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停留
6月敦煌的沙漠没有一丝绿色。天气异常炎热，旅行团还是来了。
有人说那天的地表温度超过了50摄氏度，“站在那已经滋滋冒油”。齐志辉和四五十个同事分好组，穿上专业的护具，带上对讲机，在快到正午时进入沙漠，开始徒步。
这是繁忙工作中，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齐志辉毕业于名牌大学，是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中层，有一个2岁的女儿。那是2016年，再过两个月他就将迎来自己的30岁生日。
4个小时后，在距离终点200米的地方，齐志辉昏迷倒地，他在烈日下走了30公里，一刻未停。
前一晚的动员会上，他决定跟自己较个真儿，看到底能走多快，竞争前几名。他给妻子发去信息：“我很紧张，我要往死里走。”
病人
医疗救援的飞机停靠在敦煌机场，齐志辉通过专用担架登机，转运到上海一家医院。这架猎鹰2000LX远程固定翼飞机的机头，贴着红色十字，机上的医疗装备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齐志辉的同事回忆，飞机上有所有ICU（重症监护室）的仪器，可以进行手术。
转到上海后，当医院院长和公司的领导站在ICU的病床前时，齐志辉已经昏迷了50多个小时，谁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醒来。
齐志辉得的是热射病，肾、肝、肺、心脏4个器官衰竭外加胃出血，还有横纹肌溶解，他的血液已经变成褐色。
ICU里没有时间，LED灯白天也亮着。滴滴答答的仪器报警声响起，齐志辉的血液情况不妙，呼吸也微弱，抢救措施轮番上阵。如果再不醒来，医生决定上呼吸机、做血透。
在作决定的最后时刻，院长用笔捅了捅齐志辉。
“挺神奇的，我竟然醒了。”
他看见病床顶上的灯光刺眼，看见两张惊喜的脸，医生指着老板问他认不认识，“我当时比较懵，怎么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啊。”
在短暂意识的清醒后，齐志辉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喝橙汁。”含混的句子没人能听懂，除了隔着玻璃的妻子，她“读”出来了。
其后几天，老板看望他时，聊了半个小时。后来老板才承认，当时完全听不懂齐志辉说的每句话。他舌头不听使唤，吃饭一嘴血、刷牙一嘴血，连说话都一嘴血。
疾病留下的痕迹还包括没有行动能力，他拿筷子时，饭撒了一桌子，只能靠护工喂饭、洗澡。ICU的病床比普通病床宽敞，这样便于给病人翻身，通常规定2个小时翻身一次，防止出现褥疮。
齐志辉说话困难，因而也不愿意跟医生护士聊天。一个星期之后，他觉得无聊，找家里要了个手机。发出第一条信息，他花了2个小时——眼睛重影，手机要贴在脸上看；手也一直抖，按键的轻重无法控制。
插着尿袋时，一个30岁男人的尊严让他试图自己下床上厕所，但“自尊摔碎一地”，根本站不住，“这他妈不是个废人！”
他在ICU躺了22天，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天空。有一个小窗户对着走廊，常年摆一个倒放的拖把。齐志辉高度近视，以为是趴着睡觉的人，他跟它“大眼瞪小眼”，心想：“这个人怎么趴一天了？”
在住进ICU的第五天，齐志辉“疯了”。他用嘴把输液针咬掉，喊着“有人想杀我！”氯化钾注射液他看成剧毒的氰化钾，“谁想弄死我！”
突然失控、说疯话出现在很多ICU的病人身上，一些医院不得不把病人的手绑起来，以防他们拔掉维持生命的重要仪器。
出院时，母亲煞有介事地做了个仪式。带着红纸袋，在病房里转了一圈。“以前我会恼火、凶她，现在只要她觉得心安，就行了。”
而立之年
这一场沙漠惊魂被齐志辉称作“宿命”。大学读书时，他学的是环境，对沙漠有独特的情感，说沙漠是人类对自然糟蹋到极点的产物。在学校的BBS上，齐志辉的签名是“层层堆积的黄沙像是几千年积攒的地球的褶皱一样，我喜欢这日积月累的没有庄稼的梯田”。
“宿命之二”是他这些年工作顺利，朋友挺多，不会有时间停下来想：人到底为什么而活。表面开心，内心却忧虑和焦躁，“我往沙漠走去，到最后，原先的困惑爆发到极点。”
毕业时，在小城当公务员的父亲让齐志辉考公务员，齐志辉考上了但不想去，“跟老父亲决裂”。父亲自认为自己过得还行，每每喝多，总会教育齐志辉，“你必须怎么样，才能像我一样。”但齐志辉看父亲的工作一眼望到头，“小爷我要出来，只要不回家去哪都行。”
