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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这个称呼频繁出现，是在2002年之后。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敢于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投入大，利润低，还总是收不回账款，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穿不上新衣服。
在朱新宁的记忆里，前半生贫穷乏味，充满了苦痛。 四岁时，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六口人的家当，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父亲背着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路走，一路哭。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父亲六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渐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用朱新宁的话说，无尽的厄运开始了。
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因为阶级成分低，最弱势的总是朱家。
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他别无选择。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
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家庭、见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到了高二下半学期，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读高二时，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几个月后，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希望他回来帮忙。两人一同回了山西，结了婚。
朱新宁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
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
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巨额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
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
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
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进监狱也很有可能。”
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
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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