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茂名信宜到东莞黄江开荒种田，100多名代耕农户口悬空近30年，后代无一人读到高中
南方日报讯(记者／李书龙 发自东莞) 韦方南在26岁时成了光棍。四年前，他的老婆跑了，留下一个刚满6岁的女儿。
打从东莞出生起，韦方南就没有户籍，他既不是东莞人，也不是老家茂名的外乡人，他能被标注的身份是——代耕农“黑户”的后代。
早在1980年，韦方南的父辈们数百人，从茂名信宜市举家迁徙到东莞市黄江镇，成为当地的代耕农。此后由于手续问题，一些代耕农在老家的户籍被注销，在东莞又无法入户，由此成为“黑户”，迄今已有近30年。
这批无户籍的代耕农在东莞繁衍至今，已有200余人。在户口悬空的漫长时日里，代耕农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沉痛，他们大多生活困顿，半生以打杂度日，后代更无一人读到高中。
作为在特殊历史年代里出现的群体，在上世纪 80年代，珠三角代耕农的人数曾达10万之众，沦为“黑户”的代耕农是这部迁徙史的“意外”。近年来，已有珠三角城市出台专项政策，解决代耕农的落户问 题。亦有学者建议，对于无户籍的代耕农，可以将其纳入城镇户籍管理，逐步解决社保、教育等民生问题，亦不影响农村土地分红。
今年4月，广东省出台《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这让日渐老去的东莞代耕农再度燃起希望——“黑户”的帽子戴了三代人，如今是否有望被摘下？
逃跑的妻子
作为代耕农第二代，韦方南上下三代五口人都没有户籍。
这个尴尬的身份，让韦方南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被迫辍学，以打零工度日。2005年，韦方南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孟芳玲，当时对方并不知道他是“黑户”，直到怀了小孩，要领结婚证，韦方南才坦白了“黑户”的身份。
不过孟芳玲还是“嫁”进了韦家，只是在婚后，吵架成为难免之事。最初几年是因为没有结婚证，娘家人颇有怨辞；之后则是因为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没有户口很难办。
孟芳玲在韦家住了7年，2012年，孟芳玲去了离家较远的工厂上班，平日里就住在工厂，夫妻感情日渐冷淡。那年5月，孟芳玲最终离开了韦家，据说不久后嫁给了别人。
韦方南的婚姻悲剧，在黄江代耕农所聚居的“信宜村”并非孤例。村里有23户代耕农是“黑户”，其中至少有4户跑了老婆。
69岁的韦礼昭不会忘记，2006年的一天傍晚，他的大儿媳在家收拾好衣物，匆匆离开，在狭隘的村道上留下一个不复出现的背影，“她只回头看了一眼她的两个女儿，就再也没回来。”那一年，韦礼昭的两个孙女，一个1岁，一个3岁，她们此后再没见过母亲。
韦礼昭的大儿媳离家出走的原因，和孟芳玲一样，“她想着这一家人没有户籍，往后的日子很难过。”回忆起10年前的难堪往事，韦礼昭仍是忍不住流泪。
他顶着“黑户”的帽子活了快30年，如今，他的两个孙女也快到了读高中的年纪，而“黑户”的身份让继续升学成为代耕农后代难以实现的奢望。
韦礼昭很后悔，当初为了养家，远离故土迁徙东莞，如今看来，这个决定似乎误了三代人。
被注销的户籍
没有户籍，是这些日渐老去的代耕农一生的痛。
时间回到1980年，珠三角之地生机迸发。当时的东莞县黄江公社梅塘大队，不少农民弃农从商，大片田地无人耕种。为了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梅塘大队联系上粤西山区茂名信宜的村民，双方签下代耕合同。
不久后，信宜陆续迁来69户315人，分布在梅塘的龙见田、旧村和田心三个生产队耕种水田和山地。在与龙见田三队签订的合同上，生产队承诺划出150亩水田永远交由代耕农耕种，时年33岁的韦礼昭一家分到了12亩田地。
代耕农就此在东莞安家，他们将聚居的村子自称为“信宜村”，在村里建起泥砖房，燃起煤油灯，每天去几里外的山里挑水做饭。
韦礼昭说，当年日子清苦，但他和同乡满含希望，在荒田里种起水稻和荔枝，每年上交公粮之后，剩余的粮食多得吃不完，比老家的穷苦日子富余多了。
入莞一年后，代耕农向当地公社提出入户申请，很快得到同意。他们在黄江公社或梅塘大队开出户籍接收证明，150名代耕农在1981年便回信宜办妥了户籍迁移证，其余人则在随后数年陆续回家办理，直至1990年全部迁出信宜。
然而在1981年，仅有40人落户黄江之后，东莞随即发现，这批代耕农人数太多，不好办理。于是，同年迁出户籍的其他人全被暂缓落户，而他们在信宜的户籍已被注销。