当年他投了很多简历，最滑稽的一次是应聘一个娱乐公司，到那一看就是一家夜总会招端酒的，他说自己做过什么社会实践、拿过什么证书，“一些黄毛纹身的人冷冷地看着我，一句话没说。”
后来他来到现在的公司做物业，谁家马桶堵了、下水道坏了，打个电话骂一通，他就会被派过去修。有时也要挨家挨户敲门收物业费，“付钱的人好像有道德优势，就是怼你，看你不爽。”
靠着机灵劲儿，他被调去跑业务、拉客户。他在4个城市驻扎过，第一次跑业务时，就被人骂得在车里哭了半个小时。“那时心高气傲的，哪里受得了这个委屈，凭什么跟你低三下四。”
后来“脸皮厚了”，“发现自己无所不能”。他学会了混酒、品茶；一个不抽烟的人比谁都懂烟；当时没生孩子的他，比当爹的都懂新生儿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没去过中东，但攻略门儿清。
遇到项目集中的时期，他一天要喝三顿酒。“大概这辈子能喝的酒喝光了，出事后一滴酒都不能沾了。”
成为病人后，他有大量时间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以前，他一倒在床上，想的是谁喜欢喝什么酒，喜欢谈哪些东西。“那时候过节送礼的单子丢了，几天都睡不着觉。”
“我在那样的生活中如鱼得水、深陷其中，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但又陷于一种纠结的痛苦，我需要阳春白雪、读很多书、思考人生，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去想了。”
齐志辉有时会羡慕上几代人，信息匮乏，目标单一。活着有时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时是让孩子上学。“他们比我们幸福得多，社会历史给了他存在的意义。”
“死”过一次之后，齐志辉才第一次真切感觉到“我到底为什么而存在，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出事的前一年，齐志辉工作调动到上海，他和妻子带着女儿租了一居室，月租5000元。他的工作变成早期投资，做孵化器，每天参加路演，看过好几百个项目。他说创业有时像个恶魔，年轻人把焦虑凝聚到创业上来，把人性弱点扩大化，“挺不能看的”。
“很多创业者身上诚实、踏实、执着做事的品质都没有，只能描绘一种情绪和蓝图。”
尤其是已经融资过几轮的一些人，很牛气，身上缺乏敬重，不管是对人还是秩序，只崇拜表象的成功，“眼睛里闪烁着未来我就是马云的光芒，现实中连一个鸡蛋灌饼的小摊都管不好。”
“我们这代人，好像什么都不缺，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站在敦煌灼热的沙漠里，齐志辉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决心。“我前30年从没为哪件事努力到极致，我们这代人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意义是什么。”
齐志辉固执地在沙漠里行进，既害了他，最终也救了他。
若是在失去意识时就倒在半路，一时半会可能没人发现他，耽误救治。“最终我出事是因为焦虑，在走到自己没意识前的一刻，我感到一种解脱。”
那个异常炎热的上午，他决定就那么一直走下去，不给自己任何退路。途中有补给车来回开，救护车随时能招呼，对讲机一直开着，但他忘了它们的存在，内心的想法就是“不行，我得走”。
这让他屏蔽了生理上的不适和痛苦，机体的警报被他忽略了。同行的人里也有中暑的，都在慢慢地走，感觉到眼睛睁不开时，及时就医，“我确实没感觉到那么多”。
他翻过了小沙丘，也走过硬一点的石子路，在最后时刻，他完全失去了意识，没有视觉、没有听觉、没有感觉。
至少有两个人证实，他在快到终点时“看着很奇怪”，有好兄弟想跟他一起走，说“志辉你别走那么急”，但没有得到回应。有人说他走得很凶，眼神狠；有人说他眼神呆滞，像死了一样。
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时刻，齐志辉周围没有一个人，“有人我也一定要超过他”。“在变成行尸走肉之前，我是孤独的。”
人间百态
