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发展节奏。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2%。

  这意味着城市发展不仅要盘活存量,还要尽可能激发新动能,以对冲当下疫情带来的经济收缩。此外,主动选择和发展那些抗风险的产业也尤为必要。

  “千年商都”广州一直是一线城市中稳健发展的代表。2020年5月,广州获国务院关于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实施技术改造成效明显督查激励。这份激励是对广州过往制造业转型升级实践的肯定,它说明广州产业结构具有极强抗风险的能力,高质量发展潜力开始释放。

  始于千年商都,奋力于工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广州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尽管它低调如初。

  互联网拉动力最强

  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一个城市经济发展韧性,也是对过往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调整的检验。2019年,广州的产业发展成绩亮眼,老城焕发出新活力,面对疫情冲击,也多了一份快速复苏的底气。

  疫情之下,科技基因更强的企业发展更稳健。延伸到城市发展,一个城市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往往反映城市产业发展的活力水平。2019年,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2万家,同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连续三年快速增长,实现总增长5倍的“广州速度”。 

  毫无疑问,这些企业是广州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源动力,驱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在制造业方面,2019年全市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7.2%;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9.0%。

  于是,疫情稳定之后,广州工业发展恢复速度也较快。4月份,广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当月增速由负转正,分别增长1.5%和1.4%。其中,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的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9.2个、4.0个百分点。

广汽总体产能恢复比例约为60%,全年预计增长3%广汽总体产能恢复比例约为60%,全年预计增长3%

  与工业的从容复工相比,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此次疫情中也可圈可点,“互联网+”的赋能效果明显。一季度,广州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逆势增长21.3%,成为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拉动力最强的行业。其中,信息软件和金融业最为亮眼,两者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2.5%和8.4%。 

  这源于过去十年,广州一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从2009年广州明确“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到 “十二五”期间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主导性产业”,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广州产业结构调整。10年后,到2019年末,广州市三次产业比重为1.06:27.32:71.62。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占服务业比重达67.1%,产业结构的风险免疫能力不断提高。

  疫情之下,放眼全国,这些数据或许不是最亮眼的,却是能真实反映广州抗击疫情风险的产业发展密码:以技术驱动的先进制造业和“互联网+”赋能的现代服务业为双翼,助力广州在疫后经济发展快速步入正轨。

  不只是“千年商都”

  过去4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发展往往是扩展性的,不断扩大城市发展区域或和产业发展规模,寻求增量资源,实现规模效应,期间,土地、廉价劳动力成了最大的生产要素。而资源禀赋好的城市发展优势更明显,“千年商都”广州资源禀赋也不差。

  当下,跟随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城市发展步入谋求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人才、数据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开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钥匙。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产业的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用科技助力传统产业转型,让存量产业焕发新活力;一是,发挥创新、人力资本的作用,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寻找新动能。

  在科技助力产业转型方面,广州有着一线城市的产业敏感。早在10年前,就出台了《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要(2009-2015年)》,明确未来广州要着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随着技术地不断迭代,在《广州制造2025战略规划》中,广州开始推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IAB、NEM)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初具规模。

  广州超算中心主机系统“天河二号”蝉联全球超级计算机第一,荣获四连冠。图为“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广州超算中心主机系统“天河二号”蝉联全球超级计算机第一,荣获四连冠。图为“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经过10年的沉淀,创新俨然成了“千年商都”的底色。2019年底,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广州的创新能力在72个国家创新型城市中排名第三。另一份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广州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中的排名连续3年大幅上升,从2017年的第63位,一路提升到2019年的第21位。

  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既有广州科创资源丰富的优势,也有加大广州的研发人员及经费投入的功劳,更多的是广州已依托平台积聚创新人才、产业创新生态圈初见雏形。

  近年来,广州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经费。以2018年为例,广州每万名从业人员中从事R&D研究人员数为149.7人年/万人,比上年增长9.39%。全社会R&D经费支出达到600.17亿元,比上年增长12.73%。

  目前,广州拥有全省80%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今年广州市两会前夕,广州再次提出,将构建以明珠科学园为主阵地、以4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前沿研究战略支撑、以4个省实验室为策源创新载体、以多个高水平创新研究院为技术供给主平台的“1+4+4+N”高端战略创新平台体系。

作为华南地区科研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广州聚集了全省2/3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在广州工作的诺奖获得者有8人、“两院”院士98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490人  作为华南地区科研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广州聚集了全省2/3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在广州工作的诺奖获得者有8人、“两院”院士98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490人

  这些创新平台不仅是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支撑,也是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孵化器,也将成为汇聚全球创新人才的空间。目前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人、“两院”院士97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490人。

  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广州一直为经济稳步发展和房价温和的代名词,吸引着人才流入。2014年至2019年5年时间,广州人口净流入222.5万,在一线城市中位居第二。今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透露, 广州市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已经超过2200万,但统计局披露的常住人口为1530万,实际人口比常住人口多670万人左右。

  事实上,全国目前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超2200万的城市约6个,实际人口远超常住人口,不仅验证了产业发展的活力,也说明未来广州人力资本优势将持续释放。

  金融成四大支柱

  科技赋能产业,加速广州制造向“智造”的转变,也提前享受战略新兴产业带来的高质量发展红利,适度对冲了疫情带来的风险,数据显示,1-4月,广州的工业、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比一季度均有所收窄。

  另一方面,“互联网+”赋能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信息软件行业,实现逆势上涨,成为众多产业发展中的一抹亮色。今年一季度,广州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金融业同比增长8.4%。

  事实上,这只是它们正常的发展水平,其抗风险能力也展露无遗。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同比增长16.9%,在全国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中心城市中增速排名第一,而2019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金融业税收收入448.7亿元,占全市税收8.1%,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

  现代服务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对城市营商环境的感知更敏感。过去三年,广州力推营商环境改革,实现了从营商环境1.0到3.0的升级提速,让“千年商都”魅力不减当年。

  广州营商环境改革的效果得到了国内外机构的认可。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广州市在全国34个主要城市中营商环境位居首位。另一份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目前在全球排名第三十一位,相比于上一年提高了15位。

  当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最直观的体现在市场主体的持续增加。截至2019年底,广州实有市场主体232.91万户,同比增长13.24%,其中企业127.71万户,近3年每年企业数量增长均超过两成。其中,不仅有1.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广州,还吸引了外商投资企业3.4万户,306家世界500强企业扎根。

  更深层次的反馈体现在各类总部企业的选择上。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全国15个城市都发布了发展总部经济的规划或政策,一场总部企业争夺战悄然打响。广州正是在2018年启动营商环境改革1.0的时候,发布了《广州市促进中部经济暂行发展暂行办法》。

  目前,总部经济集聚已初具规模,如在黄埔区科学城,各类科技企业超3200家,科研机构超过400家,成为广州总部经济最为集聚的区域之一,汇集了广州农商行总部、宝能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南方电网总部等。在天河区,广州国际金融城的起步区定位为金融总部集聚区,目前,广州国际金融城已引进11家金融机构。

  此外,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南方中心等4家国家级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全部在广州设立机构,全年新增上市公司20家,年度增速达历年之最。

  无论是各类总部企业还是国家级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落户广州,它们将带来新一轮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加速它们在广州集聚,持续赋能广州产业发展,让“千年商都”广州在不确定的后疫情时代,依旧拥有源源不断的新活力。