韦礼昭在1987年才回老家迁出户口，而他被拒绝入户的理由是，梅塘大队开出的接收证明无效，因为“大队”并不具备户籍接收的权限。韦礼昭想找黄江公社重开接收证明，也被拒绝。他认为，当时黄江的经济发展很快，外人入户会多占村里的分红。
1998年，《南方日报》曾报道黄江代耕农无 法落户的问题，次年省公安厅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代耕农落户的处理意见。2002年，东莞市政府拟出解决方案，允许持有黄江公社的接收证明、并于1981年 办理户籍迁移证的33户110人，及其迁至黄江后繁衍的126人办理落户手续。
而在此范围之外的代耕农则须继续等待，他们入莞36年，户口悬空近30年，繁衍至今已有200余人。
后代无一人读到高中
起初，守着12亩田地的韦礼昭并没意识到，没有户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代耕农的土地陆续被征收，几乎无田可种。离开土地的代耕农发现，没有户籍，他们没法进入工厂，没法送子女读书，甚至连远门都出不了。
当时仍值壮年的韦礼昭尝试进厂打工，但频频碰壁，“一是没有户口，二是年纪也不小了。” 他此后只能以打杂度日，去建筑工地搬砂石，在小作坊做临时工，最多时一天可以挣到20元钱。在他60岁之后，已经没有工地愿意找他干活，韦礼昭只能困顿养老。
最初举家迁徙的代耕农逐渐老去，他们的下一代 则沿袭了父辈打杂度日的生活。现年47岁的韦志宏被公认为“信宜村”的“村长”，他在青春之年离开田地，一度想在东莞“干点事业”，但很快发现“这是个幻 想”。他没有身份证，找工作总受限制；想外出做点生意，却发现连火车也坐不了。韦志宏最终向现实低头，在年富力强的日子里只能“混迹”于工地和小作坊。
韦礼昭和韦志宏半辈子的人生际遇，是“信宜 村”两代人的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无户籍的代耕农没有固定收入，普遍家境贫苦，他们没法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与农村福利，连装网线、买车票都得 通过非正当的渠道。而年轻的代耕农第三代，似乎也难以走出父辈人的命运轨迹。他们需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信宜村”无户籍代耕农后代中，迄今无一人 读到高中。
几年前，初中生韦银春还在憧憬考个好大学，她当时是班里优等生，奖状贴满了家里半面墙壁。中考前一次模拟测试，韦银春考了全班第二名，但她放弃了此后的中考。
“结果早就注定，没有户籍，没法读高中。”韦银春说，她当时打听过一所技校的招生条件，户籍方面管得松，但每学期学费要4000元，家里没法承担。
韦银春读完初中之后，借了朋友的身份证，混进一家小工厂。她的表现不错，如今已是一名技工，但回忆起读书往事，韦银春仍然惆怅。她离几年前的美好憧憬，已经渐行渐远。
“信宜村”的孩子大多都复制过韦银春的经历。起初，他们入读公办学校，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小学交300元，初中交5000元，这些数字后来逐年提升，家境贫寒的代耕农无力承受。
到韦银春读小学时，赞助费逐步取消，公办学校开始只招本地生源。代耕农找关系将子女送进民办学校，但面向社会底层的民办学校大多只办到初中，除非能够承担高昂的学费，无户籍的代耕农子女入读高中已然没有门路。
他们的未来？
这些年来，“村长”韦志宏多次到东莞市镇两级相关部门反映户籍问题，但并无结果。依照东莞市2002年的解决方案，梅塘大队的接收证明无效、未能在1981年及时办理迁移证，成为这批代耕农无法入户的“硬伤”。
韦志宏说，曾有人建议他们回老家信宜入户，再通过积分入户落户东莞。“但老人们离乡背土几十年，在老家没地没房，怎么迁回去？年轻人连高中学历都没有，怎么可能积分入户？”
在广东代耕农的大历史中，黄江代耕农“黑户”的遭遇属于极端案例。有学者统计，上世纪80年代，因于特殊社会背景而出现的代耕农，在珠三角聚居的人数超过10万。而随着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不少代耕农在离开土地之后，不同程度地面临到生活和工作的困难。