齐志辉的新生命是从ICU里开始的。他的病房是一个单间，大约10平方米，摆了许多机器，显得很挤。晚上10点，所有房间关灯休息。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夜里会死人。
清醒的时候，他试着去观察。有些病人一直在喊“护士救救我”，“其实未必是紧急情况”。
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病情很重的病人，想见家里人。医生给家属打电话，很气愤地说，“人已经这样了，你再不过来，两天之后就没了！”电话另一头没有给出积极回应。
病友是他“生病期间仅有的一些朋友，出来一个都没见到过”。
“这里阅尽人生百态。”安友仲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在ICU工作了24年。他坐在几块屏幕前，病人的心率、血压、呼吸频率、氧饱和度等是屏幕上不同颜色的曲线和数字。
一位在ICU上班第一天的护士记下日记：各种粗细、各种材质的管道，插入他们的头、胸口、腰背、尿道，引流出身体不需要的多余液体，暗红色、酱油色、鲜红色、淡黄色。生命被这些出入水量控制，被一群数字数据所代替。有人光肚子上就插了13根管子。
苏醒的病人面临何种局面？直径1厘米的管子插在嗓子，“嘴不能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谁能够痛快？”一些病人在被告知自己不能乱动后，刚点了点头，其后还是要动，很少能忍住。
“把人当做人，不是当成细胞和组织。”安友仲说。他希望病房最好有窗户，而不是LED灯，给病人时空定位，当他从昏迷中醒来，不容易出现今夕何夕的失控状态。窗户还要有竖的百叶窗，病人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还能通风。查房时，要叫病人名字，而不是几床的代码，叫名字是在不断提醒对方，他姓甚名谁。
“国外有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刚刚进入ICU的病人，第一天的睡眠有40几次，这意味着一个小时有几次睡眠，十几分钟就被吵醒一次，这是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的。”安友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欧美病人拔掉管子的少，为什么我们多，是因为我们耐受比欧美差吗？其实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缺乏信任。”
“医生的亲戚有时对当地医院也有怀疑，缺乏彼此的信任，欧美病人是‘我不懂，我把所有治疗交给医生’”。
在美国，一张ICU病床前有3位护士，而中国大部分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照看四五个病人。非典时期，一个护士辞职时跟安友仲说：“主任，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刚进科室的时候，您说ICU是朝阳的学科，一定有发展。我们很努力，给病人翻身擦背，100多斤，个个都腰肌劳损。”她说，下班后东西往地上一扔，床上一躺，根本不想动。刚结婚时，丈夫会给她捶背，时间久了人都受不了。
这里离死亡很近。在一场清明论坛上，安友仲说自己是会场里见证过最多从生到死的人。“做医生，谁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但走麦城的时候谈了吗？有些病就是治不好的。”
“看病跟修车不一样，任何小的病也不能打包票一定治好，上万种疾病能治愈的没有多少。”吕杰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他最怕听到家属问，“大夫你说这个手术是不是做坏了？”“手术做了九死一生，不做是有死无生。”
“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一些病人家属打完官司，对安友仲说，“我对你个人没意见，我也知道我们家这事跟你没关系，但是我得要钱；瘫在床上的病人，得要钱。”
下午有一个小时是家属的探视时间，病床前有一些温情时刻。老人彼此握着手，默默地趴在耳边说一些话，不是爱你之类的，往往是孩子怎么样了，家里怎么样了，吃了什么饭。“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安友仲说。
