意支付 2000 人民币赎回电脑。最初商贩不同意，后来应允，找来八个同族人。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能听得懂他们话里不时出现的英文单词‘computer’。”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小偷，取回了电脑。“这是我从田野里得出的经验。如果当时我找的是警察，或许我的电脑连同里面的资料就永远消失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除了同乡会，另一个秩序维持者是宗教。尼日利亚人常去的一个基督教堂里，人们不时组织募捐，帮助一些被捕的逾期滞留者筹措罚款——他们需要在缴纳罚款后才能被遣返回国。教会还曾帮助一些性工作者改行，比如用筹集到的钱作为启动资金，做成一个小订单。牧师对麦高登说，很多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都是年轻人，远离家庭，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什么碰不得。
这里的西瓜“全世界最平（便宜）”（摄 / 李东） “一经售出概不负责”几乎每一个非洲倒爷都曾在广州受骗过。早年，不少中国商人都认为这是“一锤子买卖”，他们的余生不再会遇到同一个非洲人。一些人告诉麦高登：“我们信神，中国人只信钱”（We believe in God， Chinese only believe in gold）。
很快有人发现非洲人习惯了比较大的议价空间。麦高登说，面对一个开价 800 元的手机，非洲人会砍价到 200。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中国人为了做成生意，会满口答应下来，签了订单，再在质量上做手脚。
低端全球化的其中一条准则是“一经售出概不负责”（caveat emptor），这要求商人们盯紧每一个流程，从看样品，下订单，和工厂保持沟通，确认货物是否对版，到最后的运输。这要求长时间的逗留，但当签证所允许的时间太短，而续签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经济成本过高，手续又太繁复时，冒着风险留下来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最主要的逾期滞留者是尼日利亚人，不过也有一些人滞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忘了续签。对一些人而言，逾期一天要缴纳的罚款和滞留了五年被抓住要交的钱是一样的，很多人怕麻烦干脆赌运气。
2014 年后，宝汉直街增设了警力和监控探头，烧烤摊和“走鬼”随着夜市而消失，一个潮汕的摊主告诉我，小偷和毒贩都少了，这里变得安全了，但生意也不比从前。（摄 / 李东）2014 年之后，广州发生了转变，夜市已经随着城市的“亮化工程”全部消失，巷弄里也装上了监控探头。政府控制商务签证的数量，并打击逾期滞留者，签证允许人们停留在广州的时间越来越有限。
根据新的政策，人们需要在续签时提交犯罪证明，但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无法在线申请犯罪证明，商人们需要支付 2000 美元的机票回到本国办理。“但等到他备齐了所有文件，他们的签证常常已经过期了。”
“广州在‘美化’他们的街道，再也看不到当初热火朝天的烧烤摊了，不仅广州，很多中国城市都在这么做。我个人自然更喜欢 2014 年前的广州，人类学家不喜欢有太多既定‘秩序’、‘规则’的地方，很多人都在小北被抢过东西，但对人类学家，这些危险、混乱本身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多种力量如何保持平衡。”麦高登说。
但他随即补充，“当然，如果我是一个广州人，或许我会更喜欢现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不仅是广州人，好几个非洲商人也这么和我说。”
随着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价格越来越高，一些非洲人告诉麦高登，他们正准备逃离这座“巧克力城”，下一站或许是胡志明市。
“对那些新人来说，这里或许不再是一片从零开始的好地方了”，Abdinasir 告诉我们，“但只要我还能赚到钱，我就不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