近些年，部分珠三角城市出台专项政策，推进解决代耕农户籍问题。去年7月，珠海市出台省内首个一次性全面解决代耕农户口、住房、社保等问题的政策文件，满足“在本市有固定住所、无严重违法犯罪记录”等条件的代耕农，被准许迁入珠海市非农业户籍。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黄志辉曾长期关注珠三角代耕农问题，他认为，解决代耕农的户籍问题，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解决户籍问题的成本并不高，但跟户籍相关的社保、教育等配套资源的成本则很高，这或许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顾忌之处。”
关于东莞代耕农“黑户”的问题，黄志辉建议，可以尝试将无户籍代耕农纳入城镇户籍管理，先解决他们的社保、子女教育等基本问题，同时也不影响农村的土地分红。
事实上，东莞为了破解新莞人落户难题，曾在省内首创“虚拟社区”的政策设计。所谓“虚拟社区”，是指社区居民没有实际地址和土地实体，落户“虚拟社区”的新莞人不享受土地分红收益，但在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均可享受市民待遇。
今年以来，全面解决无户籍人员的户籍问题，成 为从国家到广东省的一项重要政策。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4月，广东省 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国家和省的政策再次燃起了东莞代耕农“黑户”的希望。
而这已是韦礼昭来到东莞的第36年，等待户籍 的第29年。2016年10月27日傍晚，和无数个平淡的日子一样，“信宜村”的孩子们陆续放学回家，逼仄的巷道里喧闹起来。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着写作 业、玩游戏，脸上写满稚嫩与无忧。他们并不知道，哥哥姐姐们辍学打工的轨迹，是否将会发生改变。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记者手记】
他们的未来还需要多久的等待？
韦方南一家人只有一张真正的全家福。2009年末，南方日报记者第一次探访代耕农“信宜村”，给韦方南一家三口拍了张合影，彼时韦家日子清苦，但终究家庭团圆。不久前，记者再次见到韦方南，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四年，不知去向，韦方南端着当年的三人合照，沉默良久。
从2009年到2016年，记者5次探访这群 似乎被遗忘的代耕农，他们的户籍问题没有一点变化，而生活的窘况则是五味杂陈。这七年之中，他们有的人家庭破碎，有的人被迫辍学，有的人打杂度日。最初迁 徙的第一代代耕农日渐老去，谈起晚年的愿望总是格外沉痛，他们顶着“黑户”的帽子过了半生，眼下只是祈愿村里的幼儿，能在某一天有个明朗的身份和未来。在 无户籍的状态下生活近30年，这在现代社会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普通人或为“人在证途”而奔波烦恼，而代耕农“黑户”和他们的后代，仍在为一纸户籍 而苦苦等待，实在有些吊诡的况味。
即便这些代耕农在入户手续上有所谓的“硬 伤”，即便他们人数“庞大”甚至违法超生，但这都没法成为其户口悬空近30年的理由。无论是纳入东莞的户籍管理，还是将户籍迁回故土信宜，相关部门都应该 尽早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不能任其顶着“黑户”的帽子代代相传，茫然等待而不知未来何期。尤其是，在从国家到省都明确提出全面解决无户籍人员户籍问题的政策 背景下，东莞代耕农“黑户”悬而未决近30年的户籍问题，更应受到正视和重视。
七年前，我第一次探访“信宜村”要离开时，读六年级的伍春妹(化名)和她的母亲将我送到村口，伍春妹最后小声地问我：“我想读初中，可以吗？”
七年过去了，伍春妹果然没有读完初中，家里负 担沉重，她才读到初二就辍学打工。她后来明白，即便是读完初中，上学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如今，19岁的伍春妹混进一家电子厂做流水工，她每天站在生产线 上，总觉得这不是她读书时想要过的日子。从上学的憧憬，到被迫辍学，再到安于“黑户”的现实，成为无户籍的代耕农后代们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命运轨迹。户口悬 空近30年，已经消耗了一代人的青春，又耽误了一代人的未来。如今，无户籍的代耕农已经繁衍至第三代，他们的未来还需要多久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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