一个昏迷了10多天的病人，大概无望。家属蹲在医院走廊的马扎上，不愿意走。到了探视时间，家属抚摸着病人的身体，嘴里一直在对他讲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询问护士，“我挠他脚心有反应，是不是进步？”
事实是“病人随时有可能不行了”。探视结束后，医生找到家属，一顿安抚，让他们做一点心理准备。家属愣愣地，听完后，把一个剃须刀递给大夫，仔细演示了用法，请护士帮忙给病人刮胡子。
王玥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从业23年。“人能够判断出什么是真爱。”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在ICU住了20多天，血液病。妈妈拉着王玥的手说，“您怎么教育的护士，对我们孩子这么好，擦干了屁股，还给吹吹，还擦油，一点不嫌他脏。”说起这事，王玥哭了，“她是发自内心地理解你。”
“最怕看到这种小病人，医生和护士从头哭到尾。尤其当孩子特别乖时，很配合你。你看他那么小，遭这个罪，皮肤掉得一块一块的，还在那玩游戏机，意识不到自己快不行了，小孩没有恐惧感。”吕杰说。
“主任总说，病人站在悬崖边上，ICU就是那根绳，我们做的是把他拉起来，离悬崖越来越远。”王玥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出于一种本能，面对一个生命，人类的本性是救助。每一个医生护士，都不希望病人在自己的班上死去，即便是病人主动放弃。
她见过一位孕妇，怀孕后得了肺癌，进展很快。病人一宿一宿地坐着，不停地咳，躺不下，也睡不着。她要求插管，这意味着凶多吉少。家属反复犹豫，在门外抱头痛哭，抉择起来太痛苦。 当一个生命体征渐渐走向衰竭时，护士会打开窗户，“对死亡的尊重，希望他安然离去。”
这些年，王玥看到人对活下去的欲望如此强烈，没人会说“我没钱别给我治了”。有些家里实在贫困，决定拉回家，病人没法表达，只是默许。
穷困的人不会说“我没钱”，只是一个劲儿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有钱人的家属作起选择来，少了些犹豫。王玥见过有位有钱人躺在病床上，“小三”抱着孩子来认爸；有人在抢救，律师进来做公证；还有炫富的，不吃医院的小米粥，非要吃辽参。
“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医生和护士更希望你活下去。”吕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最亲的人想的可能是其他的事，“银行卡密码还不知道，后续该怎么处理”。
他见过，有的家属头一天跪在地上要求救治，没过两天，就又说要放弃，拒绝非常彻底。“在拒绝救治上，儿子比女儿要果断。”
在这个科室，一年抢救有七八百例，平均一天有两例。病人突然情况不好时，吕杰的神经会无意识地紧张起来。实习时遇到紧急情况，他从7楼跑上19楼，根本来不及等电梯。
他接手过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她的儿子胳膊上有文身，戴着耳环，说话不客气，“看着不像好人”。吕杰估计他很快会放弃对母亲的治疗。在花了近百万元之后，希望仍是不大，他说：“不行，我就这么一个亲妈，我得救她。卖房也救她。”
在ICU住了70多天后，这位母亲终于摘了呼吸机，转到康复医院。之前欠了医院30万元，儿子赚一点，还一点，出院时已经还清。他果真把一套北京朝阳区130多平方米的房子挂出来卖了。
“那些说砸锅卖铁也要治的人，通常坚持不了几天，真正需要砸锅卖铁的人，不会张扬，他已经去砸了。”吕杰说。
“我刚工作的时候，家属问的最多的是：我们家老爷子到底有戏没戏。有戏就继续治，没戏就拉回家了。”安友仲说，现在，病人家属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家老爷子走着进来，怎么躺着出去了呢？”
王玥遇到过一个中医世家，病人需要ICU的呼吸机，“共同的职业，他们应该很理解，但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病人尿在床上，家属觉得护士看护不力，给了病人一根棍，让他有事使劲敲。“跟我们说话，从头到尾录音，后来要封病例，告我们。在医院里大吼，‘把病人治死了’，保安都来了。”
