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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觉得既容易，也复杂。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复杂在想顺利挖煤，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人性这东西，复杂极了，实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
如今谈论起往事，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那时的山西。”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
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阻挠他，在矿井周边修路、栽树、开渠，煤挖出来，运不出去，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从不给钱。
朱新宁心烦意乱，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负责人受谁指使，为什么要为难他，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日后，这种谜团成了常事。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缺乏秩序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于用钱和暴力解决问题。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花对钱。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为了抢夺地盘，煤矿主们常会雇佣“护矿队”进行大规模械斗，使用大刀、猎枪，甚至炸药。
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家门，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听说你小子不错，我们相信你，觉得你需要钱，我们钱不多就50万，给你了。“你说这钱你敢收吗？你要收了，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一辈子缠住你。”
面对暴戾厮杀的环境，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情况复杂时，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打完后呆坐着，几小时讲不出话来。
但他也无法抽身，感觉人生被煤炭绑架。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看起来回报诱人，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产能标准不停提升，他只得四处借贷加大投入，盈利遥遥无期。
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后来反被恐惧感笼罩。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灾祸。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事能否办成，全靠私下疏通。礼怎么送是门学问，送多了，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
有一年春节，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露出鄙夷的眼神。朱新宁心里既厌恶，又害怕。后来他一打听，别人都送一万。
伴随着煤价上涨，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逢年过节，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走动，豪车开过去，对方连连称赞“借去体验”，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
有一年，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管理这么大的矿。他苦笑着感叹，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人干的活。对方说，那不然卖了吧。他没放在心上，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才算解决了危机。“气得我都哭了，恨得咬牙切齿。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每接触一个人，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是非，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而是去省会太原。“内忧外患，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
但总有躲不过的灾祸。有一年，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炸药，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警察说接到举报，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公安局。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学同学，看他关在铁门里，递给他一箱方便面。他跟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干什么，不想让我走了？同学叹了一口气：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其他你自己想办法。
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私运炸药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我怎么就摆不平？”
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他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
十几年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出过人命。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夜里睡不着觉。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到停尸房门口，他下了车，想先把门拉开，把尸体扛进去。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怕了，转身就跑。
后来有一次，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他忍不住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你就不怕吗？女孩说，人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后来，朱新宁也不怕了，开始变得麻木。一天睡十几个小时，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值得。
2006年，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他们脸上都有光，不同意卖。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
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朱新宁开出2.8亿的价码。经过几轮谈判，对方只愿出2.6亿。僵持不下时，朱新宁急了：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也买不了我的矿。
当时他只是情绪上来了，随口说说。没想到两三年后，竟然成了真。
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
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他一边觉得荒唐，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我痛恨死了。”
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
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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