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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
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北京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下来。
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那段日子，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或是成为国企股东，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煤老板这个名词，从此成为了过去时。
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就此开始分岔。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黄治华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算是有了靠山”。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
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北京，除了有一大笔钱，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来北京前三个月，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没日没夜地打。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经常叫他喝酒聚会，但他极少去，别人过得好，心里受刺激，过得不好，情绪会传染。他打的是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纯是消磨时间。每到吃饭时间，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他不说话，吃完继续玩。
失落不适，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你能懂那种感觉吗？”
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获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煤改之后，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人有了文化，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
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带头人便是黄治华。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在南方当过兵，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他喜欢读书，欣赏安·兰德的思想，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
比起其他煤老板，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但在同行们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
黄治华那年34岁，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高级”的生意。“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暴发户是什么？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说白了，都是跪着赚钱。”
关于公司如何命名，股东们有过分歧。有人提议要带有“晋商”两个字，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最终起名“盟动力”。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他想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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