安友仲回想女儿出生那天，一位病人突然生命体征不好，他放弃休假，投入抢救，救了回来。一年后，病人因其他原因去世，家属得知安友仲那天的特殊情况，在他女儿10岁前，每年那一天都带着花去祝她生日快乐。
父亲去世那晚，外院转来一个病人，家属都在美国。安友仲正陪着母亲把父亲送到太平间，病房一直打来电话，说家属要求主任必须到场。安友仲还是去了，家属不在，必要的治疗只能“硬上”，“稳定住了”。后来同事告诉家属，安大夫的父亲昨晚去世了，家属来道歉，安友仲把他们骂了一顿：“谁没爹没妈，就你有爹有妈！”不打不成交，之后医患成了好友。
ICU的工作通常挺有成就感。安友仲的ICU病人死亡率是3%。他们进来的时候浑身不能动，脸上是淡漠的眼神，来探视的家属转一圈都认不出人来。出ICU的时候能开玩笑，有病人痊愈后来看望医护人员，那种生命力让人全然想不到他曾离死亡那么近。
重生
齐志辉以前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繁华背景里疲惫的小人物，从ICU醒过来后，他换上了电影《终结者》的海报，那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I WILL BE BACK （我会回来的）”。
恢复的那段时间，他四处寻医问药，衰竭的心、肺、肝、肾逐渐恢复机能。出事两个月后，他和家人一起度过了30岁阴历生日，那天正巧也是女儿的阳历生日，女儿黄色的发卡上有朵朵小花，噘着嘴等待吹蜡烛。
出事后，公司把齐志辉安排在海南休养。他重新获得了许多已经遗忘了的作为一个健康人的感觉。他重新经历自己吃进去的第一口饭，自己说清楚的第一句话，自己迈出去的第一步路，自己爬上去的第一阶楼梯，自己写出来第一个字……
刚开始走两公里，他满脚水泡，必须一个个挑破，撒上消炎水，第二天才能保持运动量。出事9个月后，海南那天的阳光正好，满大街的车，齐志辉心情也好，“不如跑它两步吧。”
当双腿开始动起来时，“那感觉真好，正常的走和跑，耳边的风是不一样的。”
那天他只跑了50米，肺因此疼了2天，只要呼吸就无法入睡。但他感到快乐。
“小孩子知道跑之后，发生了很多改变，世界因此变小了。”他之前只能走，到哪里都怯生生的，走路慢、范围小，能跑之后，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再看《阿甘正传》，他把里面的每句话都融入了眼前的经历和以后的生命，“我们把很多习以为常的拥有当做理所当然，当我承受着肺的疼痛和腿的慌乱，重新拿回奔跑的权利，我才真真切切地知道，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收获理所当然。”
齐志辉在而立之年获得“难能可贵的平静和跳脱”，“使我有机会以一种真正平静和成熟的视角审视世界。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我本身的存在。”有时候他一个人，走在沙滩上，海水突然涌向天空，脚底是软软的沙滩，海浪拍打着，他感受到无比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
以前，这种感慨只发生在吃完饭、唱完歌，半醉半醒的KTV里，当他“死”过一次，“死亡是实实在在的，头脑里的筹码，是最忠诚的朋友。”
当初，但凡错过好的机会，他会懊恼难过，现在，任何可能后悔的时刻，他的头脑里都有个声音在说，“你他妈死过一回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赚的。”
他说，“我们这代人，总是想着怎么更快、更成功。”他的父亲在经过“丧子之痛”之后，再也不会把想法强加于他，“有句老话，失去才知道珍惜”。
他讨厌在朋友圈花式秀加班、泼洒鸡汤，也不愿意发一些岁月静好的文字，更不愿意絮絮叨叨总是守着这件事没完。但在出事一周年后，他决定写一首诗。
回首凝望 以为人影憧憧
背后却是面荒凉的镜子
只有深渊于其中凝视着我
我也凝视着这深渊
……
我走在沙漠里
兵丁散却蜃楼遁形
追逐着五千年的烈日
在这个天地颠倒的沙洲
我获得了自由
“其实我们每年都过一次自己的忌日，只不过不知几月几日。现在我可以把6月12日作为那个特别的日子，时常反省自己将来是否有足够的底气面对死亡。”
两年前的6月12日，敦煌大热，这个年轻人决定往沙漠走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齐志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